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有許多國家保留有這種鄉遂制度，其中以齊國最爲顯著。
據《國語·齊語》記載，齊國在桓公時，管仲施行“參（三）其國而伍（五）其鄙”的政策，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他把“國”分爲二十一鄉，其中工商之鄉六個，士鄉（《管子·小匡》篇作“士農之鄉”）十五個。十五士鄉即相當於《周禮》的“六鄉”。他又把“鄙”分爲“五屬”，“鄙”相當於《周禮》的“野”，“五屬”即相當於《周禮》的“六遂”。
十五士鄉和《周禮》的“六鄉”一樣，以居民的鄉里組織和軍隊的編制結合起來的。以五家爲軌，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五人爲伍，由軌長統率；十軌爲里，就成五十人爲小戎，由里有司統率；四里爲連，就成二百人爲卒，由連長統率；十連为鄉，就成二千人爲旅，由鄉良人統率；五鄉一師，就成一萬人爲軍，由五鄉之師統率。如此，十五士鄉編制成三軍，中軍由齊桓公親自統率，上下兩軍分别由上卿國子、高子統率。當時齊國主要軍隊就是這三軍，全部由十五士鄉居民編制而成。與《周禮》的六軍全部由六鄉居民編制而成，性質相同[11]
當時齊國在鄙野地區，以三十家爲邑，邑設有司；十邑爲卒，卒設卒帥；十卒爲鄉，鄉設鄉帥；三鄉爲縣，縣設縣帥；十縣爲屬，屬設大夫。五屬分設五大夫。這與《周禮》“六遂”的組織，性質相同。“五屬”居民和“六遂”居民一様，是農業生産的主要擔當者，所以管仲對於“五屬”的政策是：“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這様主張按土地等級徵賦，平均分配耕地，減輕徭役而不奪民時，不略取家畜等等，對“五屬”居民作讓步措施，無非爲了維持農業生産。
管仲在“國”的“鄉”中有選拔人才的辦法，基本精神也和《周禮》“六鄉”中“三年大比”相同。其選拔的標準有二，一叫“明”，即“爲義好學、聰慧質仁”；二叫“賢”，即“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由鄉長推舉，桓公親自接見，使擔任官職。一年之後，由官長書面報告其工作成績，並挑選其中賢者向上推薦，由桓公召見，當面識别。再退而問其鄉，察看其平日的才能行爲，如果和做官時的作爲不相違背，便可升爲“上卿之贊”。這叫做“三選”。“五屬”雖然也有選拔人才的制度，但没有這様上選爲“上卿之贊”的“三選”辦法，顯然是因爲“五屬”居民身份低下的緣故。
十分明顯，齊國這種“參其國而伍其鄙”的政策，是鞏固其原有的“國”“鄙”分治的制度的。這種“國”“鄙”分治的制度，基本上是和《周禮》的鄉遂制度相同的。
春秋時代其他各國，雖然缺乏這方面有系統的記載，但是從其全國總動員的事件中，也還可以看出它們保留有鄉遂制度。
例如宋國，《左傳》襄公九年載：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華臣具正徒（注：“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注：“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注：“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這時宋國因火災，實行全國總動員。由執政樂喜派擔任“司徒”的華臣準備好“正徒”，司徒所直接調遣的“正徒”，當即“國”中“四鄉”的正卒；又命令“遂”的長官“隧正”調遣役夫納入郊内從事保衛[12]，隧正所調遣的役徒，當即郊外“遂”的居民。同時左師、右師又命令四鄉正去祭祀，四鄉正即是“國”中“四鄉”的長官。於此可見宋國在這時還保留有鄉遂制度。
再如魯國，從西周初期起，就有鄉遂制度。《尚書·費誓》説：“魯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即是三鄉三遂。《史記·魯世家》引“遂”作“隧”。這種制度到春秋時依然存在。《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載：
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藏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
這時臧孫擔任司寇之官，所調遣的“正夫”，當即“國”中“鄉”的正卒，即宋國所謂“正徒”[13]。《左傳》襄公七年載：
南遺爲费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這時叔仲昭伯擔任“隧正”，所調遣的役徒，當即郊外“遂”的居民。
魯國三桓“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具體措施是：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注：“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叔孫氏使盡爲臣（注：“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左傳》襄公十一年）。
後來“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左傳》昭公五年）。由此可知魯國的軍隊組織是和鄉邑組織密切結合，軍隊即抽調鄉邑的父兄子弟組成，軍賦也在這個組織中徵取。“三分公室”的時候，季孫氏用加倍徵賦的辦法，迫“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就是迫使軍隊成員帶同其提供兵役的鄉邑組織（即役邑）一起臣屬於季孫氏，做到了“盡征之”。“四分公室”的時候，孟孫氏和叔孫氏就仿效季孫氏的做法，做到了“皆盡征之而貢於公”[14]。(www.xing528.com)
又如鄭國，《左傳》昭公十八年載：
火作……（子産使）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
這時鄭執政子産在大火中實行全國總動員，和宋執政樂喜所採取措施相同。所謂“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如同樂喜“使華臣具正徒”一様，“伍列登城”的“城下之人”，當即城外“鄉”中的正卒。所謂“使野司寇各保其徵”，如同樂喜“令隧正納郊保”一様，野司寇從“野”所徵發來的役徒，當即“遂”的居民。所謂“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等等，也如同“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郊人”即是郊内“鄉”的長官[15]，猶如宋國的“鄉正”。《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
鄉人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所以能够在鄉校中議論執政之善否。這都是鄭國存在鄉遂制度的明證。
春秋時代各國保留鄉遂制度，還有顯著的一點，就是像《周禮》所説“六鄉”居民性質的“國人”在各國普遍存在。
春秋時代各國軍隊的編制，除了由國君和卿大夫的宗族作爲骨幹以外，主要是由“國人”編制而成的。“國人”有納軍賦的義務，壯丁必須充當甲士，一旦遇到戰争，要召集入伍時，只須“授甲”或“授兵”。《左傳》閔公二年記載：狄人伐衛，因衛懿公愛鶴，鶴有乘軒的，“國人受甲者”都説“使鶴”，結果衛軍大敗。又如《左傳》隱公十一年記載，鄭國伐許，曾“授兵於大宫”。這和《周禮》所説“六鄉”居民編制成的軍隊，武器平時由國家保藏，到戰時“授兵”，完全相同[16]。由於“國人”是當時國家的戰士，各國很注意對他們的训練。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晉國欒武子説：楚國自從滅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治）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春秋時各國軍隊主要由“國人”編制而成，“國人”是各國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要支柱。因此各國國君和大臣遇到危難，就召“國人”來徵詢意見。《左傳》僖公十八年記載：邢和狄伐衛，衛文公要把君位讓給父兄子弟，朝“衆”來徵詢意見，“衆不可，而從師于訾婁，狄師還”。這些反對衛文公讓位而“從師于訾婁”的“衆”，即是“國人”。《左傳》定公八年記載：衛靈公苦於晉國逼迫，企圖反抗，朝見“國人”而使公孫賈徵詢説：“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國人”都回答説：“五伐我，猶可以戰。”於是衛國決定反抗晉國。《左傳》哀公元年又載：吴王夫差攻入楚國，派人來召陳懷公，要求陳國服從吴國，懷公朝見“國人”而問道：“欲與楚者右，欲與吴者左。”結果“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這就是《周禮·小司寇》所説“詢國危”[17]。從“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的情況看來，當時陳的“國人”，既有田地，又有鄉黨組織，只是當時他們佔有田地已不均，有的已“無田”了。
春秋時各國貴族在君位繼承上發生問題時，也常徵詢“國人”的意見。《左傳》僖公十五年載：晉惠公被秦俘虜後，派郤乞“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並且説：“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指太子圉）也！”“衆”因此都哀哭，晉國於是“作爰田”。《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載：王子朝與周敬王争奪君位，晉景公派士景伯到周，“立於乾祭（王城北門）而問於介（當從王引之校作其）衆”，從此晉國便和王子朝斷絶關係。《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又載：越國接受衛侯輒的請求，派兵護送他回國。衛大夫公孫彌牟召集“衆”而問道：“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都説：“勿納。”公孫彌牟又説：“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都説：“勿出。”結果衛侯輒不敢進入衛國。這就是《周禮·小司寇》所説“詢立君”[18]。
當時不僅國君的廢立要徵詢“國人”意見，卿大夫的廢立也常徵詢“國人”意見。例如《左傳》哀公二十六年載：宋國由大尹（閹官之長）專權，常假託君命以遂其私欲，“國人惡之”。這年十月宋景公去世，大尹立宋景公飬子啟爲君，然後再發喪。大司馬皇非我、司城樂茷等“皆歸授甲”，圖謀驅逐大尹，並且“使徇於國”説：“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都説：“與之。”大尹又“徇於國”説：“戴氏（即樂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都説：“無别”（杜注：“惡其號令與君無别”）。結果由樂得“使國人施（加罪）於大尹”，迫使大尹帶同啟出奔楚。
春秋時代有些國家國君的廢或立，“國人”經常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以莒國爲例，如莒紀公的被殺（《左傳》文公十八年），展輿的殺莒犂比公而自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莒郊公的被逐而庚與的被迎立（《左傳》昭公十四年），庚與的被逐（《左傳》昭公二十三年），都是由於“國人”的向背。
春秋時代有些國家的貪暴的卿大夫，也常被“國人”逐出或殺死。例如陳國司徒轅頗的被逐（《左傳》哀公十一年），鄭國執政子孔的被殺（《左傳》襄公十九年），都是如此。在各國貴族的内訌中，勝負都常由“國人”的向背來決定的，其例不勝枚舉。
不僅在春秋時代，“國人”在政治上起這様重要的作用，在西周時代早已如此。據《國語·周語》記載，由於周厲王的“專利”，弄得“民不堪命”，於是“國人謗王”，周厲王招徠了一個衛巫，命他檢舉，大加殺害，使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19]。
由此可見，西周春秋時代“國人”的性質，基本上和《周禮》的“六鄉”居民是相同的，是當時各國的自由公民。
春秋時代各國農業生産者的主要擔當者，叫“庶人”。所謂“其庶人力於農穡”（《左傳》襄公九年），“庶人食力”（《國語·晉語四》），“自庶人而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國語·魯語下》）。從西周時代起，庶民已被迫在“籍田”上從事無償勞動，统治者在“籍田”上舉行“籍禮”之後，要“庶人終于千畝”（《國語·周語上》）。魯國在宣公十五年“初税畝”以前，“籍”仍是對庶人的主要剥削辦法（《春秋》三傳）。這又和《周禮》的“六遂”居民受到“合耦于耡”的剥削，基本上相同。
根據本節所分析，春秋時各國還多保留有鄉遂制度，這種鄉遂制度就是其社會組織的主要結構。把它和《周禮》作比較，可知《周禮》的鄉遂制度不是没有來歷的，還基本上保存着西周春秋時代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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