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树森先生认为：“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元代的城市规模是很大的，城市经济也很繁荣。元大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
这是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的元大都。
近年在元大都光熙门（东北门）至大都城东北隅进行勘查，总计发现东西向胡同二十二条。北京东直门（元崇仁门）至朝阳门（元齐化门）之间现仍保存的东西向胡同也是平列的二十二条。可见，相邻两城门区间内平列二十二条胡同，当是元大都城规划的统一格式。今北京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因同在元大都和明北平（北京）城内，所以改动不大，至今仍多保留元大都时期的格局。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四次南下，围攻金中都（现北京），在1214年，将中都攻陷，一把火毁了金朝苦心经营了六十三年的都城。
四十余年后，忽必烈派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决定放弃以现西城区为中心的金中都旧址，而以其东北的金代的琼华岛离宫，即现在的北海公园为中心兴建新都。
元大都又称为哪吒城。当时主持兴建元大都的刘秉忠通《易经》，精阴阳。他主持的元大都设计，完全恪守《周礼·考工记》中的布局。但元大都的城门只建十一门，不开正北之门，这也依了八卦北为坎的方位方法。因为其方位“重险，陷也”，所以不开城门。也有人认为元大都之所以将京城少开了一个门，是受佛家“三头六臂”之说的影响，南面三门为三头，东西三门是六臂，北面只有两个门，是为哪吒脚下的两个“风火轮”。
元大都因系择址新建，城市规划不受旧格局约束，所以其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元大都的街道，规划整齐，泾渭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相通。
“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第三次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有紧急事务，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灯。”“夜间，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随时查看有没有人在宵禁时间——即第三次钟响后——离家外出。被查获者立即逮捕监禁。”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元朝沿袭了前代实行夜禁的制度，以钟声响动为信号，“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整个城市按照这个节奏，白天热闹而夜晚安宁。
元大都建成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仅赋役人口就约四十万，据此推测当时大都城市人口近百十万人，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经济繁荣，商业尤为繁盛，全国各地以及波斯、阿拉伯、高丽、缅甸等外国的许多货物都集中在这里。
《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今北京积水潭东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又云：“钟楼……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为大都城提供了丰富商品。当然，这些商品中，更多的是供达官显贵享用的珍贵皮毛、奇珍异宝、高贵纺织品。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像今天高呼的口号一样，元大都的繁华，不仅仅是因为元朝所实行的重视商业的政策以及当时手工业的发达，更源自当时元朝科学技术的发达。(www.xing528.com)
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元朝是科学技术繁荣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重要时期。天文学、数学、医学与本草学，以及技术科学的许多部门都取得了新成就。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手工业中一个显著的成就。成宗元贞年间，流落崖州的松江妇女黄道婆，返回松江，带回了崖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黄道婆教松江人民制作捍、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等技术，织成生动如画的棉布。松江遂成为江南产布的名地，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孔齐《至正直记》说：“松江能染一种青花布，用木棉布染印，青文洗浣不脱，这种青花布，染印芦雁花草，宛如一幅苑画。”
元代的印刷业也有所发展，元朝人王祯选择优质木料刻字，以防止沾水伸缩，这就避免了泥活字、锡活字的缺点，使活字印刷术向前推进了一步。稍后，马称德也镂活字版至十万字，印成了大部头的《大学衍义》等书。
套色印刷技术的发明是元代印刷术发展的另一成就。后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老和尚注解《金刚经》，首卷的灵芝图和经注都是用朱墨两色木刻套印。它比西欧第一本带色印的圣诗，要早一百七十年。
中国是瓷器的国度，技术的发展自然少不了烧瓷技术，并且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从唐三彩到宋代的青瓷和白瓷，其中元代瓷器以青花瓷器为代表作。它的制作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元青花色彩明快，釉质光润，其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江西的景德镇是当时的瓷都，官府命令选取细白质腻之陶土，精制为薄质精美的进御器呈进。它们是千中选一的精品，故非一般民器所可比拟。
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凤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当时烧造的水平。元青花不仅行销国内，还大批远销海外。
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高度。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传入中国，宋时棉花种植除了西域、海南，主要在闽广一带，元中后期已遍及全国，耕种方法也随之传布。
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商业上交换的频繁，元朝实用算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元朝最能够代表这一特点的是算盘开始使用，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盘诗。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已论算盘珠。
元朝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医学的进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危亦林等人。朱震亨主张“阳有余而阴不足”，创“滋阴养火”方法，后世称他为滋阴派。他所用的有些药剂如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到现在还流传服用。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补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阴派，号称金元医学的四大学派。
元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他们的争斗，严重影响了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加上官吏贪污成风，很快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而蒙古铁骑的霸气已经在长期养尊处优中消磨殆尽，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一触即溃。元朝的皇帝这时还沉浸在后宫的淫乐之中，直到起义军逼近大都，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他只好仓皇地带着后宫妃子逃回蒙古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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