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39辑：代表陈立夫慰问北平高等教育人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天津日军于九日晨即接管英、法租界，开始对住在英、法租界的抗日人员进行搜捕。日伪军警也光顾了我的家，盘问一通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走了。但我心中很不安，第二天就离开家到河北大经路我同朋友开设的晨光书店躲避起来。家庭交由我妻冯慧敏处理。然后我就准备再去重庆。

一九四二年三月间，我秘密离津，取道津浦铁路至徐州转陇海路至商邱下车，再乘公共汽车到亳县。当时亳县是日伪军占据，我下车后，日军伪警戒备森然，我带了一封给亳县伪公安局长的介绍信，检查人员看了，顺利放行，在亳县住了一夜，第二天雇了一辆车去界首（安徽、河南交界处），此处是后方，又接近敌区。是两地商品交换之处。由界首再雇人拉板车，行数日至洛阳，乘火车经西安至宝鸡，转乘长途汽车经成都到重庆。由天津至重庆历时月余。

同年四月间抵重庆青木关教育部，先向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报到，约定时间向部长陈立夫汇报自一九三九年以来的工作情况，尤其是一九四一年日军接管租界以来的险恶环境。陈立夫听了汇报以后，强调平津的工作很重要，需要有个人在那里，动员我再返回天津。我答应了，他听了很高兴，并决定把徐治在北平联系的关系也交给我负责。随后保送我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又签呈蒋介石个别接见。接见时，蒋介石首先同我握手，然后叫我坐下谈。他问我：“在那里做什么工作？”我说：“在平津秘密联络教育界人士，进行抗日工作，抵制奴化教育。保送青年学生到后方升学。”他问：“你怎么掩护？”我说：“化装成商人。”他问：“你还回去不？”我说：“陈部长说，平津很重要，要我还回去。”他说：“你家属在哪里？”我说：“在天津。”他说：“可以送到后方来吧！”我说：“家属送到后方，自己在那里更不好掩护。”他又说：“日本这个倭寇很狡猾，你要特别小心。”我感到时间差不多了，就站起来，问：“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他说：“没有了，去吧。”

我在中央训练团受训四个星期，结束后到青木关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会同主任委员温麟和徐治安排平津教育今后的工作。经决定徐治在洛阳设办事处，负责华北、东北战区教育督导人员的经费拨兑，转达教育部的指示，转呈督导人员的报告，接待来后方的教育人员和学生。徐治北平的关系交给我负责。一切决定后，去见陈立夫，他勉励我努力工作，随即写了：“发给张维民同志工作掩护费贰万元，奖金一万元。”然后请我吃饭。(www.xing528.com)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同徐治由重庆乘长途汽车到成都，转乘商车到宝鸡，再换火车经西安到洛阳。我协助徐治筹设办事处，并走访了设在洛阳的河北省政府、察哈尔省政府以及在洛阳的其他人员。在洛阳逗留一周，启程经郑州、界首、亳县、商邱乘火车回到天津。

回津后，由于我兼管北平工作，便找袁贤能约定春节后天暖时一同到北平会见北平教育界人士。袁贤能是天津达仁学院院长，在北平中国学院兼课，每周都要去北平上课。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天，我随袁贤能一起到北平西郊海淀，先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家，又到燕京大学教授蓝公武先生家。我对他们转达了教育部陈立夫部长对他们的关怀和问候，问他们有什么困难？然后他们谈了自己的情况。蓝先生说，日本人还在暗中监视他们，有时日本人来问他有什么感想，近来和什么人来往。为了安全起见，以后有事请袁先生转达好了。在此之前，我听说他们除了言行不太自由外，只有蓝先生生活困难，曾靠卖衣物维持生活。我得知后，报教育部给予救济。经袁先生转过两次，伪币详数记不清了。一九四四年我去重庆后，救济中断。抗战胜利后，我听袁先生说由于环境险恶，生活困难，蓝先生于一九四四年投奔绥远解放区董必武先生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先生在城里住，我同袁贤能又到了他家，代表陈立夫表示慰问。后来袁贤能交给我一个张东荪先生退出“民盟”的声明，并说，张先生让我将此声明转交给陈立夫。我回到天津后，先将声明原文电报教育部。后来我又托人将声明带往重庆教育部。袁贤能又同我拜访了中国学院何其巩院长。我对何先生讲的还是陈立夫表示慰问的那些话，何先生表示感谢，随即谈到中国学院的问题，他说：“我决不与伪组织发生关系，我们的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又提出：“有两件事请你帮忙，一件是把中国学院改称中国大学并请立案，一件是请教育部补助经费。”我回到天津立即发电请示教育部。数日后接复电：“中国学院准备每月补助二千元，改大一节，暂勿庸议。”我接电后，将原电交袁贤能转交何院长。后来袁回来告诉我，何先生看了电报非常生气，将电报扯碎抛到炉子里说：“立夫对我打起官腔来了，钱我不要，我有的是钱。”我复电把何的态度告诉了教育部。

我对辅仁大学的教育学院和文学院院长也进行了慰问，辅仁大学是德国天主教办的，在抗战期间没有迁移，也没有停课，是教育部承认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