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們想討論一下我國古代井田制基礎上的村社組織。究竟在井田制下多少家合成一井呢？孟子説：八家共一井，《考工記》又説：“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而《周禮·遂人》又説：“十夫有溝。”我們認爲十家一井之説，比較符合實際情況。因爲古代村社是由氏族公社、家庭公社變化來的，原來氏族組織是十進制的。春秋戰國間各國編制户籍，以伍什爲單位，例如鄭國子産曾使“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秦國在公元前375年“爲户籍相伍”，也該是按照村社的老習慣的。春秋時代有所謂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也是以十進計算的。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邑考》説：
孟子云：鄉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爲邑矣。論語謂十室之邑，即一井之邑。
這個説法很有見識，所謂“十室之邑”，該是當時最普遍的小村社。“邑”是古人居住地的通名，大的都市可以稱爲邑，小的村社也可稱爲邑。古時最小的居住單位叫里，貴族所居的都邑古時也有稱爲“里”的，有所謂“里君”。《令彝》、《史頌簋》、《尚書·酒誥》和《逸周書·商誓》篇都曾提到“里君”（《酒誥》和《商誓》篇今本已誤作“里居”），這種“里君”和“諸尹”“百官”“百姓”（貴族）連稱，當是貴族所居“里”的官長。但是，“里”原來應該是農民居住單位的名稱，所以從田從土。西周金文中，除了有賞賜“田”和“邑”的記載之外，也還有賞賜“里”的。《大簋》銘説：
王乎（呼）吴師召大易（錫）
里，王令善（膳）夫豖曰（謂）
曰：“余既易（錫）大乃里”……
令豖曰（謂）天子：“余弗敢
（婪）”，豖以（與）
（履）大易（錫）里。
這是記述周王把原來屬於
的“里”，改賞給大的經過。古書上也常以“田里”連稱，例如《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述鄭國大夫“豐卷奔晉”，後來又“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國語·魯語下》記述孔子説：“賦里以入”，《墨子·尚同》篇也以“里”爲“鄉”以下的居民的單位。《爾雅·釋言》説：“里，邑也”，“里”該就是小邑，也就是“十室之邑”。“里”的作爲長度和面積的單位，該也是由此而起的。孟子説：“鄉里同井”，又説：“方里而井”，因爲一“里”是“十室之邑”，“十室之邑”有一井之田，因而把一井之田的長度面積也稱爲“里”了。
古書上還有把這種“邑”和“里”稱爲“社”和“書社”的，這是由於“里”或“邑”中設有“社”或“書社”的關係。《戰國策·齊策五》説：“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可爲明證。大概我國古代村社的大小是不一致的，最普遍的是十家，也還有百家的，千家是極少數的，單位名稱在各個地區也是不同的，有稱邑和里的，有稱社或書社的，也有稱鄉的，又有稱聚的，商鞅變法時就曾把鄉、邑、聚合併成縣。自從春秋戰國間有縣制的設立，就逐漸把這些鄉里的組織統一起來。
最初村社中管理公務的領導，該是選舉出來的。《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記述井田制度時説：“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秦漢時代的鄉官，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税”，游繳“繳巡禁賊盜”。所有這些鄉官，究其原始，該是由村社中選舉出來的，後來才成爲國君和貴族選派的。《漢書·高帝紀》記二年二月詔説：“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東觀漢記》説秦彭做山陽太守，“擇民能率衆者，以爲鄉三老”，《漢書·文帝記》記十二年詔説：“三老，衆民之師”，當然這時封建統治階級所説的這些話是騙人的，但是，原來村社中三老，確是“衆民之師”，“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的。到西漢末年農民大起義時，樊崇起兵於莒，還“自號三老”。這“三老”和“嗇夫”等鄉官，有着很古的淵源，例如《左傳》昭公三年記述晏嬰説：由於當時齊國剥削的嚴重，“民參（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又如《左傳》昭公十七年引《夏書》説：“辰不集于房（日食），瞽（樂師）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原來在原始的農村公社中，這些三老和嗇夫等，是村社的領袖，等到村社隸屬於國君和貴族以後，這些官吏就由國君和貴族任命，成爲國君和貴族的屬吏，也就代表國君和貴族來統治和剥削村社的成員了。
原始村社中的長老，負有領導、組織和監督社内成員勞動的責任的。後來隸屬於國君和貴族的村社，“三老”就代表國君和貴族來進行監督和壓迫了。我們在有關井田制的論述中，也還可以見到一些這種情況。《儀禮經傳通解》卷九引《尚書大傳》説：
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逾，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
《白虎通》卷六《論庠序之學》部分也有相類的敍述。這些雖出於後人的傳述，應該不是憑空虚構的。《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在論述井田制時也説：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www.xing528.com)
《漢書·食貨志》也有相同的説法，惟“男女同巷”作“婦人同巷”。這時村落的周圍是有泥牆保衞着的，稱爲“保”或“都”，所以《月令》篇説：孟夏之月“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又常説：“四鄙入保”。在“保”或“都”的兩頭有門，叫做“閭”，在“閭”旁有個門房，叫做“塾”。在農忙季節，父老和里正就坐在“塾”裏，監督人們早出晚歸。何休注和《食貨志》都説在里正的監督下，在夜長的冬天，婦女“相從夜績，至于夜中”，一天要做十八小時工作，可見當時在男女不平等情況下，對婦女的壓迫更厲害。
這時“籍田”或“公田”上集體勞動所得，已被貴族侵佔，因而貴族對這種集體勞動監督特别嚴厲。“籍禮”就是貴族在“籍田”上進行監督勞動的儀式和制度，詳拙作《“籍禮”新探》。孟子在論述井田制中説：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謂“公事”即指被監督的集體勞動。《周禮》記述里宰的職司：
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敍，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這個里宰已是國家的屬吏，也還要“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負責協作耕耨的組織工作和監督工作。所謂“耡”，鄭玄認爲是“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以爲名”。其實“耡”就是孟子所説“同養公田”的“公田”，也是孟子所説“惟助爲有公田”的“公田”。因爲在“公田”的被監督的集體耕作叫“助”，這種“公田”就叫做“助”或“耡”；猶如在“公田”的被監督的集體耕作叫“籍”，“公田”又叫做“籍田”或“籍”。“合耦于耡”，就是説：集體耕作於“公田”。這種鄉官監督和組織農業勞動的習慣到漢代還流行，叫做“彈勸”。《水經注》卷二十九載：平氏縣故城内有南陽都鄉正衞彈勸碑，《水經注》卷三十一又載：魯陽故城内有南陽都鄉正衞碑，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認爲《水經注》的“衞”字都是“街”字之誤。《金石録》卷十八又載昆陽城中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惠士奇《禮説》卷五解釋“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説：
彈勸者，既彈之又勸之也。洪氏《隸釋》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頌有“勸導有功”及“耕于耦，梵梵黍稷”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繇，且合耦矣。
還有酸棗令劉熊碑説：“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隸釋》卷五、《全後漢文》卷一百六）。所謂彈勸，是對農民的工作加以組織和監督，以免“勞苦不均”，也就是《逸周書》所謂“興彈”。《逸周書·大聚》篇説：
發令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助）喪比（合）服（事），五户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俱耘。
這裏所説的，大概也是根據古代村社的協作情況。所謂“興彈相庸，耦耕俱耘”，也就是《周禮》所説“合耦于鋤”。
這是我們所要談的第四點，説明中國原始的村社和各國的村社組織一樣，有長老作爲他們的領導，負責組織和監督勞動生産以及其他公務，在成員之間有着相互協作的習慣。等到階級社曾出現，村社隸屬於國君和貴族，長老就成爲國君和貴族的屬吏，雖然外表上仍具有村社代表的身份，負有督促成員生産和互助之責，實質上已代表貴族來統治和剥削成員，成爲貴族派在鄉里中的直接監督者和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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