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籍田”上的收穫，按禮是要用於祭祀的。《孟子·滕文公下》説：“禮曰：諸侯耕助（籍），以供粢盛。”《禮記·祭統》也説：“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供）齊（齍）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據説天子諸侯所以親耕，把親耕的田上的收穫用來祭祀，以表示對鬼神和祖先的恭敬。如《禮記·祭義》説：
是故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絃，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祖先），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3]。
在《禮記·月令》和《吕氏春秋·孟春紀》所載的“籍禮”上，特别重視對上帝的祭祁。在行禮之前，由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而且把“籍田”稱爲“帝籍”。行禮時，由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爲什麽要叫“帝籍”呢？高誘注説：“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當時祭祀的不僅是個上帝，又爲什麽獨稱“帝籍”呢？《周禮》賈公彦疏説：“籍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籍者，舉尊言之。”“籍田”的收穫，既然按禮是祭祀鬼神用的，因此收藏“籍田”收穫的倉廩，或稱爲“神倉”。如《禮記·月令》和《吕氏春秋·季秋紀》説：“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於神倉。”高誘注説：“於倉受穀，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
春秋時代各國都設有“甸人”掌管“籍田”。《左傳》成公十年杜注：“甸人，主爲公田者。”“甸人”在《周禮》稱爲“甸師”。《周禮·甸師》説：“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這裏雖然把“籍田”稱爲“王籍”而不稱爲“帝籍”，依然認爲其收穫主要是供給祭祀的。春秋時魯國收藏“籍田”收穫的倉廩，雖然稱爲“御廩”而不稱“神倉”，名義上還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據説當時“籍田”上收穫的粟，先要由甸人送納到“三宫”，經過“三宫”舂成米，再送入“御廩”保藏。《穀梁傳》桓公十四年載：“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甸粟而内（納）之三宫，三宫米（舂成米）而藏之御廩。”范甯注：“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宫，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
“籍田”的收穫，名義上除了供給祭祀以外，據説還要隨時布施給窮困的農夫，用於救濟方面。《國語·周語上》載虢文公説：
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
俞樾認爲這三句是錯簡，“于農”二字是衍文，三句應該接連在下文“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之上，“于農”二字涉下句“恪恭于農”而衍。他還提出理由説：“且王所籍田以奉齍盛，何以布之于農乎？”（《羣經平議》卷二十八）其實，俞樾這個校勘完全錯了。最初“籍田”的收穫，名義上除了“以奉齍盛”之外，確是還要“時布之于農”的。虢文公在下文中談到“籍禮”的作用時，就曾説：“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享祀時至”就是指“以奉齍盛”，“布施優裕”就是指“時布之于農”；“媚於神”是指“享祀時至”的效果，“和於民”是指“布施優裕”的效果。由虢文公看來，“籍禮”的舉行，表示“王事唯農是務”，在“籍禮”舉行後廣泛的巡查和監督勞動，可使庶人“恪恭於農”和“不懈於時”，達到“財用不乏，民用和同”；“籍田”的收穫用來享祀和布施，可以“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做到“媚於神而和於民”。(www.xing528.com)
“籍田”的收穫，其次的用途就是提供國君“嘗新”之用。《左傳》成公十年載：“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杜注：“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周正的六月，正是夏正的四月，這時麥剛熟，晉侯要甸人從“籍田”上收取新熟的麥來吃，就是“嘗新”。《禮記·月令》和《吕氏春秋·孟夏紀》載有這種“嘗新”之禮説：“農乃登（升）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高誘注：“升，獻。麥始熟，故言嘗。”
這樣把“籍田”上剥削所得，宣稱用於祭祀、救濟、嘗新等，和他們宣稱“籍禮”是表示“王事唯農是務”，“以教民尊地産”，同樣是掩飾其剥削行爲的一種欺騙手段。他們所以會採用這樣的欺騙手段，是有其來歷的。這個來歷，和“籍禮”這種儀式的起源一樣的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末期。“籍禮”如同當時貴族所實行的許多“禮”一樣，是由原始公社制末期的“禮”轉變而來。
在原始公社末期的氏族聚落中，當他們以農業爲主要生産時，所有集體耕作，都是由族長和長老帶頭進行的。在每種重要的農業勞動開始時，往往由族長主持一種儀式，以組織和鼓勵成員的集體勞動。因爲當時確是“民之大事在農”，而族長的主要任務確是“唯農是務”，有着“教民尊地産”的責任。我們以海南島黎人在解放以前部分地區保存的“合畝”制爲例。“合畝”在黎語中是“有血緣關係的集體”的意思，原先本是男系的血緣親屬組織，基本上統一經營土地，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産品。每個“合畝”有個“畝頭”，黎語叫“俄布籠”，意即“家長”，他們原是集體生産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同時又是富有生産經驗和傳統知識的人，負有傳授經驗和知識的責任。黎人的各種農業勞動，開始時都有一定的儀式和禁忌，“畝頭”又是各種儀式的主持者，當耕田儀式舉行時，“畝頭”要先作幾下象徵性的挖土動作。由此，我們不難推想到，周天子在舉行“籍禮”時要帶頭“耕一墢”，就是起源於這樣的耕田儀式的。
在原始公社制末期，集體生産所得，除了部分留作公共開支以外，是平均分配的。黎族“合畝”的集體産品的分配也正如此，他們除了“留穀種”、“留公家聚餐的穀子”、“稻公稻母”、“留公家糧”以外，原是按户平均分配的。所謂“稻公稻母”，名義上作爲祭祀用的，實際上已成“畝頭”的剥削收入[4]。“留公家糧”是補助、救濟用的，如補助畝衆結婚、葢屋、救濟缺糧户等。“留新禾”是作爲“畝頭”的“嘗新”用的[5]。由此，我們不難推想到，我國古代貴族宣稱“籍田”收穫用於祭祀、救濟、嘗新等，作爲掩飾其剥削行爲的欺騙手段，確是有其來歷的。
在原始公社制末期，隨着經濟不平衡的增長，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産生，父系家庭公社崩潰，分化出了個體的家庭單位，形成了以個體生産爲主的村社制度。從此不再採用集體耕作和平均分配的辦法，只有公共開支的需要還是依靠集體耕作所得。在村社中，土地已分爲兩部分，一部分平均分配於各户，由各户獨自耕作和收穫；另一部分則仍由村社成員集體耕作，其收穫儲藏起來以供各種公共開支之用，包括祭祀、聚餐、救濟、嘗新等。也就是把過去集體生産所得，留作公共開支的部分，現在仍然由村社成員集體生産來解決。在村社的集體耕作地上，村社的頭腦仍是集體生産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又是各種耕作儀式的主持者，既要帶頭從事耕作，又要带頭執行儀式，如同過去的族長差不多。等到剥削階級形成，剥削階級所組成的國家出現，原來村社集體耕作的土地被剥削者所侵佔，原來集體生産的成果變爲剥削者的收入，原來在集體耕作地上舉行的鼓勵大家生産的儀式，這時也轉變爲監督勞動的儀式和制度了。我國古代的“籍田”，就是貴族所侵佔的村社集體耕作的公有地，“籍”的剥削辦法就是由此産生的。“籍禮”就是貴族把原來的鼓勵耕作儀式，經過改造，使成爲監督勞動的儀式和制度。但是他們爲了掩飾其剥削行爲，外表上仍以“村社”最高共同體的代表者身份出現，也還宣稱“唯農是務”，“以教民尊地産”，甚至“籍田”的收穫在名義上還作爲祭祀、救濟、嘗新之用[6]。
我國古代的井田制度，本是一種變質的村社制度。井田制度也把土地分爲兩部分，一部分平均分配於各户耕作，即所謂“私田”；一部分是集體耕作的，即所謂“公田”；只是“公田”已被貴族侵佔去，其生産物已成爲貴族的剥削收入。這種剥削辦法叫做“助”，也叫做“籍”。孟子解釋井田制度説：“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又説：“惟助爲有公田”，“助者籍也。”（《孟子·滕文公上》）指的就是這種情況。井田制度中有“公田”，不是孟子一家之言。《夏小正》記載：正月“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管子·乘馬》也説：“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澤，耕始焉，芸卒焉。”所謂“初服於公田”，“令農始作，服於公田”，當即孟子所説“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孟子既説“唯助爲有公田”，又説“助者籍也”，所以“公田”也叫“籍田”。《吕氏春秋·上農》引古農書《后稷》的話，把“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和“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相提並論，可知在這時，“籍田”和“公田”性質是相同的。這時貴族所有的“籍田”，所以又稱爲“公田”，就是因爲它原來就是村社中的“公田”，還沿用着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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