武王三監分封制：古史新探

西周初期推行的分封制，不是一下子就取得成效的，它有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

周族原是個姬姓部落，到商代後期發展成爲西方强大的屬國。到周文王時，攻克黎國（今山西長治西南），討伐到邗（今河南沁陽西北），滅亡崇國，建都豐京（今西安市西南豐河西岸），就開始有滅商計劃。周武王在繼位第二年，到盟津和諸侯會盟，共謀滅商。到第四年就聯合西南許多方國東伐。由於商的軍隊倒戈，即所謂“紂卒易鄉（向）”（《荀子·儒效》），在牧野一戰取得决定性勝利，從此商朝滅亡而周朝建立。周朝在滅商過程中就開始推行分封制。

在周武王凖備滅商的四年間，看來已經分封一些諸侯，用來作爲凖備滅商的前進據點。武王分封三叔，應該就在這時，不可能如《史記·管蔡世家》所説在武王克殷之後、設置三監的同時，管叔封於管，“管”一作“關”，《墨子·耕柱》和《墨子·公孟》都稱管叔爲關叔。管在今河南鄭州，商代早期就在這里建有大城，至今遺址尚在。這是商在大河以南的重鎮，“關”可能因此得名。蔡叔所封的蔡，原來應該在祭，“祭”“蔡”古音同通用。祭在今河南滎陽西北（從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之説），正在管的西北，在敖山以南，靠近大河，是十分重要的戰略要地，後來周公之子就封在這里。如果武王不在此建立前進的橋頭堡，盟津（在管、祭之西）就不可能成爲大會諸侯的地方。武王把管叔、蔡叔分封於管、祭，是很重要的一個凖備滅商步驟。等到滅商以後，武王還常到管坐鎮，對管叔、蔡叔有所指示。《逸周書·大匡》説：“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逸周書·文政》又説：“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霍叔所封的霍可能也離管、祭不遠。後來蔡叔後裔封於蔡，在今河南上蔡西；霍叔後裔封於霍，在今山西霍縣西南；當是周公平定三監判亂之後遷移較遠的。

武王滅商，是由於内應外合而很快取得成功的。武王滅商之後，商朝貴族在王畿的統治力量還很强大，特别是貴族基層“士”一級的人員衆多，分布在各地有着根深蒂固的統治勢力。因此這個新建的周朝，如何牢固地統治商朝王畿，防止原來殷貴族的反抗叛亂，就成爲當時必須解决的突出問題。

這時周武王只能采用商代已經實行的分封制，作爲解决這個突出問題的主要手段。一方面爲了緩和商代貴族的反抗，分封商王後裔作爲諸侯，把原來商代王畿一部分區域作爲封國；另一方面把原來分封於前進據點的三叔，進一步分封到商代王畿，用來監督新封的商王後裔和商代貴族，從而加强控制這個剛征服的重要地區，稱爲三監。猶如戰國時代秦惠王滅亡蜀國以後，因爲“戎伯尚强”（《華陽國志·蜀志》），一方面分封蜀王後裔，“貶蜀王更號爲侯”，另一方面“使陳莊相蜀”，“以張若爲蜀守”，運用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從旁加以監督，防止發生叛亂。

關於武王設置三監的事，因爲缺乏原始史料，出於後世傳説，就不免有分歧的説法。但是經過我們的比較和分析，還能够看出個眉目來。

關於武王設置三監的傳説，有下列四種：

第一種説法，把商代王畿分爲“殷”和“東”兩部，在繼續分封王子禄父（即武庚）“俾守商祀”的同時，封管叔於東，封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見於《逸周書·作雒》。

第二種説法，把商代王畿分爲邶、鄘、衛三部，封武庚於邶，管叔於鄘，蔡叔於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見於《漢書·地理志》。

第三種説法，在繼續分封武庚於殷的京師的同時，分商代王畿爲邶、鄘、衛三部，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見鄭玄《詩譜》。

第四種説法，認爲“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謂三監”。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史記·周本紀》正義引）。

這四種説法各不相同。《逸周書》只把商代王畿分成殷、東二部，其餘三説都分成邶、鄘、衛三部；《漢書》認爲武庚是三監之一，三監是武庚、管叔、蔡叔而没有霍叔，而其餘二説都説三監是三叔而没有武庚。《漢書》説武庚封於邶，而《帝王世紀》又説霍叔封於邶；《漢書》説管叔封於鄘，而《帝王世紀》又説蔡叔封於鄘；《漢書》説蔡叔封於衛，而《帝王世紀》又説管叔封於衛。《逸周書》又説管叔封於東，蔡叔、霍叔封於殷。《詩譜》又没有明確分明三叔封國所在。《詩譜》和《帝王世紀》都説邶在北方，衛在東方，但是《詩譜》定鄘在南方，《帝王世紀》又説在西方。王肅、服虔也説鄘在“紂都之西”（《詩話》正義引）。(www.xing528.com)

爲了便於分明起見，我們把武庚和三叔封國不同之説，列表如下：

清代有不少學者對此作過探索，提出了各種不同看法。王引之從《漢書》之説，肯定三監是武庚、管叔、蔡叔而没有霍叔。他認爲先秦古書如《左傳·定公四年》《吕氏春秋·開春論》等，都只談到管、蔡叛亂，《史記》的本紀、世家也都這樣；《逸周書》有霍叔而稱爲“三叔”，是出於後人依據僞《古文尚書》增改（《經義述聞》卷三“三監”條）。崔述《豐鎬考信録》也有同樣的主張，只是没有談到《逸周書》。

我們認爲，王氏此説不足以作爲定論。《逸周書·作雒》既説：“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又在叙述叛亂發生和平定的過程中兩次提到“三叔”。而且先秦古書也有提到霍叔的，如《商君書·賞刑》説：“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而且把武庚連同管叔、蔡叔一起作爲“三監”，“以監殷民”，顯然和當時政治斗争的形勢不合。當時武王之所以要設置三監，應該如《逸周書》所説“俾監殷臣”，和封武庚而“俾守商祀”，性質根本不同。《尚書·多方》記載成王告誡殷和方國的“多士”，還説：“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明白指出這些殷貴族曾經臣服於周朝的“監”有五年。武庚應該包括在被監督的“殷臣”之内，是被監督的對象，怎麽可能列爲三監之一而“以監殷民”呢？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又有不同看法，他贊同《帝王世紀》霍叔爲邶監之説和《逸周書》孔晁注的解釋。孔晁説王子禄父“封以鄭，祭成湯”（“鄭”字當是“鄁”字之誤，或者是“鄁鄘”二字的脱誤）；又解釋“東”和“殷”説：“東謂衛，殷，鄁、鄘。霍叔相禄父也。”陳氏根據孔氏之説，認爲“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内，以定其腹心。當日制殷方略，想應如此。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這一説法曾爲清代多數學者贊同。孫詒讓《邶鄘衛考》（收入《周書斠補》和《籀廎述林》）也采用此説，認爲管叔、蔡叔爲正監，霍叔相武庚别爲副監，史料上三監説法的分歧，是由於“諸儒各以意爲去取”。

近人劉師培《周書補正》又反對孔晁的解釋而另立新説。認爲“殷衛本即一字”，引用《吕氏春秋》中多次講到的“郼”即是“殷”爲證，並且指出《逸周書·作雒》所説周公平定三監之亂以後，“俾康叔於殷、俾中旄父於東”，就是説封康叔於衛；《逸周書·作雒》講到周公出師，“臨衛政（徵）殷”，殷衛並言，足證其爲一地。劉氏還把《漢書》和《逸周書》三監之説作比較，認爲武庚别封於邶，蔡叔封於衛，管叔所封的鄘即是《逸周書》所説的東，而《逸周書》所説的殷應包括邶和衛。

近人王國維更另創新説，他有《北伯鼎跋》一文（《觀堂集林》卷十八），認爲西周銅器有“北伯”和“北子”的器，即邶國制作；北伯器數種光緒庚寅（一八九〇年）出土於河北淶水縣張家窪，可以證明“邶”即是“燕”；而“鄘”與“奄”聲相近，“鄘”即是“奄”。“北伯”和“北子”的銅器確是邶國制作，清代學者許印林（《捃古録》引）、方濬益（著《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早有此説，但是我們認爲不能因爲北伯之器出土於河北淶水，就武斷説“邶”即是“燕”。因爲光緒年間河北淶水出土“北伯”之器，並非出於科學發掘，不能證明這些銅器即出土於北伯墓中，銅器可以因種種原因遠遷。1961年湖北江陵萬城曾出土“北於”三器，爲江陵文化館徵集所得，也該由於特殊原因而遠遷到楚的。武王設置三監的目的在於加强控制商代原來王畿，當時周的勢力，北既不可能遠到燕地，東也不可能遠到奄地。奄在今山東曲阜，曾一度爲商的國都（盤庚遷殷以前的國都），這時爲嬴姓的奄國所在，在周公平定武庚、三監和徐、奄等國的叛亂之前，周朝還不可能在那里建立新的封國。但是王氏把鄘定在東方，這和劉師培主張“鄘”即是“東”之説相合。

在衛、邶、鄘三國中，衛的地望是明確的。後來康叔就封於衛。劉師培以爲衛即是郼，沿用舊稱，是毫無疑問的。“衛”和“郼”，都是从“韋”得聲，都和“殷”聲同通用^[1]。周人把商代國都“殷”的周圍地區的封國稱“衛”，確是沿用原來名稱。

“北”或“邶”的得名，因在殷舊都之北，也是没有疑問的。《説文》説：“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詩譜》説：“自紂城以北謂之邶。”《續漢書·郡國志》説：河内郡朝歌，“北有邶國。”商代在國都殷以北，確實有一塊較大的直屬統治區。《史記·殷本紀》説商王祖乙建都於邢，《世本》和《書序》都作耿，“耿”與“邢”音同通用，就在今河北邢臺^[2]。這一帶有規模較大的早商文化遺址。我們認爲，這時邶的封域雖然不能像王國維所説到達燕地，至少應該包括邢一帶在内。這時把武庚别封於邶，而派霍叔相禄父，是可能的，目的就在於把武庚排擠到較遠的北方去，免得威脅中原地區。《逸周書》説周公“降辟三叔”之後，“王子禄父北奔，管叔徑而卒，乃囚蔡叔於郭浚”。武庚的“北奔”，也可以作爲他封國在邶的旁證。

衛、邶、鄘三國中，地望有争論的，只有鄘國。前面已經談到，鄘有東、西、南三説。看來不外乎在殷的東南地區或西南地區。因爲殷的東南和西南，原來商代都有一大塊直屬統治地區。在殷的東南，有河亶甲建都的相，在今河南内黄東南。在相的東南，更有祖乙從邢遷去的國都庇，當即春秋時魯西的毗或比，在今山東范縣、鄆城縣境^[3]。在殷的西南有商王廣大的狩獵地區，有雍、盂、召、向、鄂（噩）、寧、凡等城，也是個商代直屬的重要地區。陳逢衡《逸周書補注》引吴慶恩説，認爲《逸周書》所説“東”，指魯、衛間地，地在大河以東，秦漢的東郡便是沿用舊稱。如果此説確實，按照劉師培“東”即“鄘”之説，鄘就應在殷的東南地區。但是，如果以王肅、服虔、皇甫謐所説鄘在西方和鄭玄所説鄘在南方結合起來看，鄘就應在殷的西南方向。關於這個問題，古文獻上没有明確資料可以論定。今本《詩經》所分的邶、鄘、衛三風，原本都是衛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惠周惕《詩説》），可能出於《毛詩》的劃分，不足以用來分辨三國的地望^[4]。最近日本學者白川静著《詩經研究·通論篇》，根據殷墟卜辭所講的“鄘”這個地名，和鄭、雀、、有關係，推定鄘在殷王畿的西南地區（見原著第100—101頁）。關於鄘的地望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探索。

從目前所有文獻和考古資料，我們還不可能把這個問題全部分辨清楚。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武王所推行的以三監爲主的分封制，目的在於把新征服的商朝王畿分割開來，以便對原來有統治勢力的殷貴族加以安撫和監督，從而消除他們的頑强反抗，鞏固對這個重要地區的統治。事實上這個辦法並没有取得預期的成效。等到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掌握政權，周朝貴族内部發生争奪王位的斗争，管叔和蔡叔就利用他們的權力和軍事力量，轉而聯合武庚和東方的方國部族發動叛亂，而武庚和徐、奄等國以及淮夷的許多部落又圖謀推翻周朝而恢復商朝的統治。周公通過艱苦的努力，經過三年的東征，才把這場大叛亂平定。周公這次東征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商朝統治的基層勢力，特别是各地貴族基層“士”的一級的社會勢力還頑固地存在着。原來周武王推行的設置三監的分封制，既没有取得預期的鎮服“殷臣”的成效，相反地，到一定時機，可以成爲發動大叛亂的根源。因此如何進一步加强控制原來商代王畿以及許多强有力的方國，如何消除殷和方國“土”一級社會勢力的頑强反抗，還是周公必須解决的突出問題。

周公如同周武王一樣不可能采用其他辦法，依然只能依靠分封制來解决問題。但是武王所用的設置三監的分封制已經失敗，就必須改革這種分封制，才能用作解决這個重大問題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