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探》：揭示人鬲、訊、臣是否为奴隶？

我在《學術月刊》1960年9月號上發表《論西周時代奴隸制生産關係》之後，金兆梓先生就在《學術月刊》1960年12月號上發表《關於西周社曾形態討論中的幾個問題》一文，其中第一節“人鬲、訊、臣是否即是奴隸”，就是和我商討的。他分四點來否認人鬲、訊、臣是奴隸，現在我也分四點來加以討論。

一、金先生從容庚、郭沫若兩先生之説，以爲“人鬲”即是《尚書·大誥》“民獻有十夫”的“民獻”，“民獻”是用人祭獻之稱，其中包括殘傷人體的“馘”和活口的“俘”。又據《尚書·多方》，認爲西周處理俘虜的方法，除了獻俘、贖俘之外，還可以有（1）“大罪殛之”，（2）“迪簡在王廷，有服在大僚”，（3）讓他們“宅爾宅、畋爾田”。《大盂鼎》所説“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其中“庶人”就是“宅爾宅、畋爾田”的人，自“庶人”以上、“馭”（御）以下就是“迪簡在王廷，有服在大僚”的人。因此，他斷言“人鬲”只能是俘虜，不應是奴隸。

我認爲“人鬲”並非“民獻”。“民獻”是貴族的意思而不是俘虜。有下列三點足以證明：

第一，《尚書·大誥》説：“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文）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民獻”《尚書大傳》作“民儀”，“獻”是“古文”，“儀”是“今文”。過去注釋家把“民儀”解釋爲“民之表儀”，把“民獻”解釋爲賢者。《大誥》是周公興師東征時發表的講話。這時周武王剛去世，被征服的殷貴族又在武庚率領下反叛，同時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和東方部族也跟着叛亂，形勢很是緊急。《大誥》所説“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指的就是管叔、蔡叔等人的叛亂；《大誥》所説“殷小腆，誕敢紀其敍”，指的就是武庚率領殷貴族叛亂。在這樣緊急的形勢下，周公經過占卜，下了東征的動員令，可是所屬國君和官員都強調困難大，不敢出征，要求取消動員令。《大誥》説：“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國君和官員們公然以“艱大，民不静”爲理由，表示“不可征”，主張違反占卜的結果，也就是取消動員令。由此可見，這次周公東征，去鎮壓殷貴族的叛亂，遇到阻力是很大的。《大誥》這篇周公的講話，目的就在於説服這些國君和官員一同東征的。周公在這裏説：“民獻”中有十個人輔助我，一同前往完成文王和武王的功業。無非表示在東征中已得到得力的助手，已有勝利的把握，以振奮人心，鼓勵士氣。如果“民獻”是俘虜或歸順的敵人，那麽，周公作爲得力助手，依靠來完成文王和武王功業的，竟是歸順的敵人了！在對敵鬥争的形勢十分緊急，所屬國君和官員強調困難而害怕出征的情況下，周公如此説法，豈不是要張敵人的聲勢，滅自己的威風嗎？因此，我們斷言“民獻有十夫”的“民獻”，決不是指俘虜或歸順的敵人。

第二，就《大誥》的内容來看，前後主張是一貫的。周公在這裏首先分析了所以遭難的原因，他説遭難的主要原因是：“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能格知天命！”就是説：遭難是由於没有得到明哲的助手，使人民安樂，又不能够知道天命。所以，此後周公在全篇講話中特别強調天命，同時，當他在占卜禱告時，就説明：“民獻有十夫，予翼”，無非表示已經得到了明哲的助手。《大誥》在末段説：“嗚呼！肆我告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就是和上文相呼應的。這裏告訴所屬國君和官員説：振興國家要依靠明哲之人，那十人就是知道天命的。“爽邦由哲”這句話，是和上文“弗造哲”相呼應的，表示過去由於“弗造哲”而遭到國難，如今得到“哲”就可以“爽邦”了。“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是承接“爽邦由哲”而言的，這“十人”就是“爽邦由哲”的“哲”，所以他們“迪知上帝命”。“迪知上帝命”也是和上文“矧曰其能格知天命”相呼應的，表示過去没有“哲”而不能知天命，如今得到“哲”就可以知天命了。從上下文來看，周公要依靠來“爽邦”的“哲”十人，也就是周公要依靠來“敉文武圖功”的“民獻有十夫”。很明顯，這十人是周公得力的助手，是西周貴族中所謂明哲之人，決不是什麽俘虜或歸順的敵人。這和《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説：“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差不多的意思。當然，《泰誓》所載是武王伐殷時的話，《大誥》所載是周公東征時的話，所指“十人”不曾完全相同的。

第三，“民獻”或作“獻民”，《逸周書·作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孔注：“獻民，士大夫也。”《逸周書·商誓》一則説：“告爾……及百官、里居（君）、獻民”，再則曰：“百姓、里居（君）、君子，其周即命”，三則曰：“百姓、獻民，其有綴艿。”劉師培《周書補正》以上下文比較，認爲“百姓即百官，君子即獻民”，並解釋説：“獻民者，世禄秉禮之家也。”這是對的。古時“百姓”“君子”都是指貴族而言的，“獻民”亦當指貴族而言。《尚書·洛誥》説：“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所謂“殷獻民”，亦是指殷貴族而言的。至於《大誥》“民獻有十夫，”單稱“民獻”而不稱“殷獻民”，當指周本族的貴族而言。

根據上述三點，可知“民獻”是指貴族而言，並非指獻於宗廟的俘虜，這和《大盂鼎》賞賜用的“人鬲”根本没有關係的。

據《大盂鼎》記載，在賞賜器用服飾的同時，賞賜“邦四白（伯），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又賞賜“尸（夷）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所有賞賜的“人鬲”都以“夫”計數，都是單身漢，其來源確應是俘虜。也許有人認爲這裏所説的“夫”不是指單身漢，而是以“夫”代表“家”的。如古文獻上記載井田制度中土地的分配，“一夫百畝”（《孟子·萬章下》），也就是“家百畝”（《周禮·大司徒》）。我們知道，井田制度中“份地”的分配，是以農夫作爲分配對象的，而當時農夫都只有小家庭，因而“一夫百畝”也就成爲“家百畝”了。這種情況是不能和《大盂鼎》所載“人鬲”的賞賜相提並論的。《大盂鼎》所載“人鬲”的賞賜，如同賞賜物品一樣，所記的數目和單位，都是十分明確的，多少“夫”就是多少個單身漢。《令簋》載：“王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就可以明證。“鬲”就是“人鬲”，“百人”的“人”與“夫”是同樣的意思。《大盂鼎》所説“人鬲”多少“夫”，也就是“人鬲”多少“人”，如果他們有“家”的話，那就應該如同“臣十家”一樣，稱多少“家”而不稱爲多少“夫”了。

據《尚書·多方》，周在征服其他國家後，對其貴族的處理，確有讓他們繼續“宅爾宅，畋爾田”的，也確有“迪簡在王廷，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的。但是，像《大盂鼎》上所載的“人鬲”，是由周天子把他們當作物品來賞給臣下的，而且是以“夫”計數的，都是單身漢，連家庭都没有，當然不可能繼續“宅爾宅，畋爾田”的了，更不用説“迪簡在王廷”，“有服在大僚”了。如果已經被選拔到王廷，擔任大官職，怎曾被用作賞賜物品，再賞給臣下呢？

在古代社曾，奴隸的主要來源之一是俘虜。金先生既承認“人鬲”是俘虜，而這些俘虜又是被用作賞賜品來賞賜給臣下的，這些得賞的貴族，都是依靠剥削爲生的，不曾不把他們當作奴隸而從事生産的，否則，將成爲一個沉重的負擔，不僅要養活他們，而且要有大批人來監督他們。這是不可能的。

二、《詩·小雅·出車》“執訊獲醜”，《詩·大雅·皇矣》“執訊連連”。金先生認爲兩處“訊”字皆當釋爲“言問”，是動詞而非名詞。《不簋》：“女（汝）多禽（擒），折首（執）（訊）”，《敔簋》：“武公入右敔告禽（擒），彧（馘）百（訊）卌。”金先生又認爲“禽”下再言“折首”和“馘”，是説擒了敵人來殺頭，“禽”下再言“執訊”和“訊”，“執”疑是“鞫”的誤讀，即訊究俘虜。因此“訊”不但説不上奴隸，并也未必就可説是俘虜，只是對俘虜或罪囚的鞫訊而已。金文有“訊訟罰”等語可證。

金先生把《詩經》和金文的“執訊”的“訊”，解釋爲“言問”或“訊究”，認爲是動詞而不是名詞。這是很牽強難通的。《季子白盤》説：“伐（嚴）（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五十。”“折首五百”是説斬首五百人，“執訊五十”就是説捉到俘虜五十人，決不是説在戰場上除了將敵人斬首五百人以外，還設了法庭，在那裏訊究五十人。《敔簋》説：“王令敔追御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長（裁）首百，執（訊）卌。”也是説在戰場上斬首百人，捉得俘虜四十人。下文説：“王各（格）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敔告禽：彧（馘）百（訊）卌。”“告禽”也就是《禮記·王制》所説“以訊馘告”。這是説敔在舉行獻俘典禮，把斬得的首級一百和捉得的俘虜四十在宗廟中獻給周天子，決不是説擒了敵人來殺頭和訊究。上文言“裁首百，執訊卌”，下文言“馘百訊卌”，足見“裁首”所得的是“馘”，“執訊”所得就是“訊”，也就是俘虜，不可能作其他解釋的。《不簋》先説：“女（汝）多折首（執）（訊）”，再説：“女（汝）多禽（擒），折首（執）（訊）。”意思是相同的。“多禽”言有很多擒獲，“折首執訊”是説在擒獲中，有的斬了首，有的捉到了活口。

《詩·大雅·文王》記述文王伐崇的戰果説：“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攸馘安安”是指殺傷敵人的情況，“執訊連連”是指俘虜敵人的情況。《詩·小雅·出車》記載南仲征伐嚴允的戰果，《詩·小雅·采芑》記載方叔征伐嚴允的戰果，都説“執訊獲醜”。《詩·大雅·常武》記載征伐淮夷的戰果是：“仍執醜虜。”“訊”和“醜虜”的意義是相同的，都是指俘虜而言。鄭箋解釋“執訊”爲“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解釋“執訊獲醜”爲“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訊”全文作“”，就像捉到了活口，反綁着，用繩索牽起來的樣子。“訊”是指捉到的可以訊究的活口，以區别於已經殺傷的“馘”。古人常把俘虜當作罪犯的，《禮記·王制》説：“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出征的目的是爲了“執有罪”，其結果，得到了“訊馘”，“訊”既是俘虜，也是“有罪”的人，當然應該審訊判罪的，所以“訊”又可以作動詞用，有訊問的意義。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訊”的本義，是俘虜到的活口。

三、金先生認爲，從“臣”的字形和經傳中“臣”字的用法綜合看起來，“臣”只是一種供人使令或給役於人的人，身份可上可下。“臣”的對稱是“君”或“主”，連文並稱的是“民”。“君”與“臣”，“主”與“民”，似乎只是領導和被領導之分。

我們認爲，金先生這個解釋，不能用來解釋金文中用來賞賜的“臣幾家”的“臣”。如果“臣幾家”的“臣”，只是一種供人使令或給役於人的自由人，主人可以隨便把他們賞賜給他人嗎？“臣”的本義是“囚俘”，後來也被用作“君臣”之“臣”。楊樹達《不簋三跋》（《積微居金文説》卷二）説：

按臣即今俘虜，《禮記·少儀》云：“臣則左之”，鄭注云：“臣謂囚俘”，此臣字之本義也。臧字甲文作，金文《白父鼎》字亦然，字皆從臣從戈，今作臧者，後加聲旁爿耳。此字當以臧獲爲本義，《漢書·司馬遷傳》晉灼云：“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爲奴隸者”，是其義也。字從臣從戈，義顯白無疑，此可旁證臣字之義也。

這個解説是對的。

四、《鼎》載：“我既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馬束絲”，又説：“用（徙）絲（兹）五夫用百。”金先生認爲，“”應從清人錢玷、吴大澂讀爲“贖”，“”即“鍰”，是贖罪之款，因爲西周時贖罪照例是罰鍰的。《鼎》上文明説：“使小子△以限訟于井（邢）叔”，是與限明是在涉訟所，以限寧願罰鍰贖罪而將馬和絲還了。《鼎》説：“凡用即田七田、人五夫，免匡卅秭。”“即”作“趨就”義用，應解作：匡季派五人到田裏去耕作以代償禾，因之也免他償禾三十秭。這七塊田和五名奴隸也就説不上是十秭禾的代價了。

按“”字，近人識爲“”，《説文》説，“，也”，“讀若育”。是“鬻”的古字。段注：“《周禮》多作儥，儥訓買，亦訓賣，……葢即《説文》之字。”楊樹達也認爲：這是“贖”的初文，《説文》：“贖，貿也”，貿訓易財（《積微居金文説》卷二《鼎再跋》）。總之，無論這個字應識爲“”或“贖”，其意義總是指買賣而言，決不是像金先生所説那樣是指贖罪的。《鼎》所説：“我既贖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馬束絲”，很明顯是説：我曾買定你的“五夫”（奴隸）在效父手中，用了一匹馬和一束絲。《鼎》又説：“用（徙）贖兹五夫用百”，很明顯是説：用“”來改買這“五夫”，用了“百”。分明是先用一匹馬和一束絲來交换“五夫”奴隸，後來改用“百”來交换“五夫”奴隸。據《鼎》這段記載，因限在這兩次交换中失約，訴訟到邢叔那裏，經過邢叔判決，在訴訟中得勝，終於成交，得到了這“五夫”奴隸。如果按照金先生的説法，把“贖”字解釋爲贖罪，那顯然是講不通的。

《鼎》末段記載，因匡季的奴隸“廿夫”盜取了他的“禾十秭”，把匡季告到了東宫，東宫判斷説：“求乃人，乃（如）不得，女（汝）匡罰大。”匡季於是向賠禮，“用五田，用衆一夫曰嗌，用臣曰疐，曰，曰，曰用（兹）四夫”。這樣的“用五田”，“用兹四夫”，分明是賠償性質。後來不肯罷休，再度告到東宫，東宫判斷要加倍償還，爲“廿秭”，如來年不償還，要再加倍爲“卌秭”。後來匡季加賠“田”二塊，“臣”一夫，共計賠給“田七田，人五夫”了事。《鼎》説：“迺或（又）即用田二，臣△（一）。凡用即田七田、人五夫，免匡卅秭”。楊樹達認爲“即者，今言付與”，和《散氏盤》“迺即散用田”文句一律（《積微居金文説》卷一《散氏盤跋》）。即使“即”字不作“付與”解釋，也不能像金先生那樣把全句解釋爲：匡季派五人到田裏去耕作以代償禾。從《鼎》這段記載的上下文看來，分明是匡季用田和奴隸來賠償禾，先用“田”五塊和“人”四夫，後來加賠“田”二塊和“人”二夫，共“田”七塊和“人”五夫。那裏有匡季派五人到田裏去耕作這個意思呢？當匡季提出用“田”五塊和“人”四夫來賠償之後，不允許，説：“弋（必）唯朕△（禾）賞（償）”，堅決要求把禾償還，再度告到東宫。等到東宫判斷説：來年不償還，要再加倍爲“四十秭”，匡季就加賠了“田”二塊和“人”一夫，共計“田七田，人五夫”，作爲賠償禾十秭之用，至於所要加罰的“禾卅秭”，應允匡季免除了。由此可見，當時“田”五塊和“人”四夫，尚不足以賠償“禾十秭”，而“田”七塊和“人”五夫已相當於“禾十秭”的代價了。

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不能接受金先生所提出的意見。我們仍然堅持原有的論斷，“人鬲”和“訊”既是俘虜，也是奴隸。所有作賞賜品和賠償用的“臣”，也應是奴隸。這些奴隸在當時的價值是比較低廉的。

【注释】

[1]刊1960年8月9日《文匯報》。今收入本集。

[2]郭沫若：《關於中國古史研究中的兩個問題》。收入《文史論集》。(www.xing528.com)

[3]詳附録《釋“臣”和“鬲”》。

[4]見《敔簋》、《師簋》、《季子白盤》、《不簋》、《兮甲盤》及《大雅·文王》篇等。《小雅·出車》篇和《小雅·采芑》篇都説：“執訊獲醜”，《大雅·常武》篇説：“仍執醜虜”，“醜”也是俘虜和奴隸的名稱。

[5]見《不簋》、《令簋》、《耳尊》、《令尊》、《簋》等。“者臣二百家”見《麥尊》，以《叔夷鐘》所説“釐（萊）僕三百又五十家”比較，可知“者”是夷族名稱。

[6]關於的重量有兩説，一説“百重三斤”，每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見《説文》和《周禮·職金》疏引古尚書説。一説“二十兩爲三”，每重六兩大半兩，見《説文》和《周禮·職金》疏引夏侯陽説。徐灝《説文解字注箋》認爲：十一銖有奇爲一，“其數奇零，非立名之法，疑當爲十二銖”。“兩之爲兩，即半兩十二銖也。蓋百凡三斤二兩，一重十二銖，或舉其成數三斤，故百分之而成十一銖有奇耳”。這個推斷很有見解。作爲貨幣重量單位的“”，確應重半兩。戰國時魏的布幣即以爲重量單位，而秦的圓錢作半兩，半兩即是一。《淮南子·天文》篇説：“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可知古代的衡（天平）確以十二銖爲單位，亦即以爲單位，“衡有左右，因倍之”，故兩爲一兩。由於秦以兩、銖爲單位，廢除了兩、銖之間的，改稱爲半兩，後人就再不清楚的重量了。戰國時魏國有四種布幣，都以爲重量單位，其中“梁正尚金尚（當）”一種，比較重，可能鑄造較早，最重的在16、17克左右。參見王毓銓《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第四章《布錢下》。

[7]《文物》1959年第5期，雲南省博物館：《晉寧石寨山出土有關奴隸社曾的文物》。

[8]李亞農：《欣然齋史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662—663頁。

[9]例如《它簋》（或稱《沈子簋》），説他用“貯稹”來製作這銅器。

[10]《晏子春秋》卷三説：“山林陂澤，不專其利。”

[11]《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語。

[12]《左傳》宣公十二年。

[13]《魯頌·閟宫》篇記述分封魯國情況也説：“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14]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125頁。

[15]參看拙作《試論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組織》，今收入本集。

[16]詳《教學與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胡慶鈞：《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在我國兄弟民族的奴隸社曾中，勞動、生産者所保留原始的社曾殘餘形態是不一致的。據樊綽《蠻書》記載，唐代雲南由烏蠻“蒙舍詔”部落征服“白蠻”所建立的奴隸制國家“南詔”，被奴役的農業生産者也都有家。當時“南詔”統治者派“蠻官”普遍監督生産，“收刈已畢，蠻官據佃人家口數目，支給禾稻，其餘悉輸官”。在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戰國、西漢間彝族奴隸社曾的文物中，有一件貯貝器上陰刻有“領口糧圖”，圖上刻着每人領一小包口糧，正離開倉庫成隊出去。可能他們還保留着家長制大家庭公社的殘餘形式，生産全是共同進行的，還没有份地的分配制度，被分配的只有口糧。

[17]見《國語·魯語下》。

[18]《國語·周語上》。

[19]《國語·周語上》。

[20]見《毛公鼎》。詳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135，138頁。

[2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310頁。

[22]《資本主義生産以前各形態》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5—6頁。

[23]前引書30頁。

[24]《資本主義生産以前各形態》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27頁。

[25]《資本主義生産以前各形態》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29—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