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一书中共出现了一百多个人物,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来揭露封建科举制的种种弊端,讽刺封建人物的种种丑态。可以说全书大多数人物都是反面人物,但还是有一位正面人物,就是《儒林外史》之第一人——王冕。“凡桃俗李争芬芳,只有老梅心自常。”这两句诗出自王冕的《题墨梅图》。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风格面貌均反映了当时画坛的主要倾向,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元初山水画家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认真探索,并托复古以寻求新路。元朝画家以他们各自的创新风格和简练超脱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便是王冕。
王冕是元代著名画家、诗人。《明史》记载:王冕白天放牛,晚上到附近佛寺长明灯下读书。有一天,王冕把牛放到野地吃草,自己跑到私塾里去听老师讲课,结果把牛丢了。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会稽一位叫韩性的读书人,韩性遂收王冕为徒,教他读书作画。王冕中年时游杭州、逛金陵,然后渡长江,跨淮河,经徐州、济南到达大都。长途跋涉,使他的视野和胸襟大大开阔。由于王冕的诗画风格特异,不同凡响,声名鹊起,他经常讥讽元朝统治者,险些入狱。后来,他被迫隐姓埋名在家乡九里山蛰居,他在自己居室周围种植了上千株梅树,数百棵桃树和杏树,自题为“梅花屋”。
王冕画了很多《墨梅图》,其中有一幅画上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诗画相配,表露出画家淡泊名利,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王冕的画体现了元朝绘画的显著特点。元代绘画在唐、五代、宋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特点是取消了画院制度,文人画兴起,人物画相对减少;绘画注重诗书画的结合,舍形取神,简逸为上,重视情感的发挥,审美情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是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元代画家笔下所造的“境”,不仅将自己和风景相沟通,也将看画的人和风景相沟通,还将画家、风景和观画人三者相沟通。
陈衡恪先生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元代画家的创作比较自由,大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赵孟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赵孟,字子昂,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人。他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他的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他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他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作为一代书画大家,他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赵孟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他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是在坎坷忧患中度过的。宋灭亡后,他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其为“神仙中人”,给予其种种礼遇。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以至于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尽管很多人因赵孟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www.xing528.com)
在元朝的画作中,有一幅绝对值得后人特别关注。这幅画因为它自身的魅力而使其具有了无数的传奇故事,这就是《富春山居图》。
相传明朝年间,一户人家将一卷卷画册不断地投入火中,火越来越旺,一家人只能痛苦而无奈地在一旁叹息,当最后一幅画被投入火中时,从人丛中跳出一个人,抽出这幅画,转身逃走了。这个人拿走的这幅画就是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这幅画自传世以来,就被历代文人所珍视。此画在明清两代,曾为许多人收藏。明代万历年间为宜兴吴正志所有。吴正志传给他的儿子吴洪裕,洪裕爱若至宝,寝食与共,临死前竟将此图投入火中,“殉以为葬”,幸而被他的子侄吴静庵从炉火中抢救出来。
虽然这幅画幸免于难,但前面已经烧去了一些。吴家把第一节烧剩的部分裁割下来,从此,这一图卷就分成了长短两段。长的一段历经流转,后归故宫博物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短的一段被称为《剩山图》,1956年上海国画院举办宋、元、明、清名画展时,才和广大群众见面。
从黄公望笔下的“森林公园”,我们可以看到《富春山居图》中连绵起伏的丘壑,竟与现实如此相似。那白鹤村里长满了错落有致的各种树木,也仿佛都按图卷里移植下来一般。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最能引起共鸣的。而富春江两岸的风光,又恰好进入他以往的审美理想之中。所以,师传统与师造化在这幅杰作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富春山居图》像一张画家的“心电图”,既充分体现了他清冷明洁的道家风骨,又表现出其儒家士大夫从容不迫的严正步履。这也许就是他被推为元四家之首,及数百年来在山水画史上被奉为“南宗正脉”的原因。
元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使传统绘画从侧重客观物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精神的表现,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的创作倾向促进了意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由于复杂的民族关系,元代文人比前代文人有更多的背负,更复杂的情感,也就需要更多的寄托,这使他们能够借助画笔在中国绘画史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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