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猎演习：古史新探的大蒐禮

先從“大蒐禮”的具體禮節談起。我們從《周禮·大司馬》、《穀梁傳》昭公八年記載和《詩·小雅·車攻》的《毛傳》中，可以看到這種“禮”的具體禮節。

《周禮·大司馬》所載“大蒐禮”，是按四季分述的，每季又分前後兩個部分，前半部是教練和檢閲之禮，後半部是借用田獵演習之禮。據説，仲春的教練之禮叫“振旅”，由“司馬以旗致民”，着重於“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仲春的借用田獵演習之禮叫“蒐田”，要“表貉”（立表而祭祀）、“誓民”，然後鳴鼓用火圍攻。仲夏的教練之禮叫“教茇舍”（軍舍），着重於夜間訓練，由羣吏選數車徒，着重於“辨名號之用”，“以辨軍之夜事”；仲夏的借用田獵演習之禮叫“苗田”，用車圍攻。仲秋的教練之禮叫“教治兵”，着重於“辨旗物之用”；仲秋的借用田獵演習之禮叫“獮田”，用羅網獵取。仲冬的教練之禮叫“教大閲”，車徒有比較完備的訓練；仲冬的借用田獵演習之禮叫“狩田”，有比較完備的圍獵方式。《周禮》這部分記載，雖然不免有勉強凑合、整齊劃一的地方，也還能具體反映“大蒐禮”的真實情況。

根據《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閲”一節，可見“大蒐禮”前半部教練之禮（即“閲兵式”）大體如下：

（1）建築教場，樹立標木：在場一邊樹立標木四根，叫做“表”，以便校正軍隊行列和指揮其行動。

（2）建旗集合，排列陣勢：由司馬建旗於後“表”，作爲集合信號，由羣吏率領所屬集合。到“質明”（鷄鳴後、食時前）時，把旗收下，檢點人員，排列陣勢，全體坐下。

（3）陣前誓師：由羣吏在陣前聽誓。宣誓前要斬牲。宣誓大意是：“不用命者斬之。”

（4）教練進退和作戰：由中軍元帥擊鼙（小鼓）指揮。元帥擊鼙，鼓人就擊鼓三次，司馬就振鐸，羣吏就舉旗，於是“軍徒皆作（起）”。等到鼙鼓打着“行”的音節，就鳴鐲，於是“車徒皆行”，從末一根“表”前行到第二“表”爲止。再經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下旗，於是“車徒皆坐”。接着又由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舉旗，“車徒皆作”。等到鼙鼓打着“進”的音節，就鳴鐲，於是“車驟徒趨”，這比“車徒皆行”要快些，從第二“表”前進到第三“表”爲止。隨後又如前一様“車徒皆坐”，接着又如前一様“車徒皆作”。等到鼙鼓打着“馳”的音節，於是“車馳徒走”，“走”是“奔”的意思，《釋名·釋姿容》説：“疾趨曰走”，也即《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謂“車馳卒奔”，這比“車驟徒趨”又要快些，從第三“表”向前馳奔到最前“表”爲止。這樣，就象徵地到了最前線，於是鼓發出“戒”的信號三通，車上甲士就拉弓發矢三次，步卒用戈矛刺擊三次，所謂“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這様操練才算完畢。隨後，鼓打着“退”的音節，鳴鐃，車徒逐步退却，退到末一根“表”爲止。從這裏，使我們不但具體地看到當時車從的操練情形，也還具體地可以看到車戰時指揮進退和作戰的情況。這都可以補史書記載的不足。

至於“大蒐禮”後半部借用田獵演習的情況，根據《周禮》、《穀梁傳》和《毛傳》，大體如下：

（1）建築圍獵場所：在獵場周圍建造有栅欄，作爲圍牆，叫做“防”。《穀梁傳》説：“艾蘭以爲防。”“艾”當讀爲“刈”，“蘭”當讀爲“闌”或“欄”，即斬割木條編成栅欄作爲圍牆的意思。《毛傳》所説“大芟草以爲防”，《穀梁傳》舊注把“蘭”解釋爲“香草”，都是錯誤的。鄂温克人在一百多年前還采用造栅欄來圍獵的方法。漢代天子“校獵”，也還“以木相貫穿，總爲阑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漢書·司馬相如傳》顔注）。

（2）建置軍舍和軍門：軍舍係臨時拔除野草後建置，《周禮》稱爲“茇舍”，也即《左傳》僖公十五年的“拔舍”（杜注：“拔草舍止”）。這種軍舍當是帳篷，即《周禮·幕人》所謂“凡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綬”，《周禮·掌次》所謂“師田則張幕”，亦即《左傳》昭公十三年所説“幄幕”（杜注：“幄幕，軍旅之帳”）。在軍舍周圍建有壁壘，叫做“和”。在“和”的東西兩面用旗竿作爲門柱，設有左右二個軍門，《周禮》所謂“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穀梁傳》所謂“置旃以爲轅門”，《毛傳》所謂“褐纏旃以爲門”。

（3）依次出軍門，分列左右，排列成陣：陣勢排列時，由有司端正其出入行列，由羣吏執旗率領所屬，劃分區域而屯駐，每支以車徒分别爲前後二屯。在較險的荒野以步兵爲主，徒居前，車居後；在平易的荒野以車爲主，車居前，徒居後。

（4）獵場周圍設置驅逆之車：目的在驅逐禽獸，使便於圍獵，不逃出“防”外^[1]。

（5）陣前立“表”祭祀，並誓師：立“表”祭祀叫“表貉”。“誓”中具體發布禁令，具有法律的性質。《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説：“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扑，北面誓之。”誓師時司徒要在腰中插扑，扑就是處罰的刑具^[2]。

（6）進軍狩獵：由中軍元帥擊鼙，鼓人三鼓，司馬振鐸，於是“車徒皆作”。等到鼓打着“行”的音節，“車從皆行”。隨後，車徒前進，射擊禽獸。按規定，追逐野獸不能出“防”，《穀梁傳》所謂“過防弗逐，不從奔”，《毛傳》所謂“田不出防，不逐奔^[3]”。發射時應按等級爲次序，《毛傳》所謂“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否則將被認爲失禮。按禮，射殺禽獸還應射中一定部位，要不傷面部，不碰壞毛，完整地擒住。《穀梁傳》所謂“面傷不獻，踐（翦）毛不獻，不成禽（擒）不獻”。《毛傳》還把射殺的方法分爲上中下三等：從左膘（小腹左邊肉）射到右腢（右肩前的骨），中心對穿，死得快而鮮潔，這是“上殺”；如果從右膘射到右耳下根，没有射中心，這是“中殺”；如果從右髀射到右，中了肠胃，有污泡流出，這是“下殺”。

（7）凱旋：凱旋時，擊鼓奏“駴”樂，車徒都歡呼。所謂“鼓皆駴，車徒皆噪”。“駴”本亦作“駭”（《經典釋文》），當即“陔”，“陔”亦稱“陔夏”、“祴夏”（《儀禮》鄭注），“陔夏”原爲用鼓或鐘鼓節奏的樂調，《儀禮·鄉射禮》鄭注説：“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這種樂調的特點是聲響而短促，又連續不斷，以表示歡樂。所以《周禮》鄭注説：“疾雷擊鼓曰駴。”

（8）獻禽：如同戰勝後獻俘一様。《周禮》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取左耳”也和戰争時取“馘”相同。“馘”字從“首”，或從“耳”，《説文》説：“軍戰斷耳也。”《大雅·皇矣》《毛傳》又説：“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周禮》説仲春“獻禽以祭社（社神）”，仲春“獻禽以享礿（宗廟的夏祭）”，仲秋“獻禽以祀祊（四方之神）”，仲冬“獻禽以享烝（宗廟的冬祭）”，這和戰勝後獻俘於社和宗廟是相同的。

（9）慶賞和處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晉軍在城濮之戰後，有獻俘、授馘之禮，還有“飲至、大賞、徵會、討貳”。“大蒐禮”除了有獻禽和獻左耳之禮外，同樣有酒會、賞賜、處罰等節目。《左傳》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杜注：“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足見“大蒐禮”同樣有“飲至”之禮。“大蒐禮”也必須用軍法處罰違法者^[4]。

這種借用田獵來進行軍事演習的“大蒐禮”，至少到春秋時代，還有如此舉行的。因爲這様以車戰爲主的戰争方式，到戰國時代已經没有了。從這裏，使我們不但具體地看到當時借用田獵來進行軍事演習的情形，也還可以推想到當時戰争前排列陣勢、誓師等情況，以及凱旋後獻禽、慶賞等情況。

《周禮》把春、夏、秋、冬四季的“大蒐禮”，分别稱爲“蒐田”、“苗田”、“獮田”、“狩田”，是有根據的。《爾雅·釋天》也説：“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左傳》隱公五年載臧僖伯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所謂“講事”，“講”的是軍事。《國語·齊語》也説：“春以蒐（一作獀）振旅，秋以獮治兵。”《國語·周語上》載仲山父又説：“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獮於既烝”，是説“獮”在秋季新穀登場之後舉行；“狩於畢時”，是説“狩”在冬季農務完畢之後舉行；同様把“獮”作爲秋季田獵的名稱，“狩”作爲冬季田獵的名稱。只是《公羊傳》和《穀梁傳》上存有異説。《公羊傳》桓公四年説：“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而《穀梁傳》桓公四年又説：“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看來，當《公羊傳》和《穀梁傳》在漢初寫定時，對四季田獵的名稱已不很清楚了。

蒐、苗、獮、狩等四季田獵名稱的得名，據説是由於田獵方式的不同。據《周禮·大司馬》的敍述，仲春“蒐田”用火，仲夏“苗田”用車，仲秋“獮田”用網，仲冬“狩田”用車徒列陣圍獵。《説苑·修文》篇曾解釋説：

苗者毛也取之，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

苗者毛也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www.xing528.com)

關於“苗”，除了這裏用“毛也取之”解説外，還有用“爲苗除害”解説的（《左傳》杜注、《爾雅》郭注、《穀梁傳》范注）。關於“獮”，多數注釋家都按《爾雅·釋詁》用“殺”來解説，如《周禮·大司馬》鄭注説：“獮，殺也。……秋田主用罔（網），中殺者多也。”至於“蒐”，或作“搜”，如《淮南子·泰族》篇説：“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漢書·刑法志》也説：“春振旅以搜。”“蒐”與“搜”，並聲近義同。《白虎通》解釋説：“秋謂之蒐何？搜索肥者也。”（《左傳》隱公五年《正義》引）至於“狩”，古與“獸”通用，《爾雅·釋天》説：“火田爲狩”，許多注釋家都用圍獵來解説，很對。如《國語·周語上》韋注説：“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左傳》隱公五年杜注也説：“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而取之，無所擇也。”

這樣的把蒐、苗、獮、狩作爲四季不同的狩獵名稱，同時又作爲不同方式的狩獵名稱，是有根據的。原始部落以狩獵作爲其生産手段的時候，大規模的集體狩獵是按季節來進行。他們按照長期累積的經驗，適應當時各個季節野獸生長和活動的規律，分别安排不同的狩獵地區、狩獵對象和採取不同的狩獵方式。例如居住在大、小興安嶺一帶的鄂温克族和鄂倫春族，把二月、三月的春季稱爲“打鹿胎期”，五月至七月的夏季稱爲“打鹿茸期”，九月到落雪的秋季稱爲“鹿圍期”，落雪以後的冬季稱爲“打皮子期”或“打灰鼠期”^[5]。從他們把春天作爲“打鹿胎期”看來，“春蒐”原來也該是搜索獸胎的，所謂“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當是後來改進的辦法。

“蒐”和“狩”一樣，原來都是一種田獵的名稱，後來所以會成爲軍事訓練和演習的名稱，因爲我國古代早期的軍事訓練和演習，就是借用田獵來進行的。《穀梁傳》昭公八年説：“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禮記·仲尼燕居》也説：“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6]

爲什麽軍事訓練和演習可以借用田獵來舉行呢？戰争最初出現於原始公社制瓦解時期，所用武器就是狩獵工具，戰争方式也和集體圍獵相同。等到國家産生，軍隊成爲國家統治工具，進攻成爲掠奪手段，軍隊組織有進一步加強，戰争方式有進一步發展，但在很長一個時期内，戰争武器還和田獵工具相同，戰争方式還和田獵方式相同。古時“田”字和“陳”字同音通用，如齊國的陳氏或作田氏，《小雅·信南山》：“維禹甸之”，《韓詩》“甸”作“陳”，《説文》説：“田，陳也。”“田”的原義是田獵，其所以會和“陳”音同通用，因爲出於同一語源，原先集體田獵是和戰争一様要排列陣勢的。這到春秋時代還是如此，《左傳》文公十年載宋、鄭兩國君追隨楚王“田孟諸”的情況，“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杜注：“盂，田獵陳名。”沈欽韓説：“盂取迂曲之義，葢圓陳也^[7]。”不僅田獵和戰争用着同様的裝備，同樣要排列陣勢，進攻時同樣要駕車追逐射擊，對目的物又同樣要采用搜捕方式，《鄭風·大叔於田》所描寫的，就是田獵中駕車追逐射擊和搜捕的情況。狩獵時如同戰争一様，必須服從指揮，違命者要依軍法處罰。這到春秋時也還如此，《左傳》文公十年載：宋、鄭兩國君隨從楚王“田孟諸”，“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子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這時由楚國大臣當左右司馬來指揮田獵，因爲宋君違命，殺了宋君的僕人，爲了“當官而行”，雖是國君也不能免罰。田獵時，把所要搜捕的目的物叫“醜”，如《小雅·吉日》説：“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作戰時也把所要搜捕的敵人叫“醜”，如《小雅·出車》和《小雅·采》在敍述戰争勝利和取得俘虜時，都説“執訊獲醜”。田獵時把擒獲鳥獸稱爲“禽”或“獲”，戰争時也把擒獲敵人稱爲“禽”或“獲”。古時田獵和戰争方式基本相同，因此很自然的，會借用田獵來作爲進行軍事訓練和演習的手段，形成了“大蒐禮”。

在我國古代，“大蒐禮”最初舉行時，應該如古文獻所載，是按季節進行的。其中以冬季農隙時間舉行的規模較大，比較重要。類似的情況，我們從後世少數民族中還能看到。清朝在没有入關之前，每年要舉行三四次大規模的狩獵，這種狩獵同様具有軍事訓練和演習的性質。最常見的集體行獵時節是在冬季農隙的時間，春秋兩季也有，夏季較少，夏季中五月已少，六月則絶無。每次行獵時間，最常見的是十天左右，少則三四天，多則二十至三十天。他們行獵隊伍的組織也采用軍隊的編制，太祖時把部衆每三百個人立一牛録厄真管理，就是後來的佐領，爲八旗制度的基本單位。他們行獵的紀律也和行軍紀律一樣，違反紀律的也要按輕重處罰。入關以後這種禮俗逐漸衰替。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上諭》説：“圍獵以講武，必不可廢。亦不可無時，冬月行大圍，臘底行年圍，春夏則看馬之肥瘠酌量行圍。……所獲禽獸，均行分給。圍獵不整肅者照例懲治。”也還保存着原始禮俗的殘餘^[8]。清朝這種借用行獵來進行軍事訓練的禮俗，和我國古代早期的“大蒐禮”是差不多的。

看來，季節性的“大蒐禮”，西周時代還在舉行。前引《國語·周語上》仲山父的話：“蒐於農隙”，“獮於既烝，狩於畢時”，可爲明證。《盂鼎》記述周王説：

易（錫）女（汝）鬯一卣、冖（冕）衣、市（黻）、舃、輚（車）、馬。易（錫）乃且（祖）南公旂，用。

“”當讀爲“獸”，也即“狩”。周王如此鄭重地把服裝、車馬，連同盂的祖父南公的旗，賞給盂，用於“狩”。這個“狩”一定不是一般的狩獵，而是具有軍事訓練性質的“大蒐禮”^[9]。商器《宰簋》説：

王來獸，自豆彔（麓），才（在）（次），王鄉酉（酒），王（即“光”，讀爲“貺”）宰貝五朋。

這個“獸”也當讀爲“狩”。這裏既説：“王來狩”，又説：“自豆麓，在（次）”，“（次）”是指軍隊駐防地，很明顯，這次商王“來狩”，並非一般狩獵性質，是爲了校閲駐防在一帶的軍隊，也是舉行“大蒐禮”。“王鄉酉（酒）”，是説在“大蒐禮”完畢後，舉行酒會，也就是舉行“鄉飲酒禮”。可知“大蒐禮”在商代已在舉行。

《左傳》定公四年述及成王分封康叔於衛的情況説：

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王之東蒐”，杜注：“王東巡守（狩）以助祭泰山。”孔疏：“王巡守者，諸侯爲王守土，天子以時出巡行之。今言蒐，則王之巡守，亦因田獵以教習兵士。”我們認爲“東蒐”，即指王到東土舉行“大蒐禮”，也就是“巡狩”。西周在衛國駐有八師軍隊，即《禹鼎》所説“王迺命西六、殷八”的“殷八”，“殷八”駐防在東土，是用來統治東土和征伐東夷的，如《簋》説：“東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征東夷。”西周在衛既然駐有八師重兵，那末“王之東蒐”，顯然就是舉行具有軍事檢閲和演習性質的“大蒐禮”了。

每年按季節舉行的“大蒐禮”不知在何時取消的。到春秋時，已只有臨時舉行的“大蒐禮”了。春秋時臨時舉行的“大蒐禮”，有的仍然借用田獵來進行的，《穀梁傳》昭公八年用“因蒐狩以習用武事”來解釋“秋蒐於紅”，並且詳細敍述了“大蒐禮”中狩獵的禮節，應該是有根據的。《毛傳》所説“大蒐禮”中“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的禮節，在春秋時一般狩獵中也還有實行的。《左傳》成公十七年載：

（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然後使大夫殺（杜注：“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卿佐”）。

這就是因爲晉厲公没有按照這種禮節，在“與婦人先殺”之後“使大夫殺”，便被認爲“無道”了。同時，不借用田獵、純粹是軍事檢閲和演習的“大蒐禮”也已出現。春秋時又把“大蒐”稱爲“大閲”、“治兵”，如《春秋》魯桓公六年載：八月壬午“大閲”，《左傳》也説這年“秋大閲”；《春秋》魯莊公八年又載：正月甲午“治兵”。也有把凱旋回來時的檢閲稱爲“振旅”的，如《左傳》隱公五年説：“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公羊傳》莊公八年也説：“出曰祠（治）兵，入曰振旅。”《國語·晉語六》又説：“邲之戰，三軍不振旅。”韋注：“師敗軍散，故不能振旅而入。”這種稱爲“大閲”、“治兵”、“振旅”的檢閲禮，就不必有借用田獵來演習的部分。《公羊傳》桓公六年説：“大閲者何？簡車徒也。”同時有些稱爲“大蒐”的，也不必有借用田獵來演習的部分。《公羊傳》昭公八年也説：“蒐者何？簡車徒也。”《左傳》昭公十八年記載：子産爲了火災所主持的一次“大蒐簡兵”，在鄭的國都舉行，因檢閲的“庭”（大蒐之場）小，拆除了子太叔所有宗廟北邊的牆，當“火之作也，子産授兵登陴”。這個在鄭的國都一個“庭”上舉行的“大蒐禮”，顯然已與田獵無關，而是一種純粹的軍事檢閲了^[10]。“大蒐禮”由借用田獵來進行，變爲純粹的軍事檢閲與演習，應該是一個重大的發展。上述《周禮》所載“大蒐禮”有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屬於教練和檢閲性質，稱爲“振旅”、“治兵”、“大閲”等，大概春秋時代稱爲“大閲”、“治兵”和“大蒐簡兵”的，就是着重地舉行了前半部，而略去了後半的田獵部分。

根據上面的論述，關於“大蒐禮”的演變，可以歸結成下列三點：

（一）原來“大蒐禮”的具體禮節，除了檢閲軍隊以外，還借用田獵來進行軍事演習。因爲當時田獵方式與戰争方式基本相同，很方便的可以借來訓練戰士。

（二）最初“大蒐禮”沿襲過去集體狩獵的習慣，按季節舉行，以冬季農隙時間舉行的較爲重要，春秋兩季也有，夏季較少。各個季節狩獵方式略有不同，有“蒐”、“苗”、“獮”、“狩”等稱謂。

（三）春秋時按季節舉行的“大蒐禮”已衰落，只有臨時爲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而舉行的。其中仍有借用田獵來舉行的，但已多不用田獵，成爲純粹的軍事檢閲和演習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