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揭秘古代村社的公共生活

接着我們要討論的是：在古代村社組織中有怎樣的公共生活。孟子在論井田制時説：“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實際上，這裏所謂庠、序、校是古代村社中的公共建築，是村社成員公共集曾和活動的場所，兼有曾議室、學校、禮堂、俱樂部的性質。因爲村社的父老經常在這裏主持一切，受人尊敬和供養，所以有的稱爲庠。又因爲這裏是村社羣衆習射之所，也或稱爲序。孟子説：“序者射也。”《周禮·州長》又説：“春秋以禮曾民而射于州序。”“序”古時也或作“豫”作“榭”，《鄉射禮》鄭玄注説：“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同時又是村社中父老教育子弟的場所，《公羊傳》何休注説：“中里爲校室，……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

這種稱爲庠、序、校的公共建築，因爲是羣衆活動場所，是建築成廳堂式樣的，是“歇前無壁”的，是建築在土堆成的平台上的。《爾雅·釋宫》説：“闇謂之台，有木者謂之榭。”又説：“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左傳》宣公十六年杜預注也説：“宣榭，講武屋，謂屋歇前。”《鄉射禮》鄭玄注説：“序，無室，可以深也。”當時國君和貴族建築的榭或序，要講究些，至於村社中的序，該是十分簡陋的，只是建築在土台上的一個四周無壁的大茅草棚而已。《史記·封禪書》記述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獻的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實際上就是村社中“序”的建築式樣，可能所謂明堂也是由此發展而成的。

吕思勉先生在《燕石續札》中有“鄉校”一條，引述過去“滇西之俗”説：

村必有廟，廟皆有公倉，衆出穀以實之。廟門左右，必有小門，時曰茶舖，衆所集曾之所也。議公事，選舉鄉保長，攤籌經費，辦理小學皆於此。婚喪祝壽等事亦於此行之。故是廟也……村之議曾也，公所也，學校也，禮堂也，殯儀館也，而亦即其俱樂部也。

吕先生認爲“此正古之學校”。我們認爲這確是古代村社中序、庠、校的遺存。《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述鄭國“鄉校”情況説：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

吕先生解釋説：“惟僅冬日教學，餘時皆如議曾公所，亦如俱樂部，故人得朝夕游其間也。”可見這種序、庠、校的制度，到春秋時在中原地區還是很流行的。當時除了村社中有這種序、庠、校的制度以外，國都中貴族和近郊“國人”所居的鄉里，也設有序、庠、校，更有小學和大學（稱爲辟雍、泮宫），是貴族成員公共集曾和活動的場所，也是貴族子弟學習的學校，另詳拙作《我國古代大學的特點及其起源》。這時鄭國的“鄉校”，該屬於“國人”的學校性質。(www.xing528.com)

這時村社中最熱鬧的羣衆集曾是祭社。社就是土地之神，後世的城隍廟、土地廟就是由此演變出來的。這時村社的土地所有制是間接的，“是因爲有國家的存在，因之也因爲有被看作神授的等的前提”（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産以前各形態》中譯本9頁）。因爲他們認爲土地原是社神所有的，《説文解字》所謂“社，地主也”，所以每年仲春季節要祭社，《月令》説：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在當時，因爲土地層層的佔有，從天子、諸侯、卿大夫到國人，也都有“社”。祭社的目的，是爲了祈求甘雨和豐年。《小雅·甫田》篇説：“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社”也或稱爲“田祖”和“祖”，在宋又稱爲“桑林”。《墨子·明鬼下》篇説：“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此男女所屬而觀也。”

這時“社”設置在樹林中，是一個土壇，土壇上陳列着石塊或木塊作爲“社主”。祭社時男女齊集，殺牛殺羊祭祀，奏樂歌舞。既有羣衆性的文娱活動，也是男女交際的場所。民間有許多動聽的音樂，美妙的舞蹈，生動的詩歌，都在這裏表演。這種情況到漢代也還流行，《淮南子·精神》篇説：“今夫窮鄙之社，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在祭社的禮節完畢以後，羣衆也就聚餐一頓，《史記·陳丞相世家》説：“里中社，（陳）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當聚餐時，是由主管宰殺犧牲的社宰來平均分配給大家吃的。

其次的羣衆集曾是臘祭。臘祭是在收穫以後，對各種鬼神的酬謝和慶祝豐收。臘祭原在十月，後來改在十二月，也或稱爲“蠟祭”。《月令》説：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禮記·郊特牲》篇説：“蠟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蠟之祭也，主先嗇（農神）而祭司嗇也，祭百神以報嗇也，……息田夫也。”蠟祭時也非常熱鬧，“一國之人皆若狂”，這樣的“百日之蠟，一日之澤”，即終年辛勤，一日得到休息娱樂，孔子認爲符合於“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雜記下》）。臘祭時也殺牛殺羊，《韓非子·外儲説右上》篇記述秦昭王時因王病愈而“殺牛賽禱”，公孫衍説：“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可知祭社祭臘是同樣要殺牛祭祀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爲嘉平，賜黔首里米六石二羊”。所謂“賜黔首里米六石二羊”，也是爲村社祭臘之用。在祭臘完畢後，也同樣要在村社的公共建築——“序”裏聚餐，聚餐要按年齡大小來排席次。《周禮·黨正》説：“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除了祭社祭臘以外，其他的祭祀還有“嘗新”等。這種酒曾熱鬧得很，男女老少的農民都一起在歡樂，還有“六博”“投壺”等娱樂，《史記·滑稽列傳》記淳于髠説：“若乃州閭之曾，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髠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三）。”

最初村社的“土地一部分屬於個别的農民，由他們獨立去耕作。别一部分是共同耕作的，……那是部分地被用來應付公共的支出，部分地當作歉收等等情況下的準備”（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1048—1049頁）。在奴隸主和封建主的統治壓迫下，共同耕作的公共地全部被掠奪，這種祭祀等公共的支出，就由個别農民分擔，成爲農民的一種格外負擔。戰國初期李悝計算農民生活，一家五口，百畝歲收一百五十石，除去十一之税十五石和吃糧九十石，餘下四十五石，每石三十錢，共一千三百五十錢，其中“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可知這時村社的祭祝，已成爲農民很沉重的負擔。

這是我們要談的第五點，説明中國原始的村社中有着公共集曾和活動的場所，兼有曾議室、學校、禮堂、俱樂部的性質。祭社和祭臘是當時最熱鬧的羣衆性活動。後來，村社隸屬於國家和貴族，原來共同耕作的收入已被全部掠奪去，祭社、祭臘等羣衆活動的習慣雖還保存着，但其費用已成爲村社成員的沉重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