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央政權機構的特點：來自《古史新探》的重大發現！

西周的中央政權機構，以卿事寮和太史寮爲首腦。西周初期由於沿用長老監護制度，卿事寮以太保或太師爲其長官，太史寮以太史爲其長官。自從東都成周建成，成周曾與宗周同樣設有卿事寮，由召公以太保之職主管宗周卿事寮，周公以太師之職主管成周卿事寮，實行“分陝而治”。後來周公之子曾繼承周公主管成周卿事寮。但是到成、康之際，成周的政務，已由畢公以太史之職兼管，並統率和管理東方諸侯；宗周的政務，仍由召公以太保之職主管，並統率和管理西方諸侯。所以到成王臨終、召見大臣、寫成遺命的時候，到成王死後，舉行康王即位典禮而接受遺命的時候，都是由太保召公和太史畢公主持，並帶同大臣和東西方諸侯參與的。

西周中期以後，就不見有太保擔任執政大臣的，但是太師仍然爲卿事寮的長官，掌握軍政大權。《詩·大雅·常武》叙寫宣王派大將統率大軍征服南方的徐國，首先命令卿士南仲，即是大師皇父，“整我六師”，“惠此南國”；其次是，“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前面已經談到，卿士南仲，即是大師皇父，因爲皇父即是南仲，大師即是卿士，就是卿事寮的長官。大師掌握軍政大權，是“六師”的統帥，因此要出動大軍，必須首先由周王向大師發佈動員令。程伯休父，就是派到南方去征服徐國的大將。要任命新的出征的大將，按照禮制，必須由周王指示太史舉行册命禮。所謂“王謂尹氏”，尹氏即是太史，説明當時仍然以大師和太史作爲卿事寮和太史寮的長官。過去一些注釋者把“尹氏”解釋爲以尹爲氏的大臣，是錯誤的。

前面也已經講到，《詩·小雅·節南山》所説“秉國之均”的“尹氏大師”，就是主管太史寮和卿事寮的執政大臣。《節南山》末章説：“家父作誦。”《詩序》説：“《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漢書·古今人表》作嘉父，在中上等，列在共伯和之後，説明直到西周晚期，仍以大師和太史爲執政大臣。《詩·小雅·十月之交》講到“皇父卿士”，説：“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又説：“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所謂“作都於向”，就是在向（今河南濟源南）建設自己的都邑。所謂“擇三有事”，就是有權選拔人擔任“三事大夫”。正因爲他是主管“三事四方”的卿事寮長官。《詩序》説，“《十月之交》，刺幽王也”^[28]。可知西周晚期的執政者仍然是卿事寮長官是無疑的，所以統稱爲卿士。其官職當爲大師。

西周中央政權機構的特點是軍政合一。卿事寮以大師爲長官，大師就是軍隊的最高統帥。吕尚官爲大師，就是伐商大軍的統帥。善鼎銘文記載周王在大師廟中對善册命，命令他繼續奉行先王之命，輔佐侯，監司豳的“師戍”。大師宫是善的祖廟，善的祖先官爲大師，這時周王命令善繼續奉行先王之命而監司“師戍”，説明大師主管軍務。春秋初年，周天子的執政大臣統稱“卿士”。不見有擔任大師官職的，但是仍然爲軍隊的統帥。桓王十三年率諸侯之師伐鄭，王爲中軍，虢公休林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因爲虢公爲右卿士，周公爲左卿士。^[29]

西周之所以會産生軍政合一的中央政權機構，因爲當時軍隊是徵發“國人”編制而成的，“國人”的軍隊編制是和鄉邑編制相結合的。正因爲軍隊編制和鄉邑編制相結合，統率軍隊的“師氏”，掌管“邑人”的官，“邑人”當爲鄉邑的長官；也還掌管“奠人”的官，“奠人”即是“甸人”。^[30]柞鐘銘文記載“仲大師右柞”，柞得到周王賞賜的物品，又得到任命的職務，“司五邑甸人吏（事）”，因而“柞拜手，對揚仲大師休”。甸人相當於《周禮·天官》的甸師，掌王畿内統率農耕的事。正因爲王畿以内，軍隊編制和鄉邑編制相結合，大師還掌管任命鄉邑甸人事。舀壺銘文記述，周王命令舀繼承祖父和父親的職司，“作冢司土於成周八（師）”。司土即是司徒，掌管土地及徵發徒役。軍隊中所以要設司土之官，也是由於軍隊編制是和鄉邑編制相結合的緣故。南宫柳鼎銘文説：“王乎（呼）册尹册命柳，司六（師）牧陽、大、司羲、夷、陽佃史（事）。”所説佃事，即管理耕作之事。因爲軍隊編制和鄉邑編制相結合，所以“六師”設有管理耕作的官吏。

《尚書·牧誓》記載武王在牧野誓師説：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人，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十分明顯，武王誓師時所列舉的全是到達牧野前綫的各級軍官。武王所統率是西南各族的聯軍，所以列舉的軍官以友邦冢君爲首。御事相當於卿事。卿事或者泛指掌管政事的卿，或者專指總領諸卿的執政大臣，此處列在冢君之後，當指執政大臣。《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書·酒誥》：“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這些與“邦君”連稱的“御事”，都是指執政之官。司徒、司馬、司空，王鳴盛《尚書後案》説：“自是軍中有職掌之人”，是正確的。這與舀壺銘文所説成周八師設有冢司土之官相合。正因爲軍隊編制與鄉里編制相結合，軍中設有這些職掌土地、徭役、工程的治民之官。

《逸周書·世俘篇》記載武王克殷以後舉行獻俘禮：

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通“讀”）書於天室（“室”原誤作“號”，今改正）。武王乃廢於紂共惡臣百人，伐右厥甲小子則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則師（兩“則”字原都誤作“鼎”，今改正，“家君”疑是“冢君”之誤），司徒、司馬初厥於郊室（“室”原誤作“號”，今改正。上文除兩個“室”字和兩個“則”字改正以外，其餘都從顧頡剛校正本，見《文史》第二輯）。

這里，史佚即《書·洛誥》的作册逸，是太史寮長官；大師即《世俘篇》上文所説的太公望，是卿事寮長官。舉行獻俘禮時，先要由太史宣讀獻祭的文書，“繇”與“籀”“讀”同音同義。接着由武王、大師、師、司徒、司馬依次殺俘獻祭。武王殺滅隨同紂一起作惡之臣一百人，“廢”有殺滅之意。大師斬殺殷的高級貴族（甲小子），師氏斬殺殷的諸侯四十人。“伐”是殺頭的意思。司徒、司馬則另外在郊室殺死一批俘虜，“初”有裁剪之意。^[31]正因爲司徒、司馬軍中有職，從軍出征有功，與大師、師氏同樣參與獻俘禮。

西周中央政權機構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史官居於重要地位，太史寮的重要性僅次於卿事寮，太史是僅次于太師的執政大臣。因爲當時貴族十分講究禮制，用作鞏固貴族内部組織和加强統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具有維護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作用。當時貴族設有宗廟，作爲舉行族中重要禮節和政治上重大典禮的場所。所有國家大事，包括軍事行動，君王都要以宗主的資格，按照禮制，到宗廟向祖先請示報告。君王要發佈命令，包括作戰的命令，都必須在宗廟發佈。君王要授給臣下官職，對臣下有所賞賜，都必須在宗廟舉行册命禮。所有種種儀式都要在宗廟舉行，無非表示聽命於祖先，尊敬祖先，並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得到神力的幫助，其目的就在於借此鞏固貴族團結，穩定君臣關係，統一貴族行動，從而加强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統治力量。在宗廟向祖先請示報告，向臣下發佈命令，授給臣下官職或賞給物品，都必須由史官起草和宣讀文書，並作爲檔案保藏。每年秋冬之際，天子要向諸侯頒佈曆法，叫做“頒朔”；每月初一，要祭祀宗廟向祖先請示報告，叫做“告朔”或“朝廟”；每年元旦的“告朔”，叫做“朝正”。與此同時，要在宗廟决定一月的政令，以便在朝廷上頒佈和執行，叫做“視朔”或“聽朔”。所有這些“頒朔”“告朔”“視朔”之禮，都必須由太史主持。^[32]因而作爲太史寮長官的太史，就掌握着朝廷行政和用人的大權，成爲僅次于太師的執政大臣。

原載《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注释】

[1]《詩·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傳》：“師，女師也。”《春秋》襄公三十年：“宋災，宋伯姬卒。”《左傳》：“侍姆也。”杜注：“姆，女師。”《公羊傳》《穀梁傳》都説伯姬在火災中因等待保母或母而死。“保”字，金文象抱子之形，原義爲保養幼子。保母原由女子擔任，西周時女子官職有稱“保”的，見於保侃母簋、保母彝銘文。

[2]參看拙作《我國古代大學的特點及其起源》第四節《教師稱師的來歷》，收入《古史新探》，中華書局1965年版。

[3]《周禮·地官》序官保氏下，賈公彦疏引《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兹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按周公作《周官》，見於《書序》《史記·周本紀》以及《魯世家》。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依據上引《鄭志》，斷定《周官》是古文，“有立大師云云十一字，作僞者襲之”。孫詒讓《周禮正義》也説：“案《書·周官》，漢時今古文兩家併亡，趙商所引，蓋其殘語之見之它書者，即僞古文所本也。”如果此説可信，西周初期已有三公之稱。《史記·燕世家》也説：“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但是，太傅之官不見於西周金文，因此尚難證實。

[4]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卷下一，引吴北江説：“皇天尹大保者，言太保乃天所命之尹，猶言天吏、天牧，謂召公之德格於皇天也。”

[5]《書·顧命》。

[6]《左傳》定公四年。

[7]《書·洛誥》。

[8]《藝文類聚》卷十二引。

[9]參看拙作《西周初期東都成周的建設及其政治作用》，《歷史教學問題》1983年第4期。

[10]漢代又有二伯之説。《禮記·王制》：“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鄭玄注即引《公羊傳》來解釋。《白虎通·封諸侯篇》引用《王制》，解釋説：“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白虎通·巡狩篇》又引《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降。”《風俗通義》卷一又説，召公“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二伯之説，當是因爲不符合三公之説而添補的。(www.xing528.com)

[11]崔述：《豐鎬考信録》卷五認爲，“分陝而治”的“陝”，是“郟”字之誤，古稱洛邑爲郟或郟鄏，“洛邑天下之中，當於此分東西爲均”。按崔説出於推想，没有根據。郟即是洛邑北面的邙山。東西兩都的王畿的分界，當在東都以西，不應以邙山作爲分界綫。

[12]《詩·小雅·十月之交》説：“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這一批大臣，又見於《漢書·古今人表》下下等，計有皇父卿士、司徒皮（皮與番音同通用）、太宰家伯、膳夫中術（《鄭箋》以爲仲允之字）、内史子（與棸音同通用）、趣馬蹶、師氏萭（萭與楀音同通用），列在幽王、褒姒、虢石父之後，申侯、平王之前，作爲幽王時人。

[13]《國語·周語上》。

[14]《國語·鄭語》。

[15]《毛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爲大師。”此以大祖爲太祖廟，甚是。但以南仲與皇父爲兩人，不確。不應同時對兩人用同樣的策命之辭。《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此又以南仲爲文王的武臣，是皇父的太祖，這是依據《詩·小雅·出車》的《毛傳》的。《詩·小雅·出車》：“王命南仲，往城於方”，“赫赫南仲，狁於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毛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其實，《出車》所叙寫的，亦爲宣王時事，《常武》和《出車》的南仲當爲一人。《常武》説：“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這是説宣王册命卿士於南仲的祖廟，後四句是概括册命之辭。所謂“大師皇父”，是重復申説，大師即是卿士，皇父即是南仲，他以南爲氏，字仲皇父，也可以簡稱南仲。這是當時稱“字”的通例。參看拙作《冠禮新探》第二節“字的來源及其意義”，收入《古史新探》。南仲見於《漢書·古今人表》上下等，在召虎、方叔之後，正當宣王時。

[16]《觀堂别集》卷一《書作册詩尹氏説》。

[17]《書疏》引。

[18]《尚書今古文注疏》。

[19]《毛詩後箋》卷十九。

[20]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卷一《令彝三跋》。

[21]《左傳》文公十八年。

[22]收入《金文叢考》。

[23]《詩·衛風·淇奧》序疏引。

[24]《左傳》定公四年。

[25]《顧命》引《世本》。

[26]《史記·周本紀》。

[27]《觀堂别集》卷二《兮甲盤跋》。

[28]《十月之交》在叙述一系列大臣之後説，“艷妻煽方處”。《毛傳》把“艷妻”解釋爲幽王之后褒姒。《魯詩》又作“閻妻”，以爲厲王的内寵。《漢書·谷永傳》記谷永對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藏。”顔師古注：“閻，嬖寵之族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内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漢書·外戚班倢伃傳》記班倢伃作賦也説：“哀褒閻之爲郵。”緯書“艷”又作“剡”。孔穎達《正義》引《中候》説：“剡者配姬以放賢。”《經典釋文》引鄭玄也説，“艷妻厲王后”。《後漢書·左雄傳》記左雄上疏云：“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艷用權，七子黨進。”也以爲艷妻爲厲王后。《捃古録金文》卷三之一第六頁引許印林説：“函皇父姓，與艷、剡、閻，皆同音通用……自當以函爲正。”王國維又依據函皇父簋銘文説：“周猶言周姜，即函皇父之女歸於周，而皇父爲作媵器者，《十月之交》艷妻，《魯詩》本作閻妻，皆此敦‘函’之假借字，函者其國或氏，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則爲姜爲姒，均非，鄭長於毛，即此可證。”（《觀堂集林》卷二十三《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序》）按王氏此説未必可信。《十月之交》談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從來推算日食的，都推定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上，把“艷”或“閻”、“剡”讀作“焰”，把“妻”讀作“齊”，“艷（焰）妻（齊）煽方熾”。是説“七子擅權，烜赫一時，言其氣焰之盛而方興也”。

[29]《左傳》桓公五年。

[30]參看拙作《試論西周春秋間的鄉遂制度和社會結構》，收入《古史新探》。

[31]《爾雅·釋言》：“替，廢也；替，滅也。”郭注：“亦爲滅絶。”“廢”有殺滅之意。“伐”字甲骨文像以戈殺首之狀。“初”字從。“刀”從“衣”，有裁剪之意。

[32]《周禮·春官·大史》：“頒告朔於邦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孫詒讓《周禮正義》曾概括這種禮制説：“綜校鄭二禮及《論語》注義，則諸侯每月朔以特牲告廟，此經及《論語》謂之告朔，《春秋》謂之告月，賈疏謂：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是也。既告朔，遂受天子所頒朔政而行之，《春秋》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賈疏謂：視者，人君入廟視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是也。既聽朔，復遍察諸廟，《春秋》謂之朝廟，《穀梁》莊十八年傳謂之朝朔。其在歲首，則《左》襄二十九年傳謂之朝正，孔疏引《釋例》以爲一歲之正是也。其天子則告朔、聽朔於明堂，朝正於廟，與諸侯三事並行於廟異，其先告朔，次聽朔，次朝廟，行事之節次則同。”按這些禮，春秋時代還舉行，到春秋晚期才流於形式。《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春秋》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僖公五年：“公既視朔。”《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