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封建领主制论-古史新探成果揭秘

目前主張這一説的同志，主要着眼於西周的土地制度和“村社”組織。認爲西周貴族把土地連同人民層層分賞，就出現了采邑制和領地制，構成了等級土地所有制和等級從屬的武装家臣制。“村社”原有的“公田”收入被轉化爲勞役地租，於是“村社”農民向農奴轉化，“村社”向封建莊園轉化。同時也還保留着奴隸制的殘餘。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度有所謂“公田”和“私田”，就是由“村社”轉化成的莊園的土地制度。所謂“民”、“庶民”、“庶人”就是由“村社”農民轉化成的農奴，他們耕種着“份地”（即“私田”），還要在領主土地（即“公田”、“籍田”）上耕作，並服徭役和貢納。《詩經》農事詩所描寫的，就是他們在“籍田”上集體耕作的情況。

上述這樣的封建領主制形成的説法，理論是正確的，而且在中國古代是可能出現的。在改革前的雲南西雙版納傣族地區，還保存有這樣制度，保存有變質的“村社”殘餘形態^[1]。“村社”農民在共同的封建負擔下，保留了名義上的“村社共有土地制度”，每户農民從結婚後到五十歲，可分到大體相等的“份地”，出一户負擔，十五歲到結婚前的青年男女只分到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份地”，也要出一定負擔。封建負擔有農業勞役（耕種領主土地）和徭役，由領主按照地區層層攤派到“村社”，由“村社”平均分攤給各户，也已有改用實物地租的。“村社”農民除了有自己的農具外，主要的私有財産是家畜。這種情況，和“井田”有“公田”和“私田”、有“受田”和“歸田”等制度很類似，“井田”制度原來也是用來平分力役的負擔的，所謂“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漢書·食貨志》）。古代“庶人”的主要財富也同樣是家畜，所謂“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禮記·曲禮下》）。

是不是這個西周封建領主制論就可以成立呢？不，也還可以商榷的。因爲奴隸主也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賞給臣下，在奴隸制生産關係下也可以有被奴役的變質的“村社”殘餘形態存在。

要分析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社曾變革，必須從當時生産力的發展與其生産關係的矛盾，以及由此而産生的階級鬥争來考察。在雲南哀牢山沙村彝族社曾中，有個從奴隸制轉變爲封建制的實例。他們在明代初期還是奴隸制，使用奴隸生産，産量是種子的八九倍，這時因爲生産關係束縛生産力的發展，引起了尖鋭的階級鬥争。奴隸最初用怠工方式鬥争，因爲奴隸主殘暴的鞭策壓迫，發展爲武裝鬥争。到明代中期，奴隸主就被迫放棄奴隸制，改用農奴制的剥削方式，由於新的生産關係適應生産力的發展，具體的生産水平就達到近于種子的二十倍^[2]。這具體説明了勞動人民的階級鬥争，在奴隸制轉變爲封建制過程中起着決定作用。有的同志爲了證明西周是封建領主制的形成時期，把“武王革命”解釋爲奴隸革命，但同時很難證明這時生産力水平有較大發展。(www.xing528.com)

作者過去曾根據春秋後期已發明鑄鐵冶鑄技術這一點，推論西周已發明鍛鐵冶煉技術^[3]，但還不能證明西周初期已比較普遍使用鐵農具。相反的，根據近年發掘西周都城附近遺址結果，西周初期的生産水平和社曾生活和殷代後期並没有多大區别^[4]。當然，生産力的發展，勞動人民起着決定作用，在我國青銅時代使用青銅和石工具時，由於勞動人民在黄土地帶創造和發展了水利灌溉等生産技術，累積了不少生産經驗，提高了生産水平，就較早進入了奴隸制社曾。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推論在同樣的情況下，也可以産生適應封建生産關係的生産力水平。

同時分析一個社曾的性質，主要應當從生産關係以及政權性質來加以考察。從西周勞動人民被大量集中，成千成萬在農田上集體勞動，所謂“十千維耦”、“千耦其耘”的情況看來，就不像是封建主剥削勞役地租的方式。從西周對夷戎部落的戰争性質來看，西周政權是屬於奴隸主性質的。西周的主要武装部隊是三支駐屯軍，即“西六”、“殷八”、“成周八”，分駐宗周、殷（即衞國）、成周三地，由擔任“師氏”官職的貴族統帶指揮，用來統治壓迫國内人民和征伐四方夷戎部落，這在西周金文中有記述。他們征伐夷戎部落，目的不僅在於捕捉俘虜充當奴隸，即西周金文所謂“執訊”和《詩經》所謂“執訊獲醜”，還要掠奪家畜和其他財物，迫使夷戎部落服從西周的奴役和剥削。不僅要征服的夷戎部落貢納財物，即所謂“貯”和“積”，還要他們進貢奴役勞動者，即所謂“進人”，如果稍有怠慢，就要受到殘暴的征伐。這在西周金文《兮甲盤》和《師簋》中有明確的記載。如果把西周認爲是封建制，就很難説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