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战区教育督导员任命结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从庐山训练团受训回到南京，被派在国民党华北党务办事处（包括平、津、冀、察、绥），负责青年组织指导工作。该处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奉令结束。我到汉口，得知我办的天津新华学校被日本人认定是抗日机关，会同英租界当局将学校查封。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汉口办公，我即前往接洽，为新华学校教职员工请求救济，并请资助复校。

此时教育部部长是陈立夫，主持战区教育工作者是主任秘书张廷休，他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去天津工作，我慨然从命。他随即签呈部长陈立夫派我任天津市战区教育督导员。我原名张东祥，号卓然，因为到敌后工作，规定化名为张维民。督导员配备干事、书记、交通员各一人。

工作派定后，由张廷休召集派往敌区的人员，在汉口璇宫馆店开会饯行，交代任务。其任务概括为：（1）联系敌占区爱国的教育人员靠拢国民党政府，以各种形式推行抗日教育，抵制奴化教育；（2）宣传抗战建国纲领，使学校师生、社会民众，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3）救济补助不参加敌伪工作而生活困难的教育界人士；（4）组织领导青年学生，从事各种抗日爱国活动；（5）举办学校或补习班，招收不愿上伪校的青少年；（6）帮助教育人员、知识分子来后方工作；（7）保送、选送高中程度的青年学生来后方升学深造；（8）视环境许可，在城市可组织教育团体，农村可成立战教工作队，进行爱国抗日教育。最后和各位分别规定化名、通讯办法、汇款办法。

我接受任务后，化装商人——白敬宇药行职员，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由汉口渡江到武昌，乘火车到广州，转广九路到九龙，换渡轮至香港。中统局在港的交通站为我代买由香港直航天津的海轮赴津。当时天津的海河水浅，不能直航天津市区，在塘沽港下船，再转乘火车到天津。

我到天津后，在英租界平民区找到妻子儿女，得知新华学校被封的经过。天津沦陷前夕，我离开天津到庐山受训，我家迁住学校，由我妻冯慧敏负责主办。“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派驻华北的一些地下工作人员，多数住在英租界，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经常在夜间利用学校开会。后来被日本特务侦查跟踪逮捕了一个人（游击队队长张国基），他供出曾在新华学校开会、宣誓，因而日本人认定学校是抗日机关（实际上也是抗日活动据点）。日本照会英租界当局，于一九三八年三月，英、日军警会同检查学校，正遇学校教师黄穆如在缮写油印夜间记录的重庆电台新闻，当场将黄逮捕关押，油印机被没收，学校同时被查封。后来由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以五百元押金将黄保出，英租界当局将他驱逐出租界。(www.xing528.com)

我作为天津市战区教育督导员，照规定可提名干事、书记、交通员各一人，由教育部任命，协助督导员工作。我在汉口时，张廷休已给我派了一位干事兼办交通站事宜的张淑文，因工作关系不融洽，她称病请假。不久我就电请教育部准张暂请病假，加派王润秋为干事。王系法国留学，曾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事变后不与日伪合作，在家闲居。在此之前，我已提名刘师奇任书记，王嘉铭任交通员。天津战区教育督导员办事处实际上没有机构，也不在一起办公，办事处有名无实。我们都是单独进行活动，定时定点见面联系。

在分工方面，原则上是督导员负责一切，干事协助，书记负责缮写来往文件、保管文件、译电等。交通员和电台联系、送发文件。交通员还和英国海轮船员建立关系，轮船到津后，交通员即与他们接洽，将文件交他们带往香港，交给教育部在香港设立的交通站。不太重要的文件，即可从香港投邮直寄重庆教育部。这种关系，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行断绝。

我们为便于同教育界人员、青年学生以及华北各地工作人员联系，租房两处，一处作交通站，半公开；一处绝对保密。此种房子多为白俄办的旅馆式的公寓，房内一切设备俱全，交款住房，勿需找保，经常无人住，万一出了问题，损失不大，并且时常更换，最多不超过三个月。此外我们还利用公园、运动场、饭馆、商店等处，约定时间会面，研究部署工作。

我们最初没有建立电台，是用中统局天津站的电台，一九四〇年自己才建设电台，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后，被日军检查而撤销。一九四三年又建立一次，仅一周就被日军侦知，正在收发报时，日军进房，台长王富义从窗口跳楼逃跑，报务员被捕，直至日本投降后才被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