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贄見禮的起源和流變

上節根據禮書所載“贄見禮”的特點，對“贄”的品級和授受儀式，作了分析。如今，就可進一步根據可靠史料，來探索一下“贄見禮”的起源和流變了。

《左傳》哀公七年記季康子説：“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帛來朝見天子之禮，雖不必起於夏禹時，其起源應該是很早的。《大雅·韓奕》説：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王鍚韓侯。

介圭即是韓侯入覲時所執的“贄”，可知諸侯入覲時以圭爲贄之禮，西周時已經實行。《伯簋》説：這裏記載：這年九月因爲眉敖不服，周王命令公率軍征伐，得勝而歸，向周王獻功。次年二月，眉敖來到朝見，獻。眉敖當爲當時南方部族的君長，“見”當謂朝見，朝見而獻，“”自應從楊樹達讀爲“帛”（《積微居金文説》卷一《兮甲盤跋》），即玉帛之帛。由此可知西周時諸侯也已用帛爲“贄”。

隹（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公征眉敖，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

前節談到，在《儀禮》的《覲禮》和《聘禮》中，有“郊勞”之禮，由國君派使者帶了玉帛到近郊對來賓慰勞，叫做“勞”；來賓用幣帛來回敬使者，叫做“儐”，“勞”和“儐”都有“贄見禮”的性質。從西周金文看來，這種稱爲“勞”和“儐”的“贄見禮”，在西周時已有。西周金文中有“安”（或稱“寧”）和“賓”之禮，見於下列記載：

弔（叔）氏吏（使）安白（伯），白賓馬乘（《鼎》）。

王姜令乍（作）册睘安尸（夷）白（伯），尸白賓睘貝、布。（《睘卣》，《睘尊》大體相同，惟“王姜”作“天君”）。

王令盂寧登（鄧）白（伯），賓貝（《盂爵》）。

王才（在）宗周，令（命）史頌（省）。……賓章（璋）、馬（四）匹、吉金（《史頌簋》）。

王吏（使）小臣守吏（使）于夷，夷賓馬兩、金十鈞（《小臣守簋》）。

王命弔（叔）父歸吴姬器，自黄賓章（璋）一、馬兩，吴姬賓帛束（《簋》）。

王乎（呼）吴師召大易（錫）里，王令（命）善（膳）夫豖曰（謂）曰：余既易（錫）大乃里。賓豖章（璋）、帛束……大賓豖章（璋）、馬兩，賓章（璋）、帛束（《大簋》）。

中（仲）幾父史幾吏（使）于者（諸）侯者（諸）監，用厥賓乍（作）丁寶簋（《中幾父簋》）。

前三條所謂“安”和“寧”，即禮書所説“撫”，《周禮·大行人》説：“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鄭注：“撫猶安也，存、覜、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史頌簋》所謂“省”，亦當即“五歲徧省”之“省”，與“安”、“寧”意義略同。金文的所謂“賓”，即禮書的所説“儐”，“賓”即是“儐”的初字。卜辭“賓”字作“”，原來从“止”，不从“貝”，像人到屋下；金文及小篆改从“止”爲从“貝”，是後起的字。王國維説：“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其義即禮經之儐字也。……後世以賓爲賓客字，而别造儐字以代賓字”（《觀堂集林》卷一《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這説很對。《儀禮》的《覲禮》和《聘禮》中所謂“勞”和“儐”，當即沿襲西周時代的“安”和“賓”而來。據西周金文，西周時用作“賓”的禮物，有璋、束帛、布、馬匹、貝、金等，而《儀禮》所載用作“儐”的禮物，僅有玉和幣，没有貝和金。看來，西周時用作“賓”的禮物範圍較廣，春秋以後就只用玉和幣而不用貝和金了。

禮書有以幣附加於玉的禮俗。《周禮·小行人》説：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這以馬和皮、帛、錦、繡、黼，同樣作爲附加於玉的幣，是有根據的。但是，這樣以六種幣分别附加於六種玉的規定，就未必是事實了。據前引西周金文，“賓”所用的玉和幣，《簋》是璋一、馬兩和帛束，《大簋》是璋、帛束，又是璋、馬兩，《史頌簋》是璋、馬四匹、吉金，可知西周時用馬和帛附加於璋，這和《周禮》“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之説不合。《五年琱生簋》（或稱《召伯虎簋》）説：“余（惠）君氏大章（璋），報（婦）氏帛束、璜”，這樣以束帛加璜，也和《周禮》“璜以黼”之説不合。《左傳》襄公十九年載：魯襄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吴壽夢之鼎”，這樣以束錦加璧，也和《周禮》“璧以帛，琮以錦”之説不合。看來，西周、春秋間確有用幣加玉的禮俗，玉所附加的幣是可以隨意配合的，《周禮》所説以六幣配合六玉的辦法，乃是出於《周禮》作者整齊劃一的結果，並不符合實際應用的情況。

前節談到，據《聘禮》記載，使者行聘禮後，還有“私覿”或“私面”之禮，用束錦、乘馬，也是屬於“贄”的性質。這種“私面”之禮，在春秋時也確已實行。《左傳》昭公六年載：楚公子棄疾路過鄭國，鄭大夫子皮、子産、子大叔隨從鄭伯“以勞諸祖”，棄疾辭謝，不肯相見，子皮等堅持請他出見，他用見楚王之禮來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所説乘馬八匹、六匹、四匹、二匹，都是“私面”之幣。

前節談到，高級的“贄見禮”如覲禮和聘禮，很重視“贄”的授受儀式，有着“執玉”、“辭玉”、“受玉”、“還玉”等一套禮節。這些禮節，在春秋時也確已實行。如《左傳》定公十五年載：“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受玉卑”；《左傳》成公三年載：“齊侯朝於晉，將授玉”，杜注：“行朝禮。”這已把“執玉”和“授玉”、“受玉”，作爲朝聘禮中重要的節目。《左傳》文公十二年載：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客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厚賄之。(www.xing528.com)

這裏把“辭玉”禮節記載很詳，連彼此對答之辭也有記述。所謂“主人三辭”，看來“辭玉”之禮，按禮也要三次推讓。

相見用禽鳥和乾果、乾肉爲“贄”之禮，在春秋時貴族中還是流行。《春秋》莊公二十四年載：“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覿用幣”即是行“贄見禮”。《左傳》記載這時御孫説：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

《國語·魯語上》記這時宗人夏父展之説，大體相同。《穀梁傳》也説：“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御孫等所説，基本上和前節所引禮書所説相合。他們根據這種“禮”，來批評這時“宗婦覿用幣”爲“非禮”，可知在這以前，這樣的“贄見禮”已很流行。

《左傳》定公八年又載：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昔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這裏説魯國由於晉國卿大夫范獻子、趙簡子等前來，“執羔”和“執雁”相見，才開始在“贄見禮”中“尚羔”^[6]。如果禮書所載，卿和上大夫執羔，下大夫執雁之説，確是西周以來的制度，那末，魯國的卿早已執羔，何待范獻子前來執羔，才開始“尚羔”？從《左傳》看來，男贄用玉帛禽鳥，該沿用已久，但是用羔爲贄，似乎是春秋後期才流行的。禮書所載“卿執羔”之説，正是記的春秋後期以後流行的制度。《白虎通·瑞贄》篇根據《儀禮·士相見禮》所説：“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認爲“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當是事實。原來卿大夫是用野生的小鹿爲“贄”的，後來爲了方便，才改用家畜家禽——羔、雁（鵝）。章炳麟《重定魯於是尚羔説》（《春秋左氏讀》卷九）就據此解釋説：“言魯始尚羔者，葢魯卿本不以羔爲摯，而用麑鹿爲摯，至此始尚羔者。”這是很可能的，原來貴族用來作爲贄的動物，都是野獸野禽，不僅卿大夫以麑鹿爲贄，士也以雉爲贄。

爲什麽當時貴族不用别的東西，而很特别的，要用玉、帛、禽、鳥作“贄”呢？儒家對此曾作許多解釋。《禮記·聘義》説：“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執贄》篇又認爲：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雁取其“俶然有行列之治”。《白虎通·瑞贄》篇又認爲，士以雉爲贄，取其“必死不可生畜”；婦人以棗栗腶脩爲贄，因爲“職在供養饋食之間”。這些解釋，完全着眼於道德方面，顯然出於儒家的附會。

西周、春秋時代貴族所應用的“禮”，很多是由父系家長制時期的“禮”轉變而來，“贄見禮”也是如此，應該起源於氏族社會末期的交際禮節。其所以會很特殊的手執玉、帛、野獸、野禽爲“贄”，就是起源於原始人手執石利器的習慣，和互相贈送獵得禽獸的風俗。古代貴族們在禮儀上應用的玉器，是由石製生産工具演變來的。原始人隨身佩帶石利器，或是手執石利器，原是爲了便於利用，但是到後來，手執石利器逐漸成爲某種身份的象徵和某種權威的代表。甲骨文和金文的“父”字，原是“斧”字的初文，像手中執斧之狀，在父系家長制時期，主要勞動由成年男子擔任，家族在父系權力下組成，“斧”便成爲當時成年男子的象徵，成了成年男子和父系家長的稱謂。又如甲骨文和金文的“尹”字，像手執長柄武器之狀，原是族長權力的象徵，成了族長的稱謂，後來又成爲官長的稱謂。等到冶金術發明和發展，利器多改用青銅鑄造，但是他們在舉行各種禮儀時，還多沿用舊習慣，用着石利器。因爲這種石利器只在儀式上應用，並不實用，往往就挑選精美石料，施以藝術加工，這樣就産生了玉禮器。原來手執石利器作爲某種身份的象徵和某種權威的代表的，這時就改執玉禮器來作爲象徵或代表了。西周、春秋時用來作爲“贄”的玉禮器如圭、璧、璋、琮等，當即由此而來。近來許多研究玉器的學者，認爲璧起源於環狀石斧，圭起源於有孔石斧，璋起源於有孔石刀^[7]，是正確的。璧由環狀石斧演變而來，其名爲“璧”（“璧”的初文作“辟”），因爲環狀石斧是劈削器，即取義於它的功效——“劈”。圭由長方形的有孔石斧演變而來，其名爲“圭”，因爲這種有孔石斧是割殺器，即取義於它的功效——“刲”，即是《易·歸妹》“士刲羊”的“刲”。

前面談到，春秋中葉以前低級貴族用來作爲“贄”的禽，原是野獸野禽。《管子·揆度》篇有一段話，談到了堯舜時代用“贄”的情況，據説當時“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於是“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這個故事不一定是事實，但是最初的“贄”是獵得的野獸，該是事實。我們認爲，這也是起源於氏族制末期的傳統習慣，所有鹿、雉等，都是他們打獵中經常得到的野獸和野禽，常被用作見面禮物的。原始人不但習慣於把獵得的好東西分給同族中的成員，同時愛好交際，在部落之間也常長途跋涉，互相聘問。他們總是把友人來訪的日期安排在食品豐富的季節，慇懃招待。賓客也不空手而來，總是帶着自製的物品和親自生産的物品，作爲見面禮物，這就是“摯”或“贄”的起源。而且禮尚往來，主人在招待賓客之後，也不讓賓客空手回去，必須回贈來賓一些財物，這就是“賓”或“儐”的起源。到西周、春秋間，農業生産和手工業生産已有較大的發展，不但農産品的品種已很多，各種手工藝品也很精美，照例，貴族很方便的可用農産品和手工藝品作爲“贄”，他們還用禽獸執在手中作爲“贄”，很明顯，是沿襲原始的風俗習慣。《禮記·禮器》所謂：“禮也者，反本循（舊誤作“修”，從王引之校正）古，不忘其初者也。”

至於婦女用乾果與乾肉爲贄，看來也和氏族制末期男女分工有關。氏族制末期男子擔任狩獵，女子則擔任採集野生果實，並料理家務。後來貴族男子以禽獸爲“贄”，而婦女以乾果與乾肉爲“贄”，也該沿襲原始的風俗習慣而來。

根據上面的論述，關於“贄見禮”的起源和流變，主要可以歸納爲下列六點：

（一）氏族制末期人們慣於手執石利器作爲權力和身份的象徵，後來貴族用作“贄”的玉禮器即由此演變而來。圭即起源於有孔石斧，璧即起源於環狀石斧，璋即起源於有孔石刀。

（二）氏族制末期男子從事狩獵，常以獵得禽獸爲禮物；女子從事採集，常以採得果實爲禮物。後來貴族男子以鹿、雉等爲“贄”，女子以乾果、乾肉爲“贄”，當是沿襲原始風習而來。

（三）“贄”按貴族中等級的身份而分品級，由來已久。西周時諸侯已多用玉、帛爲“贄”。西周、春秋間的“贄”，還有用各種幣帛附加於各種玉禮器的。在春秋中葉以前卿大夫多用麑鹿爲贄，春秋後期以後才改用羔、雁（鵝）。士用雉爲“贄”，亦當由來已久。

（四）“贄”的授受儀式，到春秋時已很繁複。高級的“贄見禮”如覲禮和聘禮，“贄”的授受儀式，春秋時已有“執玉”、“辭玉”、“受玉”、“還玉”等節目。

（五）西周時，天子、王后、王臣派使者到諸侯國去慰問，叫“安”或“寧”、“省”；諸侯、臣屬對天子的使者回敬禮物，叫做“賓”。也是一種“贄見禮”。後來聘禮的“郊勞”禮中有所謂“勞”和“儐”，當即由此演變而來。

（六）聘禮中有“私覿”或“私面”之禮，也是一種“贄見禮”。這在春秋時也已實行。

由此可見，禮書所載的“贄見禮”，雖然出於春秋、戰國間人編定，並没有把西周時代的原樣保存下來，但是由於“禮”具有很頑固的保守性，這種禮的主要特點，如“贄”按身份而分品級、“贄”有一定的授受儀式等，應該很早就確立了，只是在儀式上，後來的比原始的較爲繁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