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鄉遂制度和社會結構揭秘《古史新探》

根據上面的論述，可知從西周初期起，直到春秋時代，天子的王畿和諸侯的封國都存在有鄉遂制度，這種鄉遂制度就是當時社會的主要結構。

這種鄉遂制度，有些清代學者認爲這是一種兵農分治的制度。江永《羣經補義》的《春秋》部分有一段説：

春秋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别於農也。其爲農者處之野鄙，别爲五鄙之法……專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爲兵，故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於伍鄙，則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税，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也（按：江永此説是根據《文獻通考》所引林氏之説，而加以闡釋的）。

這裏，江永認爲管仲的“參國伍鄙”之法，即兵農分治的制度，而“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税”，猶如後世的軍事屯田制。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更進一步把《周禮》的鄉遂制度和管仲的“參國伍鄙”之法結合起來考察，他説：

天子六軍，取之六鄉。……管仲變成周之制，以士鄉十五爲三軍，則猶是六鄉爲六軍之遺法。他國軍制大約相似。雖云寓兵於農，其實兵自兵而農自農；雖云無養兵之費，而六鄉之田即是養六軍之田，猶後世之屯田也。六鄉之民，六軍取於斯，興賢能亦取於斯，齊之士鄉亦如此，則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

江永確認管仲的“參國伍鄙”之法即是鄉遂制度，目光很是鋭利。他一方面認爲“鄉”“軍”合一的制度猶如後世的屯田制，一方面又認爲與屯田制大不相同。

朱大韶有“司馬法非周制説”（《實事求是齋經義》卷二），曾竭力稱贊江永之説“發前人所未發”，認爲《周禮》的鄉遂制度即是兵農分治，他説：“六軍之衆出於六鄉，……其六遂及都鄙盡爲農，故鄉中但列出兵法、無田制，遂人但陳田制、無出兵法，兵自爲兵，農自爲農。”其實，這樣把鄉遂制度歸結爲兵農分治，只是從表面現象在分析，並未觸及這個制度的本質。

我們前面已經提及，這種“鄉”和“遂”對立的制度（也即“國”和“鄙”或“野”對立的制度），實質上就是當時社會結構中階級對立的制度。國都附近“鄉”中居民是當時國家的自由公民性質，實際上就是統治階級的一個階層。因而他們有參與政治、教育、選拔的權利，有服兵役的義務。郊外鄙野之中“遂”的居民，是當時被奴役的階級。因而他們没有任何政治權利，也没有資格成爲正式戰士。

西周春秋間被稱爲“國人”的“鄉”中居民，是具有完全公民權的統治階層。他們的社會組織，長期保留有“村社”的因素，“村社”的一切成員都被視爲有平等的權利，其主要的物質基礎就是土地。他們還保留有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每個成員可以有一塊質量和數量大體相等的份地。當時國家和執政的貴族，爲了統治被奴役的廣大羣衆，很注意這羣公民的團結一致，防止他們中間發生顯著的財産分化，特别是佔有耕地不平均。所以《周禮》記載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要按每家人口多少授以上中下三等之地。這和古代斯巴達公民的“平等人公社”有類似之處。所不同的，斯巴達“平等人公社”的成員用抽簽法分得一定“份地”的同時，還要分得耕種這塊“份地”的人；而當時的“國人”所分得的只有“份地”。

這種“國人”有時被稱爲“士”，即是甲士、戰士。管仲實行“參國伍鄙”之法，就把這種“國人”所居之鄉稱爲“士鄉”（《國語·齊語》），又稱爲“士農之鄉”（《管子·小匡》）。因爲這種“士”還没有脱離農業生産。《禮記·曲禮》説：“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吕思勉先生解釋説：“士則戰士，平時肆力於耕耘，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者也”（《先秦史》293頁）。這是對的。《禮記·少儀》説：“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可知“士”這個階層從幼就要學習農業生産。因爲土大多參與農業生産，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就必須於農隙舉行。《左傳》隱公五年載：“春蒐，夏苗，秋獼，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西周春秋間稱爲“國人”這種自由公民，雖然没有像古代希臘、羅馬的公民那樣，有參加“民衆大會”表決國家大事的權利，但是，遇到國家有危難、國君要改立等大事，國君或執政者常召集“國人”來徵詢意見，有所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還有“大蒐禮”，帶有“國人”大會的性質，在進行軍事演習的同時，常把建置或變更軍制、選定將帥和執政、制定法律等國家大事，在大會上公布，這都是對“國人”政治權利的尊重。參見拙作《大蒐禮新探》。同時，他們還享有被選擔任低級官職的權利。

當時“國人”所以要建立經常的軍事組織，這是由於加強對奴役居民的統治上的需要，同時也由於對外戰争上的需要。因爲在這時尖鋭的階級矛盾中，只有這種自由公民是當時政權的有力支柱。他們的軍事組織，所以要和鄉里組織密切結合，一方面，是沿襲氏族制末期的老習慣，一方面是爲了便於訓練指揮和加強團結^[27]。當時國家和執政的貴族，爲了加強其戰鬬力，很注意對他們的教育和訓練，許多“禮”的舉行就是爲了加強團結和加強戰鬬力的。在“鄉”中所以特别要舉行“鄉飲酒禮”和“鄉射禮”，目的也是如此。

居於“遂”或“野”、“鄙”的被奴役居民，也長期保留有“村社”的組織形式，有平均分配耕地的習慣，前面所引《周禮·遂人》“以頒田里”的制度，平均分配上中下三等之地，充分表明了這點；管仲的“伍鄙”之法，主張“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惑）”，也足以説明這點。所謂井田制度，就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制度。當時奴隸主貴族及其國家，實際上已成爲許多村社的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他們利用原來的村社組織加以勞動編組，把村社轉化成爲被奴役的小集體，使再生産在極悲慘的條件下進行。這些村社農民不僅要在“籍田”或耡田上提供集體的無償勞動，所耕的“份地”也還有賦税的負擔，還要提供極其繁重的勞役，提供家畜和在野的一切物産。

【注释】

[1]段玉裁《四與顧千里書論學制備忘之記》（收入《經韻樓集》）説：“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接之處也，故《説文》曰：‘距國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説文》冂下本之，亦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於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伸之義也。何以引伸也？國外郊内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粊誓》三郊三遂，即三鄉三遂。”

[2]焦循《羣經宫室圖》卷上説：“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郛，公聞……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郛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紿己而怒，則當時謂郛内爲國也。”又説：“《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準此，則近郊遠郊爲國中也。”又説：“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是也。葢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内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内言之，則城内爲國，城外爲郊。”

[3]宋本《經典釋文》作“氓”，宋本《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十三“給授田第十六”引作“氓”，《説文·耒部》“耡”字下引《周禮》：“以興耡利萌。”鄭注亦作“萌”。清代學者都認爲古本應作“萌”。

[4]《説文·田部》把“甿”訓爲“田民”，《戰國策·秦策》高注：“野民曰氓。”《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氓，野人之稱。”《管子·山國軌》篇尹注也説：“萌，田民也。”“甿”或“氓”、“萌”的身份和地位遠較“國中”的“鄉人”爲低。《周禮·旅師》載：“凡新甿之治皆聽之”，這對新遷來的農業生産者叫“新甿”，因爲其身份地位亦低。《吕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説：“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萌”即是“新甿”。至於“民”是通稱，“六鄉”居民可稱“民”，“六遂”的“甿”亦可通稱爲“民”。金鶚《求古録禮説》卷八《釋民》認爲“甿”“氓”“萌”與“民”相同，説：“萌與民義同，而鄭謂異外内，則未必然。遂人、遂大夫、旅師雖言萌，而上下文又皆言民，是知萌即民，民即萌，無他義也。”這是不正確的。

[5]孫詒讓《周禮正義》説：“案國即國中，謂城郭中；郊，六鄉外之餘地。經言國人，以晐國外之六鄉；言郊人，以晐郊外之六遂公邑。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亦其比例也。”

[6]“六鄉”的鄉黨組織中，族、黨等名稱顯然帶有濃厚的血緣關係。所謂“五閭爲族，使之相葬”，更是同族合葬的傳統習慣。《周禮·大司徒》所載“以本俗六安萬民”中，其二曰：“族墳墓”，也是指同族合葬。“六遂”的鄰里組織，鄰、里、酇、鄙、縣、遂等名稱，都是表現鄰居關係和地域關係的稱謂。

[7]参看拙作《籍禮新探》第三節。今收入本集。(www.xing528.com)

[8]《周禮·遂人》載治野之法，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周禮·小司徒》又載“井牧其田野”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玄據此，認爲《遂人》所載是鄉遂之制，用溝洫法；《小司徒》所載是采地都鄙之制，用井田法。後人對此，聚訟紛紜，大體不外三説：（一）從鄭玄之説，認爲鄉遂用溝洫制，即用貢法，都鄙用井田制，即用助法。（二）反對鄭玄之説，認爲全用井田之制，並據《周禮·遂人》“以興耡利甿”，以爲遂亦用助，與都鄙相同，而與鄉用貢法不同。（三）以爲《小司徒》所説“九夫爲井”，其中無公田，《周禮·司稼》又説“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都鄙所用的應爲徹法。這些説法中，從第二説爲是。古時所謂井田之制，並非限於八家同井、其中有公田的制度，這原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除了集體耕作的公田之外，每家都分到大體相同的“份地”，“份地”分布的方法可以有種種方式。關於“遂”用助法，宋人葉時《禮經會元》卷二“井田”説：“案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言鄉，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鄉用貢法，遂用助法矣。葢六鄉于王畿爲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而藏之倉人。六遂于王畿爲遠，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于旅師。……故遂人曰：以興耡利甿，謂興起衆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耡，謂合衆力耦耕公田也；旅師曰：掌野之耡粟，謂公田所收之粟也。……助之一字，惟見于六遂之官，是六遂爲助法明矣。”

[9]《周禮》中没有“六遂”的軍制，鄭玄注：“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這是毫無根據的。

[10]俞正燮《鄉興賢能論》（《癸巳類稿》卷三）説：“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爲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爲鄉吏也。其用之止此。……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周則王族輔王，公族治國，餘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與諸侯，所謂興之爲伍長鄉吏者，於其中興之，而無美仕大權，此則周之制也。”

[11]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已説：“管仲燮成周之制，以士鄉十五爲三軍，則猶是六鄉爲六軍之遺法。”崔述《三代經界通考》説：“《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士鄉十五鄉二千家，而爲萬人之軍者三。是所謂三軍者，皆鄉遂也。”崔氏以“參其國而伍其鄙”爲鄉遂制度，是對的；把鄉遂混而爲一，認三軍出於鄉遂，是錯的。

[12]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八：“保謂小城也。……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奔救火也。……《月令》‘由鄙入保’，《晉語》‘抑爲保障乎’，鄭韋注並曰：小城曰保。”

[13]杜注：“正夫，隧夫。”是錯誤的。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正》卷七認爲“正夫”是“鄉遂之正卒”。按此當指鄉之正卒。

[14]江永《羣經補義》説：“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素在兵籍隷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税，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民之兵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

[15]孔穎達正義：“《周禮》鄉在郊内，……郊人當謂郊内鄉之人也。”今案：郊人當爲官名，是鄉的長官。以宋國“命四鄉正敬享”例之，郊人即相當於鄉正。

[16]據《周禮》記載，車由車僕掌管和供給，兵器由司兵、司弓矢、司戈盾等掌管和供給。出兵時有“授兵甲之儀”。

[17]這點，江永、孫詒讓等已見到。詳見孫詒讓《周禮正義》。

[18]這點，惠士奇、孫詒讓等已見到。詳見孫詒讓《周禮正義》。

[19]《逸周書·芮良夫》篇雖然出於戰國時人的擬作，也該有根據的。它記述芮良夫勸諫周厲王和執政者説：“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又説：“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

[20]一説“殷八”即“成周八”，因“八”是用殷的投降軍隊編成，故稱“殷八”，又因屯駐於成周，故稱“成周八”。但尚無確據。

[21]參見拙作《我國古代大學的特點及其起源》第四節，今收入本集。

[22]古代有所謂“甸服”，即是從“甸”引伸出來的。《國語·周語上》載祭公謀父説：“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甸服者祭”。《國語·周語中》載周襄王又説：“昔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禮記·王制》説：“千里之内曰甸”（注：“服治田出穀税”），又説：“千里之内以爲御”（注：“御謂衣食”）。“甸”的得名，由於“治田”。《尚書·禹貢》説：“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也因爲“甸”是“治田”之區，“賦納”都要糧食。這樣把王畿之内整個地區（除了國都和近郊）稱“甸”，“甸服”是指畿内封國，《左傳》昭公十三年載子産説：“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23]參看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釋》，收入《文史論集》。

[24]司土原爲掌管土地之官。有的專門掌管籍田，《簋》稱：“王曰：，令（命）女（汝）作（司）土，官耤田”。也有掌管林、虞、牧等官的，如《免簠》稱：“令（命）免作土，奠還（林）、吴（虞）、牧”。因爲當時貴族政權已圈佔山林川澤之區，設置林、虞、牧等官，掠取山川之利。如《同簋》載：“王命同：差（左）右吴（虞虢之虞）大父，（場）、林、吴（虞）、牧，自淲東至於（河），厥逆（朔）至于玄水。”既然林、虞、牧等官要圈佔大塊土地，所以他們也歸司土隸屬。“司土”在西周後期金文中又作“司徒”，見《揚簋》和《無惠鼎》。因爲司土又兼徵發徒役之職。《詩·大雅·緜》記述公亶父遷到岐周營建的情況説：“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鄭箋，“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

[25]見于省吾《略論西周金文中“六”和“八”及其屯田制》，刊於《考古》1964年第3期。

[26]王鳴盛《尚書後案》説：“此時出師征伐，六卿且不必盡從，又何用三公徧攝六卿以行，則知此經三卿，自爲軍中有職掌之人，所以舉之。”

[27]《國語·齊語》説：“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