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冬，平津形势更为紧张，敌人加强搜查，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在生活上尤难维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决定于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将工作布置妥当后去重庆。
一九四四年三月，我偕眷由天津动身乘津浦铁路火车，经徐州转陇海路至商邱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由旅馆代雇一辆大骡马车到亳县，再到洛阳。到洛阳后我患急性肺炎住医院，家属住在洛阳教育部办事处。办事处接天津来信，始知天津日寇在教育界大事捕人，袁贤能、刘廼仁、陈晋卿、马晋恒、罗光道、刘璧臣等，均于我走后三五天内被捕。
我到洛阳后，正遇日军进犯洛阳，形势极为紧张。我出院后，火车已很难搭乘，在日军侵占洛阳前夕，在车站人员协助下，我搭车偕家眷经西安至宝鸡，这时，接教育部电，令我暂留宝鸡，协助宝鸡行政专员温崇信在宝鸡筹设“战区学生接待站”，安置因河南战事逃出来的学生。我们在宝鸡中学设立“教育部战区学生接待站”，由宝鸡专区行政专员兼主任，专署主任秘书兼教务组长，我兼任管训组长，专署总务科长兼总务组长，随即开始登记流亡学生，收容约三百人。然后分编六个班，由初中一到高中三。暑假过后，各地学校开学，根据学生程度，由宝鸡专署负责保送到各地初、高中及大学插班学习。
该接待站办了一个多月，学校开学，即行结束。随后，我将家眷送至甘肃天水定居，即赴重庆教育部汇报。(www.xing528.com)
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到重庆。当时陈立夫已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原组织部长朱家骅调任教育部长。我先到组织部见了陈立夫，他说：“我已不管教育部了，你去向朱家骅谈谈吧。”我又去教育部，见到朱家骅，简要汇报了平津教育界情况，朱家骅说：“我接任教育部长后，关于战教部分，除温麟辞职外，全部未动，还是你们原来的人，你继续去做好了。”我虽未辞职，实际上从此不再过问天津的工作了。
后来，我被派任国民党晋冀区铁路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仍挂名天津市战区教育主任督导员职务。到一九四五年六月，接奉教育部电令：免去天津市战区教育主任督导员职务。从此，我与国民党教育部完全脱离关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改称教育部青年升学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甘家馨。在天津设立平津区青年升学就业辅导处，主任为史泰安。该组织直至天津解放前夕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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