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六、八与鄉遂制度的关联

西周時代存在有鄉遂制度是無疑的。《尚書·費誓》説：“魯人之郊三遂”，説明魯國在西周初年已有三鄉三遂的制度。魯國是以奉行“周禮”著稱的諸侯國家，可以推想，周天子的王畿之内一定早就實行着這種制度。

《周禮》所説王畿的鄉遂制度，其中基本特點該西周時已有，但是許多具體制度已被改變、擴大和增飾，並加以理想化和系統化。其中顯然被改變和擴大的就是軍隊的編制。《周禮·夏官·序官》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實，“軍”的編制在西周時還没有。據西周文獻看來，當時只有六師而没有六軍。如《尚書·顧命》：“張皇六師”；《詩·小雅·瞻彼洛矣》：“靺韐有奭，以作六師”；《大雅·棫樸》：“周王於邁，六師及之。”《大雅·常武》：“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到春秋時，諸侯才有“軍”的編制，大國都編三軍，於是有“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左傳》襄公十四年）之説，《周禮》就是根據這種説法的。

西周文獻中的“六師”，在西周金文中稱爲“六”。如：

唯巢來，王令東宫追以六之年（《貯簋》）。

王乎（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牧陽、大△，羲、夷、陽佃史（《南宫柳鼎》）。

“六”之外，還有“八”，如：

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之年（《小克鼎》）。

有稱“殷八”的，如：

白懋父以殷八征東尸（夷）（《小臣簋》）。

有稱“成周八”的，如：

王乎尹氏册命舀曰：更（賡）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舀壺》）。

有簡稱“成周八”爲“成”的，如：

唯白屖（辟）父以成即東，命伐南尸（夷）（《競卣》）。

有以“六”和“八”並舉的，如：

王册令尹易（錫）盠赤市、幽亢、攸勒，曰：用（司）六、王行，參（三）有（司）：土、馬、工。王令盠曰：六八（《盠尊》）。

還有以“西六”和“殷八”並舉的，如：

王迺命西六、殷八曰：“△伐噩（鄂）矦馭（御）方，勿遺壽幼。”……弗克伐噩。武公廼遣禹率公戎百乘，斯馭二百，徒千，曰：“……叀（惠）西六、殷八，伐噩矦馭方，勿遺壽幼（《禹鼎》）。

“西六”當即“六”，因“六”屯駐於西土的都城豐鎬，也稱“西六”。據此推類，那麽，“殷八”該因屯駐於殷（即衛）而得名，“成周八”該因屯駐於成周而得名^[20]。

西周在西土和東土都建立有統治中心，屯駐大軍，不僅是爲了加強國家的統治力量，而且是爲了征服附近的夷戎部落。如“成周八”曾被用於征伐南夷，見前引《競卣》；“殷八”曾被用於征伐東夷，見前引《小臣簋》。不僅如此，西周在統治中心屯駐大軍，是作爲奴役和剥削當地人民及附近夷戎部落的主要工具的。如《兮甲盤》載：

王令甲政（征）（司）成周四方責，至於南淮尸（夷）。淮尸（夷）舊我（帛）畮（賄）人，母（毋）敢不出其、其責（積）。其進人、其貯，母（毋）敢不即（次）、即（寺）。敢不用令（命），則即丼（刑）（撲）伐。

成周既是西周在東土的統治中心，屯駐有“成周八”作爲統治的工具，同時又是“征司四方責”的中心。他們在軍事上的出征，目的就在於達到“四方責”的“征司”。凡是夷戎部落一經征服，即成爲西周國家的“畮人”或“畮臣”（即是貢納之“臣”）。既要貢納幣帛、積貯，更要“進人”（即進貢供奴役的勞動者）。“進人”一定要送到指定的軍隊駐防地（即“次”），貢納積貯一定要送到指定的積貯官署（即“寺”）。如果不服從這様的規定，就要受到討伐。《師簋》就是記載淮夷因不服從這種規定而命令師討伐的事。

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稱王室的師旅爲“”。其經常的駐防地稱爲“某”，“”上一字即是原有地名，“”則因經常駐“”而得名。古書上稱國都爲“京師”，西周金文作“京”（見《克鐘》、《晉姜鼎》、《晉公》），亦當由於“”的拱衛而得名。

西周金文對統率“”的軍官稱爲“師氏”，簡稱爲“師”；又常連同人名，稱爲“師某”。其職務除統率師旅出征或防守以外，還參與重要的射禮，擔任貴族子弟的軍事教練^[21]。更重要的，他們還親自掌管鄉邑和降服的夷戎部落。《師酉簋》載：(www.xing528.com)

王乎（呼）史册命師酉：（司）乃且（祖）啇（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尸（夷）、尸（夷）、舂尸（夷）、京尸（夷）、畀△尸（夷）、新。

《詢簋》又載：

今余令女（汝）啇（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後庸：西門尸（夷）、舂尸（夷）、京尸（夷）、尸（夷）、師笭側新、△華尸（夷）、由△尸（夷）、人、成周走亞、戍秦人、降人服夷。

詢是師酉之子，世襲師氏的官職，所以兩人所司大體相同。這裏“邑人”與“虎臣”同爲師氏所職掌，“虎臣”是武官名，“邑人”亦當爲官名，乃鄉邑的長官。鄉邑的長官稱“邑人”，猶如齊稱鄉的長官爲“鄉良人”，《禮記·鄉飲酒義》稱鄉大夫爲“鄉人”。《師簋》載：“王乎（呼）内史吴册命師曰：……今余唯先王命，女（汝）官（司）邑人、師氏”（《文物》1964年第7期24頁）。這裏“邑人”與“師氏”同爲師所職掌。“師氏”是師旅的長官，同時又是鄉邑的長官，因爲當時師旅即抽調京師近郊鄉邑公民編制而成。同様的，“邑人”這個鄉邑的長官，同時又是師旅的長官。所以“邑人”可以成爲“師氏”所屬的主要官員，地位在“虎臣”之上。同時，“邑人”與“師氏”可以同爲某些高級軍事長官所屬的主要官員。

特别值得重視的，《師鼎》載：

王乎（呼）乍（作）册尹令（命）師疋師俗（司）邑人隹（與）小臣、善夫、守△、官犬，奠人、善夫、官守友。

這裏周王命令師幫助師俗掌管“邑人”和“奠人”之官，可知“師氏”所屬，除了“邑人”之外，還有“奠人”。“邑人”之官下有小臣、善夫等，而“奠人”之官下亦有善夫等，可知“奠人”是和“邑人”相類的官。“奠人”當讀爲“甸人”，即相當於《周禮》的“遂人”。《爾雅·釋地》説：“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經典釋文》引李巡本，“牧”作“田”，《素問·六節藏義論》王冰注引作“甸”，“田”“甸”古通用。《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和《通典·凶禮》引《禮記》盧植注，都説：“郊外曰甸。”以此與《周禮》郊外稱“遂”相比較，可知“甸”即是“遂”。“甸”就是因“治田”而得名^[22]，這和《周禮》把“遂”作爲治田之區，把“遂”的居民稱“甿”，也正相合。

《師鼎》的“邑人”和“奠人”，職掌有“邑”與“甸”之别，亦即“國”與“野”之别。“邑人”當即相當於《周禮》的鄉大夫，“奠人”當即相當於《周禮》的遂人。由此可見，西周確實存在着鄉遂制度。但是西周的“邑人”和“奠人”都屬“師氏”掌管，這是和《周禮》不同的。爲什麽“師氏”在掌管“邑人”之外，又要掌管“奠人”呢？因爲郊外的“甸”是徵發力役和物産的對象，可以從中徵發軍隊所需的力役和物資。據《尚書·費誓》所載，伯禽率師征伐淮夷徐戎，對“魯人三郊三遂”，也是都徵發到的。

《詢簋》“先虎臣後庸”的“庸”，當是奴僕，即是指西門夷以下許多夷族部落^[23]。這時這些夷族部落已都降而爲“庸”，亦歸“師氏”所掌管。爲什麽“師氏”在掌管“邑人”、“奠人”之外，還要掌管這些集體奴隸性質的夷族部落呢？因爲，除了可以奴役之外，還可以用來充當警衛隊。警衛隊原來也是屬“師氏”指揮的。《周禮·師氏》載：

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内列（注：“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

《周禮·司隸》也説：“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宫和野舍之厲禁。”這種“四夷之隸”或“四翟之隸”，就是《詢簋》所説包括各種夷族部落降服人的“庸”，他們“守王宫和野舍之厲禁”，監督行人，就是警衛隊的性質。

在古代雅典，統治用的軍隊也是由自由公民編制而成的。自由公民的地域組織也是和軍事組織密切結合的。當時雅典公民居住的自治區叫“得莫”，十個“得莫”構成一個部落，這種“地域部落”不只是一種自治的政治組織，而且也是一種軍事組織。我國西周春秋時代王城和諸侯國都中“鄉”的組織，性質上是和雅典的“地域部落”相同的。雅典除了由“地域部落”公民編制成的軍隊以外，也有由奴隸編制的警察部隊。恩格斯分析雅典國家的主要特徵説：

我們已經看到，國家底主要特徵，便是脱離人民大衆的公共權力。雅典在當時僅握有由人民直接補充的人民軍與艦隊，此種軍隊和艦隊用以外抗敵人，内制奴隸，奴隸在當時已佔人口底大多數了。對於公民，這種公共權力起初不過當作警察而已，警察，像國家一樣，也是很古的了……所以，雅典人跟他們的國家同時，並創辦了警察，由步行與騎馬的攜帶弓矢之人……組成的真正憲兵隊。不過，這種憲兵隊是由奴隸編成的。這種警察的服務，在自由的雅典人看來是卑賤的。所以，他們寧願叫武裝的奴隸逮捕自己，而自己不願幹此種賤事。這仍是舊的氏族生活底思想方式。國家如無警察就不能存在，不過它還很年輕，還未享有充分的道德的權威，足以使人對於舊氏族社會成員必然要視爲卑賤的職務，加以尊敬（《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955年人民出版社113—114頁）。

西周時代國家的主要特徵也是如此。

西周時代的“六”和“八”，既是國家的軍事組織，又是自由公民的地域組織。統率這些軍隊的長官“師氏”，既是高級的軍事長官，又具有地方行政長官的性質，其直屬的主要官員就有鄉邑的長官“邑人”。《周禮》上的“六鄉”和“六軍”制度，也是地域組織和軍事組織密切結合的，但是，鄉邑的長官已和“師氏”不發生關係，“師氏”已不是“六軍”的長官，“師氏”的職務僅是警衛隊長，僅能指揮警衛部隊，隨時擔任天子的侍從和貴族子弟的教師了。

西周時代“六”和“八”，是一種軍隊編制和鄉邑編制相結合的組織，我們從他們設有“冢司土”等官職也可看出。前引《舀壺》記述：國王命令舀繼承祖父和父親的職司，“作冢土于成周八”。“司土”原來主要是掌管土地的官，因兼管徵發徒役的事，後來也稱“司徒”^[24]。“成周八”既然設有“冢司土”之官，必然“八”駐屯地有關涉土地和徒役的事需要管理。《周禮》有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職，大司徒主要掌管整個邦的土地和居民，小司徒則主要掌管“六鄉”的土地和居民，主要工作在於分配耕地和調發民力，所謂“乃均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數”，“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鄭玄注説：“司徒掌六鄉”，如同“遂人掌六遂”一樣，基本上是對的。我們認爲，“成周八”的設有“冢司土”，其職掌也當如此，因爲“成周八”同樣是軍隊編制和鄉邑編制相結合的組織。

《盠尊》説：“六八”。于省吾同志認爲：“”是“蓺”的初文，像雙手植草木於土中，本義爲種植草木而加以扶持，典籍中“藝”訓種植者習見，這是説王令掌管六及八的穀類種藝之事，“司蓺”當爲“冢司土”的屬官。

《南宫柳鼎》稱：“王乎册尹册命柳，六牧陽、大△，羲、夷、陽佃史。”于省吾同志認爲：史與事古字通用，佃史即佃事。這是説，命柳掌管“六”放牧於陽、大△等地，和羲、夷、陽等地農佃之事。

于省吾同志根據“六”和“八”設有“冢司土”、“司蓺”、“司牧”、“司佃事”等官職，以掌管土地和有關生産事務，認爲“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初出現的軍事屯田制”，而且以爲“這樣一來，就打破了典籍所稱，以爲我國屯田制開始於漢代昭、宣之世的一貫説法，而現在應該把它提早到西周時代了”^[25]。我們認爲，于同志對“六”和“八”没有掌管土地和農業生産的官，作了比較詳細的闡釋，這對西周史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就此斷定這是我國歷史上最初出現的軍事屯田制，是可以商討的。西周“六”和“八”設有“冢司土”等掌管土地和生産的官，只是因爲“六”和“八”是軍事編制和鄉邑編制相結合的組織。

《尚書·牧誓》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王鳴盛認爲此處周武王所列舉的，全是各級軍事長官，司徒、司馬、司空“自爲軍中有職掌之人”^[26]，這與《舀壺》所説成周八設有冢司土之官，正相符合。此處以“師氏”爲師旅的長官，亦與西周金文符合。此處以“師氏”以下的軍官爲“千夫長”、“百夫長”，可能相當於金文所説的“邑人”。因爲當時鄉邑組織和軍隊編制相結合，鄉邑組織的長官“邑人”，列入軍隊編制即爲“千夫長”、“百夫長”了。當時鄉邑組織是由十進制的氏族組織轉變而成，所以其軍隊編制也都採用十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