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西周典型奴隸制-古史新发现

目前主張這一説的同志，不僅認爲“人鬲”是單身奴隸，“臣”是婚配成家的奴隸，還認爲“民”是被征服的種族奴隸，並引《盂鼎》記載賞賜的“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爲證，認爲從事農業生産的“庶人”，是低於稱爲“御”的家内奴隸的下等奴隸。所謂“井田”，有一定的面積，是作爲榨取奴隸勞動和酬報臣下的計算單位的。因爲“井田”由公家所授，就稱爲“公田”；“井田”以外私家所開墾的荒地，就稱爲“私田”。所謂“千耦其耘”、“十千維耦”，成千成萬集體一起耕作的就是奴隸。所謂“邑”、“里”、“書社”，是當時奴隸主控制下的奴隸集中地和行政單位。“井田”既不是“村社”的土地制度，“邑”、“里”、“書社”也不是“村社”組織的單位。

這個説法，根據土地制度和奴隸制度，着重説明當時的奴隸制生産關係，理論是正確的。但是否認“井田”是“村社”土地制度的説法，把“民”和“庶人”解釋爲最低級的下等奴隸的説法，是可以商榷的。

從古文獻《尚書》、《詩經》看來，没有一處足以證明“民”、“庶民”、“庶人”是低於家内奴隸的下等奴隸的。他們在敍述周族興起的歷史的時候，説：“厥初生民”（《大雅·生民》），説：“民之初生”（《大雅·緜》），把本族人也稱爲“民”；又把古代的聖賢稱爲“先民”，例如説：“先民有言”（《大雅·板》），説：“匪（非）先民是程”（《小雅·小旻》）；還説有些“民”有“其臣僕”，所謂“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小雅·正月》）。《尚書·康誥》主張對待“民”要“若保赤子”，《尚書·酒誥》又引古人之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尚書·泰誓》説：“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又説：“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國語·周語中》、《國語·鄭語》），這樣的説法，“民”也不像是下等奴隸。《國語·周語上》記述周穆王時祭公謀公的話，主張對待“民”要“懋”正其德而厚其性（當從王念孫讀作“生”），阜其財求（當從汪遠孫讀作“賕”）而利其器用”，足以説明“民”是有工具（器用）和財産（財賕）的。《國語·鄭語》記述周幽王時史伯的話，主張“兆（百萬）民”耕種“九畡（萬萬）之田”，“收經（千萬）入”，俞樾、孫詒讓都認爲即是“一夫百畝”、“什而取一”的制度（見《羣經平議》、《籀廎述林》）。從西周金文來看，“庶民”也不是下等奴隸，《牧簋》載：“王若曰：……不用先王作型，亦多虐庶民。”如果庶民是下等奴隸，統治者不可能以虐待庶民爲戒。《毛公鼎》記述周宣王告誡毛公説：“勿壅律庶民，（貯），母（毋）敢龏（穹），龏迺（乃）敄（侮）鰥寡。”這是説：不要過分累害“庶民”，在徵收稱爲“貯”的財物税時不要飽入私囊，不要欺侮鳏夫寡婦。如果“庶民”是一種下等奴隸的話，就談不上什麽賦税的徵收和鰥寡的被欺侮問題。因此我們認爲，《盂鼎》所説“人鬲自御至于庶人”的“御”和“庶人”，也不是奴隸名稱而指他們被俘以前的身份。《宜侯夨簋》使我們可以了解這一點，它既説：“易（賜）才（在）宜王人△有七△”，又説：“易（賜）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考釋者既然都公認“王人”是指他們被俘前的身份，不是奴隸名稱，那麽“庶人”就不該如此嗎？(www.xing528.com)

從孟子所談的“井田”制度看來，顯然是變了質的“村社”的土地制度。不但孟子所説各家都有“私田”百畝和“同養公田”的情況，非“村社”就不能解釋；所説“鄉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情況，也該是原始“村社”遺留下來的互助協作習慣；作爲養老、習射、教學用的“庠”或“序”或“校”，也該是“村社”遺留下來的羣衆經常聚集的場所。應劭《風俗通義》引《春秋井田記》説：“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井田之義”是“無泄地氣”、“無費一家”、“同風俗”、“合巧拙”、“通財貨”（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三十七）。《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也有相同的敍述，並説要“三年一换土易居”，“中里有校室”，由父老里正監督生産。《漢書·食貨志》又説：“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此謂平土（平均分配土地）可以爲法者也，”“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所有這些有關“井田”的記述，雖不免夾雜些理想成分，但都該有來源的。《夏小正》説：正月“農率均田”，和前引何休注“三年一换土易居”合起來看，分明是“村社”中一年到三年的分配更换份地制度。《漢書·食貨志》説：“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指的該是“村社”中已固定分配份地，由各户把土地自己輪流休耕的情況。所有這些記述，都説明了“井田”制度和“村社”組織有關，而不是古人所能憑空杜撰得出來的。這種“井田”制度，到春秋時代各國還都保存，管仲曾主張“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國語·齊語》）；楚國在公元前548年“量入修賦”統計土田時，還曾“井衍沃”，對“衍沃”之地採用“井”的統計方法（《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談到西周徵收軍賦，也以“田一井”爲單位（《國語·魯語下》）；秦國直到商鞅變法時才“除井田”。因此我們認爲，否定西周有“村社”殘餘形態存在的説法，是不確當的。凡是存在“井田”制的地區，“民”、“庶民”、“庶人”耕種“井田”的，當即當時被奴役的“村社”農民^[7]。《禮記·曲禮下》説：“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這是符合於當時各個階級、階層佔有財富的實際情況的。自從周厲王實行“專利”以後，國君都圈佔山澤，迫使人民開發，實行“專利”，成爲國君的主要私有財富。大夫在分賞得的各邑設立“宰”來剥削人民的勞力，剥削勞力所得就是大夫的主要財富。“庶人”是被奴役的“村社”農民，所以如同過去雲南西雙版納傣族地區“村社”農民一樣，主要的私有財産是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