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中的鄉遂制度-古史新探

《周禮》把周天子直接統治的王畿，劃分爲“國”和“野”兩大區域，對整個王畿的經營佈置，稱爲“體國經野”。在這“國”和“野”兩大區域中，“郊”是個分界線，“郊”以内是“國中及四郊”，“郊”以外即是“野”。“郊”的得名，就是由於它是“國”和“野”的交接之處。

“國”的本義，是指王城和國都。在王城的城郭以内，叫做“國中”；在城郭以外，有相當距離的周圍地區，叫做“郊”或“四郊”。在“國”以外和“郊”以内，分設有“六鄉”，這就是鄉遂制度的“鄉”。從“郊”的廣義而言，所有“六鄉”地區，都可以稱爲“郊”或“四郊”^[1]。對“野”而言，以王城爲中心，連同四郊六鄉在内，可以總稱爲“國”^[2]。

在“郊”以外，有相當距離的周圍地區叫“野”。在“郊”以外和“野”以内，分設有“六遂”，這就是鄉遂制度的“遂”。此外，卿大夫的采邑稱爲“都鄙”，細分起來，有甸、稍、縣、都、鄙等名目。就“野”的廣義而言，指“郊”外所有的地區，包“六遂”和“都鄙”等。

大體説來，王城連同四郊六鄉，可以合稱爲“國”；六遂及都鄙等地，可以合稱爲“野”。六鄉和六遂是分布在兩個不同的行政區域。《周禮·比長》載：“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内之”（鄭注：“圜土者，獄城也”）。這因爲“國”和“郊”屬於同一地區，六鄉的居民，要在“國中及郊”的範圍内遷居，手續比較簡便；如果要遷出這個地區，就要鄭重其事，“爲旌節以行之”，没有節是要被拘捕的。

“鄉”和“遂”，不僅所居地區有“國”和“野”的區别，而且居民的身份亦有不同。在《周禮》中，“鄉”和“遂”的居民雖然都可以統稱爲“民”，但是“六遂”的居民有個特殊的稱呼，叫“甿”、“氓”或“野民”、“野人”；“六鄉”的居民則可稱爲“國人”。

《周禮·遂人》載：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婚）擾甿（注：“擾，順也”），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以強予任甿（注：“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以土均平政。

鄭注：“變民言甿，異内外也。”這裏談“治野”的方法，一連串談到七次“甿”，其中大多數是關涉農業生産的。“甿”，古本或作“氓”，或作“萌”^[3]，本是指“田民”、“野民”或“野人”^[4]。《墨子·尚賢上》説：“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國中之衆”即是“國人”，“四鄙”即是“野”，“萌人”即是“甿”或“萌”。《周禮》也稱“六遂”的居民爲“野民”，如《周禮·縣正》説：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野民”也即“甿”或“氓”的别稱，古書上或稱爲“野人”、“鄙人”。如《孟子·滕文公上》説：“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六遂”因爲處於“野”的地區，其居民被稱爲“甿”、“氓”或“野民”、“野人”。那麽，六鄉處於“國”的地區，其居民就可以稱爲“國人”了。《周禮·泉府》載：“國人、郊人從其有司”，賈疏：“國人者，……即六鄉之民也。”^[5]

“六鄉”和“六遂”居民的社會組織也有不同。《周禮·大司徒》載六鄉的鄉黨組織是：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五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周禮·遂人》載六遂的鄰里組織是：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

從“六鄉”的鄉黨組織，分爲比、閭、族、黨、州、鄉六級來看，可知“六鄉”居民還多採取聚族而居的方式，保持有氏族組織的殘餘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血統關係作爲維繫的紐帶。從“六遂”的鄰里組織，分爲鄰、里、酇、鄙、縣、遂六級來看，可知“六遂”居民已完全以地域關係、鄰居關係代替了血統關係^[6]。

爲什麽“六鄉”組織還多保持血統關係，而“六遂”組織已多是地域關係呢？因爲“六鄉”居民都是“國人”，具有國家公民的性質，屬於當時統治階級，依舊沿用傳統習慣，用血統關係作爲團結的手段。而“六遂”居民是“甿”或“野人”，是勞動者、被剥削者和被壓迫者，他們的社會組織，只是勞動編組的性質，爲了便於貴族和官吏的監督和鞭策而已。據《周禮》所載，所有統治“六遂”的各級官吏，都有監督耕作之責，如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酇長“趨其耕耨，稽其女功”；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六遂”居民是農業生産的主要擔當者，所以有一套分配耕地的制度。《周禮·遂人》載：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畝），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對“六遂”居民所以要如此平均分配耕地，無非是爲了確保對貴族提供負擔，和均分對貴族的負擔。“六鄉”雖然也有平均分配耕地的制度，却是爲了保持公民之間的平等權利，維持他們提供兵役和勞役的能力。《周禮·小司徒》載：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www.xing528.com)

《周禮·大司馬》也有類似的記載：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注引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嵗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上地食者參之二”，即是《遂人》所説“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畝”。這裏所説“中地”“下地”也和《遂人》所説相同。可知“六鄉”居民和“六遂”同樣有平均分配“份地”制度，但是“六鄉”居民主要的負擔是兵役和力役。

因爲“鄉”和“遂”的居民，階級地位不同，負擔也大有不同。《孟子·滕文公上》載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這該是根據舊有的制度來説的。六鄉居民主要提供的是軍賦，而“六遂”居民主要負擔的是農業生産上的無償勞動，即所謂“助”，亦作“耡”，又稱爲“耤”或“籍”。《周禮·里宰》載：“以歲時合耦于耡。”“合耦”是指相互合作，實行“耦耕”；“耡”當即指井田制中的“公田”，即一里二十五家共同耕作的田。這種“合耦”於公田的辦法被稱爲“助”，即孟子所謂“唯助爲有公田”；因爲這種“公田”是實行“助”法的田，就稱爲“耡”，猶如實行“籍”法的田，稱爲“籍田”或“籍”^[7]。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就是按農業時令的需要，督促里中居民在“公田”上集體耕作。在“公田”上集體耕作所有的收穫，實際上已是貴族和官吏的剥削收入，名義上還是用於救濟的。所以《周禮·旅師》説：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

“耡粟”即是“合耦于耡”而收穫的粟，在春荒時借出，秋收時收回，名義上“施其惠，散其利”，也就是《周禮·遂人》所説：“以興耡利甿”^[8]。實際上，“六遂”居民在“公田”上的被監督的集體耕作，是一種無償勞動，是一種嚴重的剥削，“公田”上的收穫已完全爲貴族和官吏所佔有。

《周禮·遂人》説：“以下劑致甿”，鄭注：“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好像在徵發力役方面，“六遂”要減於“六鄉”，凡是家七人受上田的，家六人受中田的，一律按照家五人受下田的役法徵調，即每家抽二人。其實，對貧苦人民來説，每家要抽二人去服役，已是很苛刻了。

“六遂”居民不僅要在“公田”上從事無償勞動，即所謂“助”；所耕“份地”（即上田、中田、下田），也還要出貢賦。《周禮·司稼》説：“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司稼根據在“野”所巡視的結果，按照年成上下所定的“出斂法”，其征斂的對象顯然是在“野”的居民。“六遂”居民除了提供力役（即“野役”）之外，還要提供貴族祭祀所需的犧牲，提供在野的一切物産，包括鳥獸、草木、玉石之類，有所謂“野牲”、“野職”、“野賦”。可知“六遂”居民所受的剥削，是極其繁重的。

“六鄉”居民對國家最主要的負擔是軍賦、兵役和力役。《周禮》上軍隊的組織編制，完全是和“六鄉”居民的鄉黨組織結合起來的。《周禮·小司徒》説：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據規定，在“六鄉”居民中，“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五家爲比”，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爲“五人爲伍”。依此類推，“五比爲閭”，就成“五伍爲兩”；“四閭爲族”，就成“四兩爲卒”；“五族爲黨”，就成“五卒爲旅”；“五黨爲州”，就成“五旅爲師”；“五州爲鄉”，就成“五師爲軍”。這樣，“六鄉”居民就可編制成“六軍”，成爲國家機器的主要部分，不僅用於戰争，還用於田獵和力役，用於追捕“寇賊”；同時對“六鄉”軍賦的徵收，也在這個組織中進行。

“六鄉”居民是編制成“六軍”的基礎，是貴族政權的有力支持者。“六遂”居民則不同，他們没有經常的軍隊編制，没有被編入正式的軍隊^[9]，他們被徵發去參加“師田行役”，只是隨從服勞役而已。

由於“六鄉”居民是貴族政權的有力支柱，國家有重大事故，就要被召集去從事保衛工作。《周禮·大司徒》説：“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令者不行於天下。”“萬民”，孫詒讓《周禮正義》認爲“專指六鄉之正卒”，對的；把他們召集到宫門來，就是擔任保衛的。《周禮·小司徒》説：“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國之大事是指軍事和祭祀，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致民”也是指召集六鄉的正卒。“大故”，鄭注：“謂災寇也”，“致餘子”是指召集六鄉的餘子羨卒。

國家有重大事故時，不僅要召集六鄉正卒去保衛，還常要徵詢他們的意見。《周禮·鄉大夫》載：“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鄭注：“大詢，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玄這個注解是根據《周禮·小司寇》的。《小司寇》説：“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詢國危”是説國家遇到重大危難時徵詢意見，“詢國遷”是説國家需要遷都時徵詢意見，“詢立君”是説國君繼立發生問題時徵詢意見。這三個方面，確是古代政權機構中最重要的大事。從這點，也可見“六鄉”居民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至於“六遂”居民，就不能享受這種權利。

“六鄉”居民還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周禮·大司徒》説：“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中“六藝”是“六鄉”居民主要的教育課程，在“六藝”之中尤以“禮”和“射”爲重要。《周禮·鄉師》説：“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周禮·黨正》説：“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可知“六鄉”居民對於昏、冠、喪、祭、鄉飲酒等禮，都很重視。在這些禮之中，尤以鄉飲酒禮和鄉射禮爲重要。《周禮·黨正》載：“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所謂“飲酒於序”即指鄉飲酒禮。《周禮·州長》又説：“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射於州序”即指鄉射禮。鄉飲酒禮和鄉射禮，都是以“鄉”爲名，“鄉飲酒禮”或者單稱爲“鄉”，很明顯是“六鄉”居民所行的禮。鄉飲酒禮不僅是尊敬長老和加強團結的酒會，而且具有商定大事的議會性質，是一鄉的諮詢機關。鄉射禮不僅具有軍事教練的性質，而且具有選拔人才的目的。詳見拙作《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和《射禮新探》。所有這些禮的舉行，都是和他們的政治權利和兵役義務，密切相關的。

“六鄉”居民更有被選拔的權利。《周禮·鄉大夫》載：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在“六鄉”中三年有一次“大比”，由鄉中官吏挑選出賢者、能者，寫在書上獻給國王，又要“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通過鄉射禮來請羣衆評議，可知選拔的“賢能”還是武藝高強的人。因爲“六鄉”本是戰士集居之區，選拔出來擔任鄉中的各級官吏，同時也是軍中的各級將領^[10]。至於“六遂”居民，雖然同樣也“三歲大比”，《周禮·遂大夫》載：“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但是不能像“六鄉”那樣鄭重其事，推薦到國王那裏去，擔任“出使長之”、“入使治之”的官職。

根據上面的探討，不難看出，“六鄉”和“六遂”的居民，顯然是不同的兩個階級。“六鄉”居民是自由公民性質，有參與政治、教育和選拔的權利，有服兵役和勞役的義務。“六遂”居民則没有這些權利，而是農業生産的主要擔當者，需要在農業生産上提供無償勞動，並提供種種生産物品和服勞役，是被剥削和被壓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