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成吉思汗的宗教包容与信仰自由

熟悉《射雕英雄传》的人都会记得其中这样一个情节：暮年的成吉思汗年老体衰，他闻听“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有养生长寿秘诀，便派人下诏请丘处机前往汗帐，想向他讨教长生之术。丘处机欣然应命，率领门徒不远万里前往西域大雪山，向成吉思汗进谏治国之本。小说的描写和历史自然有一定的出入，但在历史中，这二人确实在蒙古大漠会过面。

1219年冬，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听随行的中原人介绍丘处机法术超人，遣使相召。丘处机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遂带弟子十八人前往。历时三年，行程万里，74岁高龄的丘处机终于会成吉思汗于雪山。每每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此说法深得成吉思汗赞赏，口封“神仙”。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曾下令“止杀”。

由于与成吉思汗的这段机缘，道教在蒙古时期以及元朝初期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元太祖十九年（1224），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三万余人，并通过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

尽管这一时期道教尽受恩宠，但成吉思汗对其他宗教亦是同样优礼，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因为不信宗教，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另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佛教。”可以说，成吉思汗是坚决主张信仰自由政策的，他在给后代的遗言中强调，对各种宗教要一律平等对待。所以在元朝建立后，各种宗教得以并存。对此，李志安先生这样说：“先西征的战略选择让定都北京后的蒙元政府几乎成为一个‘联合国’，忽必烈必须考虑各色人等的利益之争。”

元朝与道教的结缘是因为成吉思汗的长生情结，蒙古统治者礼遇伊斯兰教对宗教的信仰还是因为统治者念念不忘的长生情结。元代统治者要求伊斯兰教徒为其“告天祝寿”。

尽管成吉思汗时期对于佛教并未像对待道教那样极度尊崇，但同样对其采取优礼的政策。入元以后，佛教在诸教之中所受之尊礼为最，1253年忽必烈和八思巴在六盘山相见，并将其留在身边问法论道，并首先给王妃察必传授喜金刚灌顶，接着又很快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八思巴被封为国师以后，成为全国的佛教领袖。

忽必烈及其以后的元朝皇帝都崇佛，因为佛教本身具备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特点。统一后的元统治者要求各教利用自己的宗教仪式来为元朝“告天祝寿，诵经祈福”。在这方面，佛教似乎明显优于道教。元大都几十个寺院的僧侣们经常举行“诵经祈福，祝皇帝万万岁”等佛事活动，给元朝皇帝头上“绕了一圈神圣的灵光”。(www.xing528.com)

对于当时佛教的盛况，孟樊鳞在《十方重阳成寿宫记》中曾有这样的感慨：“呜呼！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之盛，兴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从之如云。”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作为皇家新宠的佛教很快就与传统的宗教豪门道教发生了冲突。由于全真道教徒凭借成吉思汗玺书，在燕蓟晋北地区欺凌佛教，导致佛教与道教产生激烈斗争。为解决两教之间的冲突，蒙哥令阿里不哥召集佛道两家进行辩论。这次辩论会上，佛教联合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一神教对道士进行批驳，“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毁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蒙哥对诸教的看法是只稍稍抬高了佛教。

关于元朝的宗教政策，马可·波罗曾经借忽必烈之口说过：“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位而最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然大汗有时露其承认基督教为最真最良之教意。”

当然，马可·波罗抬高了基督教的地位，基督教确实也已经传入了我国。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经历了很多曲折。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称景教，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又再次传入中国，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

元朝之所以在宗教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不开。“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向量，“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成功吸收了印度佛教，容纳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形成了历史上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长的良性文化环境。中国现有的五种主要宗教，除了道教，其他各大宗教均是在不同时期由国外传入，在中国生根、发展。历史上，各民族和睦共处，各宗教和谐共生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