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間貴族中的大小宗族，都設有宗子或宗主作爲族長，掌有主管全族的一切權力。當是由父系氏族的氏族長的制度變質和發展而成。
宗子主管有本族的共同財産，主要是土地和人民。《禮記·禮運》説：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當時實行着土地分封制，隨着土地的層層分封，大小宗族的分立，土地和人民是按着貴族的等級而層層佔有的，這就叫做“制度”。天子爲“天下”的大宗，是“天下”的共主，就成爲“天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諸侯爲本國的大宗，是一國之君，就成爲國内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所謂“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左傳》昭公七年載申無宇語）？卿大夫是采邑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按禮，他們佔有采邑多少是有制度的，如公孫免餘説：“唯卿備百邑”（《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他們有俸禄田多少也是有規定的，如叔向説：“大國之卿，一旅之田（注：‘五百人爲旅，爲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注：‘百人爲卒，爲田百頃’）”（《國語·晉語八》）。“一卒之田”也就是“百人之餼”（《左傳》昭公元年，注：“百人，一卒也，其禄足百人”）。但是實際上，卿大夫都竭力侵佔田邑，並没有什麽制度。
當時各國卿大夫的宗族組織，就是統治機構，掌管全族財産和各種政務、事務，叫做“宗”、“家”或“室”。其中規模大的，“宗”之下分爲“家”或“族”，“家”或“族”之下又分爲“室”。這種“室”，因爲掌有全族財産，又成爲一種財産單位，宗子有權可以使用和處理。如果宗族滅亡，“室”就跟着被人兼併或分取。春秋時貴族間因争奪和侵佔“室”而發生内亂的例子，不勝枚舉。
一個宗室就包括着宗族所有的一切財富。既包括着宗族所有的土地和人民，又包括奴隸和器用財物，更包括所有私屬人員和武裝力量以及軍賦的收入。
《國語·晉語六》記述鄢陵之戰時，范文子在欒武子面前批評晉厲公説：
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
下文又記述：
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于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
“納其室以分婦人”，就是范文子所説“益婦人田”而奪諸大夫田，可知“室”的主要財産是“田”。《左傳》在敍述某些卿大夫滅亡後，“室”都被兼併或分取，没有述及其“田”的下落，因爲“田”即包括在“室”之中。田邑是每個宗族建立其“室”的財富基礎。一個宗子或一個宗族的消滅或建立，關鍵就在於田邑的佔有或喪失。例如晉國討滅趙氏的時候，趙武（莊姬之子）跟着莊姬（晉成公之女，趙朔之妻）畜養在公宫，“以其田與祁奚”，後來由於韓厥請求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傳》成公八年）。又如鄭大夫豐卷（子張）被逐，出奔在晉，“子産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傳》襄公三十年）。所謂“田”或“田邑”，是指土地及其附着的人民。
《左傳》襄公十年載：
子西聞盜，不儆而出……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産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www.xing528.com)
從此可知卿大夫的“室”，包括有“羣司”（各種職司的家臣）、臣妾（奴隸）和私屬軍隊，財物都有府庫保藏。諸侯的“公室”，更包括有以“國人”爲主力的軍隊以及軍賦的收入，所以魯國三桓“三分公室”，主要就是分取了魯國“三軍”的成員和軍賦。
當時各級貴族，都有其宗族成員和私屬人員所組成的軍隊。例如《明公簋》説：“隹（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東或（國）。”《班簋》説：“以乃族從父征。”春秋時，楚王有其私屬的左右兩“廣”，每“廣”兵車十五乘（《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太子的東宫另有“宫甲”；楚的卿大夫也各自有其族兵或私卒，如若敖氏之族有“若敖氏之六卒”（《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大夫子強，息桓、子捷、子駢、子孟也各有其“私卒”（《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晉的卿大夫也有私屬部隊，如晉卿郤克曾“請以其私屬”伐齊（《左傳》宣公十七年）。邲之戰，晉的知罃被俘，其父親“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左傳》宣公十二年，注：“反，還戰”）。其他各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這種貴族軍隊，各國在對外作戰中，往往配合在“國人”編制成的國家軍隊中，作爲骨幹。例如鄢陵之戰，楚的中軍以王族爲骨幹，左右二軍以二穆之族（即子重、子辛之族）爲骨幹；晉的中軍以公族和欒氏、范氏之族爲骨幹，上下兩軍和新軍以中行氏、郤氏之族爲骨幹。所以當時苗賁皇替晉國計謀説：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當時各級貴族的宗子，不僅是本族軍隊的主帥，而且是國家軍隊的統帥。春秋時晉國的卿，就是各“軍”的將佐，所以他們又有“將軍”之稱。當對外作戰時，就由國君率領卿大夫帶同族兵，配合在“國人”編制的各“軍”中，由國君鳴鼓指揮作戰。後來因爲國君的大權下落，國家軍隊爲卿大夫所控制，指揮權也逐漸落到卿大夫手中。
宗子不僅掌有財權和兵權，還掌有神權，成爲宗廟的主祭者。這點在前面論述宗廟制度時，已詳加説明。當衛靈公被逐在外時，曾派子鮮向掌實權的大臣寧喜請求：“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靈公就是想只留祭權，把政權交给寜喜，以這樣的讓步來求得回國。
宗子對本族成員，有統率、管理和處分之權。例如趙嬰因和莊姬（嬰姪趙朔之妻）通姦，被宗子趙同、趙括“放于齊”（《左傳》成公四年）。又如楚將釋放俘虜的知罃時，知罃對楚共王説：
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指荀首——知罃之父），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左傳》成公三年）。
可見一個被俘的貴族成員，被釋放回國，不但有被國君判罪處死的可能，還有被宗主“戮於宗”的可能。宗主有處分本族人員之權，但在手續上須經國君的批准，以表示對君權的尊重。如果國家要處分卿大夫宗族中人，在手續上也須咨詢于宗主，以表示對族權的尊重。例如鄭國將放逐游楚，“子産咨于大叔，大叔曰：吉（大叔名）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左傳》昭公元年）
宗子亦有庇護宗族成員之責。卿大夫在國家擔任官職的目的之一，就是庇護宗族。所謂“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左傳》襄公三十年）。例如宋的公子壽因國君無道，深怕累及，辭去司城之官，但是還使其兒子如意去做，他説：“棄官則族無所庇”（《左傳》文公十七年）。如果宗子有所作爲，也就“族可以庇”。例如劉康公聘問魯國，見季文子、孟獻子都很節儉，回來稱讚説：“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國語·周語中》）。
當時一個宗子的得失，關係着整個宗族的興亡。宗子得勢，整個宗族得到庇護；宗子得罪，常常整個宗族被驅逐或滅亡。例如晉人因邲之戰失敗，赤狄又伐晉到清，于是“歸罪于先縠”，殺死了先縠，還“盡滅其族”（《左傳》宣公十三年）。又如宋昭公被殺後，武氏之族利用昭公之子作亂，宋文公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又因穆族支持武族，“盡逐武、穆之族”（《左傳》文公十八年、宣公三年）。這類例子很多。春秋後期由於貴族間争權奪利，不斷互相兼併，被陸續驅逐和滅亡的宗族很多。
這種族長主管制，使大小宗族長擁有本族的財權、兵權、法權和神權，對本族成員有統率、管理和處分之權，當然對於所屬勞動人民，更有生殺之權。當時政治組織體系，是和宗法組織體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大小宗族長的專制權力，在政治組織上就表現爲君主和卿大夫的專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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