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统治，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强化傀儡政权

日本侵略军侵占天津后，大量地派遣武装部队进驻天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天津的部队有：本间部队、宫崎部队、山本部队、加藤部队、清水部队、舟山部队、山口部队、濑尾部队、圣理部队、小山部队、朝井部队、广田部队、极部队、长坂部队、大木部队、市村部队、野铁支部等，并设立了一些常驻天津的统治机关如：北支方面军司令部、天津防卫司令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警察署、天津陆军机关、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和日本居留民团、日本领事馆等。这些部队和常驻机关，大力收买扶持汉奸，操纵建立了由汉奸组成的各级傀儡政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严密地控制其傀儡政府，在伪政府及所属的各级机构中安插了大量的日本顾问、辅佐官，如：臼井忠三、丸茂藤平、加藤荣助、大城户亨、村主正一、野饭稻城、山田秀雄、夏目武夫等人。他们把握了伪政府各部门工作的实权，俨然是“太上皇”。另外，日军网罗的汉奸还被安插到伪政府的各个部门中去不断“强化机构”。

日军在把持、控制傀儡政府的同时，成立了“新民会天津特别市总会”、“剿共委员会”、“警防团”等汉奸组织，执行“反共”政策。另外，日伪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掠夺我国的物资财富，还先后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如：调整物价委员会、圣战献金运动总会、收买废品委员会、收回铜资材委员会、教育专款保管委员会、影片戏曲检查员联席会、献铜献铁委员会等。一九四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摆脱军费急剧增加的困境，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从一九四一年三月开始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华北及京津地区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掠夺，“剿灭共产党”，加速沦陷区的殖民化。在“治安强化运动”中，他们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即：“治安区”（指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指游击区）；“非治安区”（指抗日根据地）。日军对各地区施行不同的反动措施。如：在“治安区”日伪政府实行“保甲制”、“连坐法”；对于“准治安区”日军以“蚕食”为主，并以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制造“无人区”；对于“非治安区”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而且实行经济封锁，以达到“剿共”的目的。

每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后，天津全市便进入了“非常戒备状态”，伪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在各主要路口值勤警备，同时对市民的言行、日常生活及思想状况逐一加以调查，对“可疑者”详细登记，加以监视，并随时检查盘问以至搜查住宅。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伪政府还充分利用保甲这一统治工具，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行。伪政府经常对保甲人员训练，并由保甲人员和一些青年组成“自卫团”等基层组织，形成了对人民监视的密集罗网。伪政府的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为了效忠“皇军”，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曾多次进行消防、攻防、搜查、逮捕、破坏桥梁、警备道路等演习。(www.xing528.com)

另外，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始终把“反共”、“剿共”作为中心内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分别建立了专门的组织如：剿共实践工作班、反共视察班、灭共班等，有计划地训练“反共人员”，检查“反共”工作的实施情况，并派出大批特务深入到民间，组成“灭共网”，日伪政府还大造“反共”、“剿共”的舆论，多次组织全市性的大规模“反共”集会和游行。游行结束后，商民和学生还要“赠送慰问品”、“送交前线的中日剿共战士”。在日军授意下，伪政府还规定每月十一日为“灭共日”，用以“促进市民对于灭共之坚强信念”。此外，每年都要实行“夏防”或“冬防”，在此期间，严禁各官员、长警无故休假，并详细抽查商民住户、旅店、娱乐场所等繁杂处所，实行市、县水陆联防。

伪政府还在各级机构中经常举行“反共自肃自励运动”，并规定自一九四一年八月起每月一日、十五日为市民“自肃自励运动日”。在这两日内，全市官民停止公私宴会，停止饮酒，停止招妓冶游，并规定市民婚丧交际时的消费标准。伪警察局还大量印刷《防范匪共及警民合作通告》和标语等，广为招贴于各街市。

此外，伪政府还在天津郊区和一些重要地区修建了大量的碉堡和防御工事，夜晚实行灯火管制，经常搞“防空演习”，对市民安装各种电器设备和收听广播等也进行限制，甚至规定旧历年不准燃放花炮，并禁止商人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