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朝廷公卿制度概述

綜合上二節的論述，可知西周朝廷確有公、卿兩級的大臣，並有公、伯兩等的爵位。

當時輔佐周王執政的大臣卿事寮的長官太保、太師和太史寮的長官太史，都是公爵，尊稱爲“公”。西周中期以後，太保不見有執政的，執政的主要是卿事寮的長官太師，因而亦稱卿事或卿士。《詩·大雅·常武》描寫周宣王派遣六師出征徐國，首先册命南仲皇父於其祖廟。既説“王命卿士”，又説受命者是“大師皇父”，可見卿士即是太師，就是當時總管軍政大權的執政大臣。《詩·小雅·節南山》：“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繼。”尹氏即太史。太師和太史被看作周朝的支柱，掌握着國家的權柄，無疑是輔助君王的執政大臣。《詩·小雅·十月之交》諷刺當時禍國殃民的朝廷大臣，同時列舉七人，也以“皇父卿士”爲首位，地位在“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之上。

西周擔任太師之職、稱爲卿士的執政大臣，同時往往有兩人。成王時，太公望和周公旦同時爲太師。厲王的卿士有虢公長父和榮夷公，幽王的卿士有虢公鼓和祭公敦，《吕氏春秋·當染篇》和高誘都認爲是“二卿士也”。直到春秋時代，周朝還沿用這種制度，經常設有左右二卿士執政，詳見顧棟高《春秋王跡拾遺表》（《春秋大事表》卷二十）。

金文册命禮中，亦有太師受册命的。《大師虘簋》載：

正月既望甲午，王才周師量宫，旦，王各大室，即立（位），王乎師召大師入門，立中廷，王乎宰曶易大師虎裘。

師量宫當是太師虘的祖廟，周王在這里舉行册命太師的典禮，禮儀中没有“右”者，師只是奉王命的“召”者。這樣隆重的册命禮中所以没有“右”者，該是因爲太師居朝廷大臣的首位，找不到比他高一級的“右”者了。金文册命中也有大師作“右”者，西周末年的《柞鐘》載：

惟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大師右柞，易、朱黄、，司五邑甸人事。柞拜手，對揚仲大師休，用作大鐘。

這個册命的記載很是特别，不載王所到的册命地點，也不載王的即位儀式，只記太師作爲“右”者。而且册命之後，受命者並不感謝王恩，却是感謝太師而作鐘。周王根本已經不在受命者的眼中，説明當時正由太師專權，王不過是傀儡而已。比仲太師時代早的還有伯太師，情况也差不多。據《師鼎》記載，作者是伯太師的下屬，受到王的册命賞賜之後，他首先“休伯大師嗣臣皇辟”，然後才説：“天子亦弗（忘）公上父（甫）德。”師的兒子師望^[14]，所制作的《師望鼎》，就自稱“大師小子師望”，楊樹達以爲“小子”是官屬之意^[15]，是不錯的。師望自己説是“肇師井（型）皇考，虔夙夜出納王命”的，但是，竟不稱自己爲王臣，而自稱爲“大師小子”，説明當時太師的權勢已凌駕國王之上。《伯克壺》記述：“伯大師易克僕卅夫，伯克敢對揚天右王伯友。”伯克接受了伯太師賞賜的奴僕三十人，竟然將其稱爲“天右王伯”，這比成王時作册大稱召公爲“皇天尹大保”吹捧得更高了，可見這時太師地位之高。

日本學者白川静《西周史略》認爲“廷禮的右者由執政者擔任，似乎已成爲當時原則”；而且“同系統者的任命有由其最高長官右者的慣例”，司土、司馬、司工“都作爲册命廷禮的右者，相當於六卿的王官”；還依據《衛盉》等認爲“夷王時執政者可能以五名爲准”^[16]。這些看法都是正確的。我們依據上面綜合研究的結果，認爲西周王朝的主要執政者是“公”一級的太師和太史，而實際權力則掌握在太師手中，因爲他既是軍隊的最高統帥，又是朝廷大臣的首腦。册命禮中稱爲“公”的“右”者主要是太師。册命禮中作爲“右”者的司馬、司土（或作司徒）、司工以及太宰、公族，都是“卿”一級的朝廷大臣，其官爵地位都在太師和太史之下。司馬、司土和司工，大多由畿内諸侯進入朝廷擔任，多數稱伯，即是伯爵。金文中稱“某伯”的，有的是伯爵，也有是伯仲之伯，是字的簡稱^[17]，很難分辨，但是這些朝廷大臣在册命禮中作“右”者而稱“伯”的，肯定是爵稱。當時公和卿的官職是可以由天子調换的，公與伯的爵位是隨着官職昇降的。但是屬於軍職和史職的官員，儘管官職有昇降，往往擔任官職的性質是不變的，是世襲的。大臣也有失去高官的，即所謂“官失其守”。“官失其守”的子孫常常以祖先的高官爲氏。宣王時程伯休父的後裔稱司馬氏，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召公的後裔稱太保氏，也該在這個族不做太保以後的一段時期。

金文中記載土地轉讓，往往有朝廷大臣參與其事。《三年衛盉》記載裘衛爲了换取田地，報告伯邑父、榮伯、定伯、伯、單伯，由這五位大臣命令當地的三有司：司土、司馬、司工等官吏辦理。《五祀衛鼎》記載衛爲了换得邦君厲的田，報告井（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文，這五位“正”就訊向厲，經厲同意，又使厲立誓，然後命令當地的三有司：司土、司馬、司工等官吏踏查田地並“付田”。從這兩次换取田地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在一定範圍以内的土地轉讓，要經過朝廷的五位大臣的審查認可，有的還要辦理立誓的手續，然後才能由五位大臣命令當地的三有司等官吏辦理。《五祀衛鼎》稱五位大臣爲“正”，就是長官之意。從他們最後要命令當地三有司辦理的情况來看，五位大臣中必定有朝廷的三有司在内。上一節已經談到，《十二年師永盂》記載天子賞賜田地，先由益公傳達賞賜命令，再由益公傳達由井伯、榮伯、尹氏、師俗氏、遣中等五位大臣參與，然後由益公命令當地司徒等官“付田”。説明五位大臣之上還有高一級稱“公”的執政官存在。

司土、司馬、司工等“三有司”，確是西周朝廷的重要大臣，僅次於稱“公”的太師或卿士。《書·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三有司僅次於邦冢君和御事。《書·梓材》記王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把三有司列在“師師”之下，“師師”當即指太師、太史等執政大臣。春秋時代有些大的諸侯國還沿用這種官制，例如宋國六卿，以右師、左師爲正卿，其次是司馬、司徒、司城（即司空）、司寇；又如鄭國大臣，以當國、爲政爲正卿，其次是司馬、司空、司徒。魯國到春秋後期，由於三桓專政，由季孫氏爲司徒，是冢卿；叔孫氏爲司馬，孟孫氏爲司空，是介卿。

司寇在西周初期也是重要的朝廷大臣。武王時，蘇忿生“以温爲司寇”；成王時，康叔又以衛侯而兼司寇。他們的封國都在原來殷的王畿以内，兼任司寇，該是着重用來對付殷遺民的。周公作《康誥》教訓康叔，有長篇大論，主張“保民”而“慎罰”，采用“殷罰”的合理部分，就是因爲康叔兼爲司寇之職。周公作《立政》，最後教訓蘇公（即蘇忿生）作司寇要慎罰。説明司寇在西周初期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西周中期以後金文册命禮中，未見有司寇作“右”者，也未見有人被册命爲專職司寇的。《庚季鼎》（或釋爲《南季鼎》）記載伯俗父爲右者，册命庚季“用左右俗父，司”。俗父即伯俗父，亦即《師鼎》的師俗文，可知“司”當爲一種軍職。若釋爲“司寇”，從字形來看，不確。《揚簋》記載册命揚“作司工”而兼任一系列職務，司寇亦是其兼職的一種。郭沫若説：“以司空而兼司寇，足證司寇之職本不重要，古有三事大夫，僅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及司寇也。”^[18]可能西周中期以後，殷遺民已被制服，司寇就失去了重要性。據《牧簋》，另有司士作爲刑獄之官，册命時由公族爲“右”者，屬於公族管轄，並非卿一級的大臣。

根據以上的綜合研究，我們認爲西周朝廷大臣確有公、卿兩級。公一級的，早期有太保、太師、太史；後期有太師、太史，太師可能同時有兩人。卿一級的，早期有司徒、司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到中期以後，司寇的職位降低，只有五位大臣。《散氏盤》記載，由於國攻擊散國，割讓田地給散國，在交接田地的時候，國派出有司十五人，大體上都是和割讓田地有關的官吏；而散國派出的有司，是代表國家來接受的大臣，計有司土、司馬、司工、宰各一人，散人小子三人，襄的有司三人。所謂“散人小子”就是散的貴族子弟。在這里，散國所派出代表國家的大臣，就是司土、司馬、司工、宰以及貴族子弟，和周朝“卿”一級大臣司徒、司馬、司工、太宰、公族相比，正好相當。散是周的畿内諸侯，它採用的官制，正是周朝的體系。

許慎《五經異義》引古《周禮》説：“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北堂書鈔》卷五十引）這是漢代經學的古文家的説法，在古文經上是有依據的。《周禮·地官·序官》保氏下，賈公彦疏引《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兹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周官》是真《古文尚書》中的一篇，趙商所引十—個字，是其佚文，後來爲晉人所造僞《古文尚書》所襲用。《周禮·地官·序官》説：“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注：“老，尊也。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周禮》一書就是以六卿爲綱的，六卿是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這樣按天地四時分設六卿，與陰陽五行説相符合，顯然出於戰國時代學者的巧爲安排，補充了許多理想化的成分，經過了系統化的編制。但是應該看到幹，它確是以不少真實史料作爲其素材的，因而我們不能全盤加以否定。

《周禮》所説的六卿，和我們綜合可靠文獻和金文所得到的結論相比，可以説骨幹大體相同。司徒、司馬、司工、司寇是相同的，太宰也即冢宰，只是公族和宗伯有些出入，但是基本性質是相同的，同樣是掌管宗族内部以及君王的事務的。由此可見，當《周禮》一書編輯之際，確有不少真實的史料爲其素材，並非全出“鄉壁虚造”。然而我們還是不能把它作爲西周史料來引用，因爲它已經過儒家的改造，加入了大量理想化和系統化的成分，成爲一部代表儒家思想的著作。即以太宰一職爲例，西周時，不過是王的家務官，主管王的財用。《禮記·王制》所説“冢宰制國用”，是不錯的。《周禮》以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居於六卿的首位，由他總攝六卿，其餘五卿，只主管一典，統治一個方面。這種以冢宰爲首的六卿組織，不但不符合西周的制度，即使在春秋時代各諸侯國也未嘗出現，該是出於戰國時代儒家按理想所作的系統安排。這種由儒家加工改造編輯的痕跡，我們從《周禮》一書中還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所説太宰的職務範圍很廣，總管全國政治，“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但是天官冢宰所統屬的許多職官，都是管理宫内飲食、醫療、保藏以及服侍君王和王后的事務官，可以從中看到冢宰原是君王的家務官性質，還很明顯。正因爲《周禮》在所述許多中下級官吏中還保存有真實的史料，在我們依據可靠文獻和金文探討西周官制以及其他政治制度的時候，還可以用作旁證。

原載《西周史研究》（《人文雜志》增刊），收入《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今據後書編入

【注释】

[1]《古史新探》，中華書局，1965年。(www.xing528.com)

[2]發表於《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三十周年紀念號。

[3]郭沫若《班簋的再發現》，《文物》1972年第9期。

[4]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

[5]馮蒸《關於西周初期太保氏的一件銅器》，《文物》1977年第6期。

[6]白川静《金文通釋》卷一上，日本白鶴美術館，1964年，第70頁。

[7]郭沫若《周公簋釋文》，見《金文叢考》的“器銘考釋”部分，人民出版社，1954年。

[8]郭沫若《三門峽出土銅器二三事》，《文物》1959年第1期。又《上村嶺虢國墓地》，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51頁。

[9]《禮記·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脱耳。”

[10]拙著《古史新探》，第195頁注①。

[11]吴大澂《愙齋集古録》第10册，商務印書館，1918年。

[12]白川静《金文通釋》卷三上，第160頁。

[13]拙著《古史新探》，第156—159頁。

[14]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第1期。

[15]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卷三，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84—85頁。

[16]白川静《金文通釋》卷六，《西周史略》第四章第一節“廷禮册命與官制”，第81—91頁。

[17]拙著《古史新探》，第239—241頁。

[18]郭沫若《周官質疑》，見《金文叢考》第65頁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