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纪元：教师抗战牺牲史实

在抗日救国斗争中有四位同志为国牺牲：

一九三八年我到天津后，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曾石印一种抗日周报，每周送我一大卷，我分送各校。教育促进会会员、小学教师吴纪元，在送发抗日周报时，被敌人发现而被捕。他在狱中供认抗日不讳，后来病死狱中。

一九三九年冬，教育促进会会员田海舫，要发展一个人参加我们的组织。他在河北大经路中西旅馆同这个人联系，谁知这个人是日本特务，就在见面时被日本宪兵逮捕。我知道后，曾托人营救，未见效，后来听说调到东北做苦工，被折磨而死。

一九四二年，教育促进会会员张鸿相，他原是小学教师，一九三九年担任天津市党部干事，在一九四〇年冬天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来病死狱中。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到教育督导员王润秋家商谈工作，谈完后他送我出来，有一日本便衣特务在马路上将他逮捕押走。当时日本特务问他：“前面走的是谁？”他说是一个作生意的朋友，日本特务没有追问，我幸免于难。后来他病死狱中。

一九四四年四月间，天津教育界一些和我有关系的人，被日寇逮捕审讯，有达仁学院院长袁贤能、天津师范学校教导主任马晋恒、工商学院院长刘廼仁、耀华中学校长陈晋卿、新学中学校长黄道、广东中学校长罗光道等。被捕后经过严刑审讯，因无确实抗日证据，先后被释放。

我在天津联系过的一些人，也有变节投敌，参加伪组织当了汉奸的，如：(www.xing528.com)

杜锡钧，在军阀时代当过师长，抗战开始他表示不与敌伪合作，还说要成立游击队进行抗日。和他在一起的宫梅峰，在军阀时代当过副师长。一九三九年我曾介绍他们和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取得联系，办事处报国民党中央党部转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杜锡钧任中将参议，宫梅峰任少将参议。后来，在一九四〇年，杜锡钧参加伪政权，任伪治安总署署长。日本投降后，于一九四六年押送南京，执行枪决。宫梅峰始终未变节。

赵润丰，英国留学，抗日前任天津法商学院教授，天津沦陷后，闲居于天津英租界，我们取得联系，他表示决不参加伪组织。一九三九年他到上海久安公司任秘书，不久便出任南京伪政权教育部次长。

吴秋尘，抗战前任天津《益世报》副刊社会服务版主编，抗战后任耀华中学国文教师，我们曾取得联系，他对我表示“身在番邦心在汉”。后来他出任伪新民会宣传处长。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法院判刑十五年。

朱非白，日本留学，抗战初期，在英租界闲居，曾表示绝不参加伪组织，可是到一九四四年，他出任伪新民会组织处长。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天津法院判刑十五年。

抗战前担任河北省立天津中学校长的何庆元，日本侵占天津后，留校任伪校长。在一九三九年某日，他由家赴校途中，被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特工人员枪击，未毙命。伤愈后，日本人拟委以伪教育局长。当时他知道我是国民党教育部派驻天津的负责人，辗转找到我，征求我的看法，我未置可否。后来他终于接受了伪教育局长职务，又来找我表明态度。他说：“我不干，恐怕日本人对我怀疑。”这当然是遁词。他提出来愿为我做些什么，我就要求他（1）尽量抵制日方奴化教育方针、政策、措施，并随时转告我。（2）保护教育人员，如有教育人员因抗日嫌疑被捕，设法营救。（3）我介绍几人到教育局及学校任职，如能接受，我报请教育部作为协助抗战人员予以备案。他表示完全可以。他表态后，我即介绍教育促进会理事李陵甫任伪教育局总务科长，教育促进会监事姚金绅任伪教育局秘书，我的干事刘师奇任小学校长，教育促进会理事黄道任市立三中校长。我对他说，我们直接见面不便，有事交由李陵甫或姚金绅转。后来他曾经给我提供了一些敌伪教育方面的情况，如一九四〇年，他去南京参加汪伪组织各伪省市教育厅局长会议，回津后将会议全部情况书面交李陵甫转我，我转报重庆国民党教育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冬，他以汉奸罪名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交法院法办，被判刑十五年。他家属找我营救。我以他曾协助我从事抗日工作为由，找到陈立夫出具证明交给法院。由于是协助抗战，不能免刑，只能减刑，最后改判为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