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自贺胜桥追击残敌的四军第十师，沿铁路线向北穷追，吴佩孚原仍打算在土地堂收容残部，退扼纸坊，十师动作神速，吴佩孚竟无暇喘息布置，唯有退入武昌城闭关死守。
汉水是正在武汉三镇地带流入长江的，因而形成了三镇鼎足隔江相望的天然形势，汉阳在汉水西岸，汉口在长江北岸，武昌则在江南历来为湖北省会和府城，是政治中心，是全省发号施令所在。武昌城墙高耸，雉堞巍峨，蛇山贯于中，与汉阳龟山对峙，其雄伟坚固处亦为千古兵家所谓易守难攻的一个范例。
我军自贺胜桥扬威，追击部队已乘势轻取武昌南面战略要地土地堂与纸坊，大军直薄武昌城下；计我方有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我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等所统不下三万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偕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亦率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亲临武昌城南南湖部署攻城战斗。
总司令部命令：以李宗仁为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以四军全军及七军胡宗铎部、二师刘峙部并配大炮九门合编为攻城军，二师归四军指挥；各师并选精锐三、四百人，干部十五人，编成奋勇队，皆以营长为队长，负攻城先锋任务。
至于攻城军各部所担负攻击位置亦由总部配置颁下，其要点为：
一、攻城司令兼负左翼攻城指挥李宗仁位置在伯公庙，指挥七军胡宗铎部附炮二门攻击中和门至望山门。
二、攻城副司令陈可钰兼负右翼攻城指挥，位置在洪山宝通寺，指挥第四军十师、十二师及一军的第二师，各附炮若干门，攻击武胜门至宾阳门。
三、以十二师三十五团为总预备队，位置在洪山。
其他，有关攻城兵力之使用、第一线兵力与第二线兵力之比例及各线所应保持之距离、推进时各预备队伍所处策应的位置、炮兵的配属及阵地之选择、攻城器材之准备、攻城命令发出后各部队伍协作之措施、并预计到各部冲进城内时所应作出的紧急处置，等等，都大致见诸命令。
陈副军长兼攻城副司令当时并再明确了其所指挥各部的位置，发出指示：
一、陈兼副司令自己在洪山宝通寺，军部直属队、通讯队、卫生队均留下候派机动任务。
二、第二师师长刘峙在姚家岭。
三、十师师长陈铭枢在大东门外东岳庙。
四、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在通湘门附近。
五、军部参谋长邓演存指挥炮兵在洪山。
我十二师张师长再根据本师防地（通湘门至宾阳门一带）情况和攻击任务作出具体分配，并向各团下达了如下命令：
一、以三十六团和独立团为攻城军。
二、三十六团攻击白骨塔至宾阳门。(www.xing528.com)
三、以三十六团第三营营长欧震为奋勇队队长；以第一营为拥进队（即奋勇队之第二线）；以第二营及师直属队为地区预备队。
四、独立团攻击宾阳门至通湘门；独立团奋勇队队长曹渊：第二营为拥进队；第三营及特别大队为地区预备队。
五、第三十五团既为左、右翼攻城军总预备队，则仍听攻城司令节制，位置在洪山。
张师长率师部人员及直属队进至通湘门外七百米处，通讯兵将通讯设备联结了各有关方面后，各团均进入攻击位置。
夜，前沿一片沉寂。三十六团全团经涂家岭、张家湾、塔步桥、檀门口至刘家湾，奋勇队即在刘家湾涉壕攻城，预备队严阵以待在檀门口控制形势，敌军炮火开始盲目发射，长空时时划过流星似的闪烁，也震破了大地的沉寂；涉壕等于偷渡，在偷渡成功直逼城下，后续队伍扛梯前进时，敌军发觉后的俯瞰射击就更形猛烈，我奋勇队冒死将梯子架成，并攀缘而上，敌机枪火舌喷射不已，预想此时其他各门的奋勇队也是一齐协同动作的了，敌军城上火力以位置优越，使我兵员牺牲惨重，目的未达，从子夜至黎明，大地已渐渐显现其更大的可见度，我团黄团长下令暂停待命。独立团的奋勇队和我团相同，但他们的牺牲更大，奋勇队长曹渊阵亡，他们坚就濠沟掩体休整，至夜幕下垂，才向后撤。二师、十师、七军等各兄弟部队，亦因攻击无效，撤回原防地。
攻城司令部下令改用对武昌城全面封锁以代替急攻，各师、各团就原位置及主攻地段执行监视封锁。前线一度无剧战。
北伐军总司令部通报，我左纵队第八军从金口渡江攻克汉阳，鄂军刘佐龙师长率部附义，总司令传令嘉奖并任命为独三师师长，这两桩事都直接左右了大局，汉口顿呈不稳。吴佩孚以原拥有刘玉春部、陈嘉谟部、张占鳌部、余荫森部、孙建业部、宋大霈残部、武卫军、吴俊卿部、卫队等共约一万六千人，连同驻汉阳、汉口的刘佐龙、高汝桐两个师各三千人，则真兵力为二万二千，尚有河南源源南调部队，虽番号不明，这样的部署重兵，其打算确保湖北地盘的意图则很明显；无如攻城的北伐军前仆后继，采取对武昌城的全面封锁战略后更使城内守敌束手无援，我发一枪，城上辄回报千百枪，此种消耗，姑不问其可作多久支持，即以心态而论，已足证敌人惊惶失措达于极点。吴佩孚以一世枭雄，亦预感其武力统一的黄粱梦破，尤其汉阳刘佐龙的义举，吴为免再陷被动，急率高汝桐等部退守孝感，北伐军第八军随即轻举而下汉口，武昌城内之敌，更如鳖在瓮了。
在这样的一个全局战略形势下，吴佩孚也有他最毒辣而且也属于最高智慧的一着，那就是向孙传芳送秋波、卖关子以某种承诺换取支援，孙传芳如果不是心怀鬼胎也必然是利于厚饵，所以就调遣谢鸿勋、卢香亭等部由赣边萍乡向湘境平江、鄂境通城进窥，又遣陈调元、马登瀛等部，乘兵舰悬日本国旗，溯江西上，企图登陆富池口、黄石港、石灰窑等处，分兵袭鄂城、跨阳新，越大冶斜出汀泗桥，前者欲解武昌围，后者欲断我北伐军后路。军阀这样公然互相串连、明目张胆勾结帝国主义，无视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尊严，军阀、列强也正正就是北伐军吊民伐罪的主要对象。蒋介石、白崇禧在当时的决策上不愧有战略远见，于是总司令部率二军、六军、一军的第一师等东移赣西，堵截赣敌，鄂境则令李宗仁将第七军悉数开赴鄂城大冶，以迎击陈调元、马登瀛，保证我军攻略武汉不受东翼敌军的干扰，原七军的防地交给刘峙第二师接防，而围攻武昌的攻城司令改以陈可钰接充，全权指挥攻城军事。为了加强对武昌的全面封锁，城外地面除多置障碍物于各门对外通道，防止突围，并彻底切断其邮电，瘫痪其内外消息沟通；每日则由总司令部着令航空队派遣飞机协同攻城司令执行对敌人的空中突击；至于江面上上自鹦鹉洲、白沙洲，下至刘家庙、徐家棚，律由汉阳、汉口两地北伐军所缴获的装甲小火轮执行警戒检查并切断武昌与外间的一切联系；由于对武汉三镇所作的军事措施许多牵涉到外事，统经总政治部及专办外事的单位通知各国领事馆。
当武昌被围得密不透气的时候，我左翼军已急行军攻抵鄂豫边上的武胜关，把敌军逼出鄂境退守信阳，至此武昌一点上的敌军益形孤立。江西前线总司令部又再把刘峙部调去增援赣西，攻城部队就只剩八军一部和四军的两个师了。陈副军长以不愿迁延时间在九月十九日薄暮时下令以空军协同攻城，忽得唐生智总指挥通报：敌刘玉春及陈嘉谟因粮绝接洽投降，可缓进攻 革命军本来就只是要求敌人放下武器，不在杀伤，所以也就耐心等候。停火两日，未见动静，我军判断敌人在弄玄虚，不能不痛加膺惩，陈副军长兼司令从实战经验中对比了许多种攻城方案，最后选择了挖地道攻城，恰巧总司令部从铁路线上调来了一列铁甲列车并送来数十个矿工兄弟，挖地道的条件一下子具备了，因布置：四军独立团由侦察队率矿工前赴通湘门车站以装甲列车作掩护即时开始挖掘地道。工程的进度很迅速，城内敌人闻知，军心摇动，粮食渐尽尤属致命的威胁，“穷凶饿恶”，我们原就不敢对防止敌人突围或防止小股窜逸掉以轻心，果然，敌人确曾有过以三千人由通湘门楚望台小门冲出，意图阻止我军开挖地道并劫夺其原积储城外仓库的粮食，当时此一地段围城部队为独立团叶挺部，当即奋击，敌兵散开向铁甲列车包围，城上敌炮火又配合扫射，竟将铁甲车夺去。叶团长判断敌人不是有什么大志，向南是我军大后方，向东斜出江西亦道远难与孙传芳部队靠拢，而我在三十六团防地根据监视敌人动态及其突围前锋并无后续，亦判断敌人纯属饿慌了才出此下着，只要夺回铁甲车，继续掩护挖地道的工程，出城敌人亦易制伏。因此与叶团长共同下令由檀门口直冲车站，我团与叶团互传羽檄，遂以优势兵力合围，除铁甲车无恙归来，工程人员得以持续挖道外，并乘势向楚望台抢门，这就逼使城内敌军不得已而复将楚望台小门关闭，那批出城骚扰不逞、经我军合击后纷纷向城边溃败的敌人，竟至前无归路后有追兵，只好悉数束手缴械。另外，城北靠近江边亦有敌兵数百在焚毁城内若干处民房后意图冲出袭击鲇鱼套，我军亦予痛剿，敌兵动弹不得。至此困守武昌城的敌军愈形力蹙势穷，我封锁的战略措施，明白摆在敌人面前是：舍投降别无抉择！
一九二六年十月六、七两日，敌军投降代表多次与我攻城司令部接洽，商定：投降部队全由刘佐龙军长（刘已由鄂军独立第三师扩大为第十五军）收编，绝对服从命令，待遇与十五军相同，给养则由北伐军入城后组成湖北省政府负责，收编后由武胜门撤出移驻葛店、鄂城等处、武昌城秩序即由北伐军派出部队进城维持，敌军眷属及合理之财产北伐军负责保护；但北伐军只在十月八日前停火，超越时限，商议各节作废。
敌武昌守城总司令刘玉春在商定条件后悔约，不愿缴出大炮，我方在严密警戒监视下随时作了应变准备，刘玉春、陈嘉谟亦众叛亲离；敌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遂再度派员与攻城司令部接触。我军待以仁义，并不视同乞降，当然这也起了瓦解敌人军心的政治作用，互相约定十月十日拂晓，敌第三师负责防守的保安门、中和门、通湘门部队开启城门，陈可钰将军下令十日凌晨四时以第四军主力逐点前进，并迅速就保安门、中和门、通湘门外各据点加强警戒，然后指定十师由保安门入城，十二师由通湘门入城，陈可钰兼司令和邓演存参谋长偕同俄顾问尼基金将军率直属部队由中和门进城。城内除吴俊卿部放下武器并予接应外，间有其他不同番号敌军仍略有抵抗，我军号召“缴械不究”，敌军所弃武器载途，百姓俟枪声过后亦即涌上街头、夹道欢呼。我十师、十二师分路抢占蛇山，控制全城；刘玉春闻变易服潜遁，为我三十五团截获；陈嘉谟也在八军进城部队前就擒。武昌城之为北伐军完全解决，与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举义日子同为十月十日，这是历史的偶合，也是一时流传、成为人民革命事业的佳话。
武昌秩序迅速恢复，三镇交通及长江、汉水两岸人民的生活马上出现前此未有的新景象，武昌黄鹤楼、汉口大钟楼和汉阳晴川阁上都飘扬着革命军和革命政府的旌旗。碧水无波，巨川如带，晴空万里，百姓欢腾，天时地利人和，革命部队为中国人民写下二十年代光辉的史页！
捷报已经遍传海内外了，各方贺电雪片飞来。总计武昌之战，俘敌军官七百余员，士兵九千零五十人，缴获大炮十八门，机枪一百六十挺、步枪七千杆，其他军用品辎重难以数计；巨魁刘、陈交地方人民组织法庭裁判，投诚的员兵一律优予给资遣散，其愿接受收编者，亦予训练后拨入各部。
“铁军”的由来
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的北伐军第四军，其中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最为精锐。一九二六年五月底，第四军以独立团为先遣部队向湖南挺进。八月二十六日，第四军发起对汀泗桥的总攻击，双方激烈交战。守卫汀泗桥的吴佩孚主力部队刘玉春师接到吴的命令：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后退者一律当场枪毙。他们竭力死守，因此，双方伤亡都很大。八月二十七日，北伐军调叶挺独立团进攻，尽管吴佩孚的大刀队当场砍下临阵脱逃的团长、营长等九颗人头，但在独立团的凌厉攻势之下，亦未能挽回败局，有二千人被俘。八月三十日，独立团又占领了贺胜桥，打通了通向武汉的大门。十月十日，英勇善战的叶挺独立团，首先破城而入，北伐军攻下武昌，守敌两万人全部被歼。由于第四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将士不怕牺牲，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屡建奇勋，而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两湖人民都高兴地称他们为“铁军”。
黄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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