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寥寥七十余字，夫妻情深跃然纸上。这首散曲的作者是管道昇，说起她，人们可能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起她的丈夫，可能不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她的丈夫就是元朝大名鼎鼎的文人赵孟
。这是她看到赵孟
欲纳妾而戏赠的曲子后回应的一首曲词。赵孟
看到夫人的曲词写得如此情深义重，立即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夫妻相偕白首，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如果说唐诗的成就在于其恢宏大气，宋词的妙处在于其曼妙优雅，而元曲则吸收了前两者的优点，并成就自己平易谦和的特色。以这首《我侬词》为例，其中语言浅显而不鄙陋，极尽嬉笑怒骂又不失深沉。
散曲的产生有其社会原因。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文化思想实行开放包容政策，虽然依然把儒学作为其统治思想，但其历代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学。元代儒学统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和生活要求的提高、文人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元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风貌。
散曲产生于金元之际的民歌俚谣。金代的词已经出现曲的特点，逐渐变得俚俗、率直、诙谐、浅白。金词对大量北方俚歌俗调的吸收，使得很多词在文学风格上已经接近后代的曲。金末元初文人没有科举取士这条路可走，于是他们就出入秦楼楚馆。而大量名妓会制乐府、唱曲，她们将民间的歌曲大量修改、传唱，导致民歌时调与文人创作结合。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他们带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散曲便应运而生。
这种新诗体承继了传统诗词的因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看，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中的这个名句化用了宋范仲淹的《苏幕遮》。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色。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的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从内容上看，散曲则远远超出了传统诗词的表现范围，更多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
“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句名言是名伶珠帘秀在《正宫·醉西施·无题》中发出的呼喊，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元代散曲中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多，正是元曲与勾栏密切相关的结果。由于礼教观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爱情题材的描写和表现上十分大胆和直白。
散曲作者以汉族士大夫为主，由于文人地位急转直下，因此元代散曲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空幻感和凄凉感，如被誉为“曲状元”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二十八字就勾勒出一幅晚秋夕照景象和苍凉萧瑟的意境，充分表达了天涯游子的孤独与彷徨，情景交融，隽永含蕴。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称赞它“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与诗词相比，元代散曲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既满足了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下层百姓的娱乐需求，又为文人增加了新的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
民谣也是在元朝影响深远的一种艺术形式。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民谣，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于大起义前夕在民间散布的动员群众的宣传工具。民谣主要是在元朝封建统治日益腐败，黎民百姓怨声载道时，为讽刺贪官污吏所作。(www.xing528.com)
元代民谣十分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民歌达一百多首。这些民谣如实地反映了元代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的黑暗。
元代著名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反映了当时元政府为了烧制瓷器而残酷盘剥百姓的现实。
在老百姓看来，失去民心的政府，每干一事都是坏事，因而把“变钞开河”与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是十分正常的。当时民间有诗嘲曰：“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有些民谣反映了当时元朝的社会状况：“四川人，生得奸，汉中调龙安。管你干不干，搭个广元县（今广元市）。”
这是千百年来流传在川北地区的一句民谣，反映了元代初期川、陕建省时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
元代散曲和民谣的发展使高高在上的文学艺术进入民间，使文学日渐通俗化。伯颜死后，朝廷籍没其家，数月清算不尽，民间有人题诗于壁云：
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用讽刺挖苦的语言把伯颜贪婪的本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元曲和元代民谣的发展无疑为以后明清小说的繁荣铺平了道路，成为明清小说繁荣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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