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八月我来天津以后，一面工作，一面约期见面联系国民党中央派驻华北的人员，以便相互协助。计有：
1、国民党教育部派任北平市战区教育督导员郝任夫（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派任天津市党部委员，代理过主任委员。日本投降前夕，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郝任夫于一九四六年调任天津市教育局长）。
2、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驻华北的宣传专员贺翊新（太平洋战争后离开天津到重庆，后来派任河北省教育厅长。日本投降后，曾任河北省参议会议长）。
3、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王若僖（德国留学，属于朱家骅派，抗战前是天津电报局长，抗战初期，朱家骅派他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后，王任办事处主任。住法租界，于一九三九年八月间，被日军逮捕，后被释放，去重庆。日本投降后，被派为东北交通接收委员，赴东北途中飞机失事，被摔死）。
4、国民党天津市三青团主任王任远（一九四七年党团合并，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副主任委员。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七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
5、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河北省调查室主任沈哲臣，起初我们向教育部通报，即由他们的电台收发。（一九三九年他调离天津回重庆，在中统局任专员，后来派任国民党港澳支部委员。日本投降后，任广州市党部委员）。
6、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抗日战争前曾负责唐山开滦矿工会工作，抗战期间又担任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日本投降后仍任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一九四六年任北平市参议会议长）。
7、国民党教育部派河北省战区教育督导员李东园（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www.xing528.com)
8、国民党教育部派任北平市战区教育督导员范金泉（日本投降后，曾任北平市党部监察委员、参议员、国大代表等）。
9、国民党教育部专员徐治（曾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派驻平津负责高等教育。他是常住天津，有时去北平。一九四二年去重庆，后来在洛阳设立专员办事处。日本投降后，调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天津北洋工学院教授）。
我为了开展工作，着手联系天津教育界不与敌伪合作的爱国人士。首先看望过去相识的老朋友、老同事，如前天津北洋大学学监崔诵芬、前天津女师学院教育系教师马晋恒、前天津一师校长杨绍思、前天津一中国文教师李陵甫、前天津一师国文教师王仁甫等，说明我来天津的任务，宣传国共合作的抗日形势，动员教育界师生同后方人民一道参加抗日，抵抗奴化教育，提倡苏武“身在番邦心在汉”的爱国精神。为了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工作，我提议成立“天津教育促进会”，我们几个人先发起倡议，再分别联系教育界可靠的人士。他们都表示同意，也感到高兴和欣慰。
随后由他们和其他熟人的介绍，相继和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袁贤能、工商学院院长刘廼仁、新学中学校长黄道、耀华中学校长陈华普、前天津市图书馆馆长姚金绅、前天津市政府秘书王润秋、前天津女师教务主任赵子丰、天津女子中学教务主任苏亭午、耀华中学国文教师何肇葆、律师张士骏、慈惠学校校长余宗毅、慈惠学校中学部主任刘培之、渤海中学校长杨敬一、天津女子中学教师汪含英、沈慧儒、新华诊所医师王纬宇等。我和这些人分别见面，商议组织天津教育促进会的事。他们都表示同意，但也有些顾虑，怕出问题。我安慰他们，我们是绝对秘密，不开会，请他们放心。我拟订一个简单的章程请他们传阅。
组织教育促进会的意义和目的，从消极方面说，是把教育界人士组织起来，相信抗日必胜，靠拢国民党政府，不要投敌当汉奸；从积极方面说，推行抗日教育，抵制奴化教育，促进三民主义教育。我对他们讲，现在是国共合作，全国团结统一，红军已改称国民革命军，国际形势也对我国有利，我们现在是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我们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敌占区要担负起领导抗日救国的重任。我这些话，都是到他们家中分别对他们谈的。
天津教育促进会设理事会、监事会。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不可能举行会议，民主选举，即由我单独联系，分别协商，推定袁贤能、刘硒仁、黄道、马晋恒、苏亭午、何肇葆、刘培之、沈慧儒、李陵甫为理事；张维民（卓然）为理事长，王润秋为副理事长。姚金绅、杨绍思、余宗毅、崔诵芬、汪含英为监事；张士骏为监事长、陈华普为副监事长。于一九三八年底成立，报教育部备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