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史：滇国气象变革与滇池治理

在昆明城东民航路五里多小学门口的体育场内，有一座方形高2.4米、宽约1.3米的墓，顶为青石雕成的石瓦，墓体四面镶碑石。碑石正面刻汉文“元咸阳王瞻思丁墓”8字，分4行，直书；背面为蒙文碑刻；左右两侧，一边刻有《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另一边刻有袁嘉谷撰写的《重修咸阳王陵记》。围墙外，即宽阔的公路。这座陵墓，是为纪念元代初年云南最高行政长官赛典赤·瞻思丁而修的纪念冢。

赛典赤·瞻思丁，西北回族人，曾随忽必烈立下赫赫战功，很受器重。到云南任平章政事前，忽必烈召见他时说：“我曾亲率大军以革囊渡过金沙江征服大理，过去委任治理的人都不适宜，致使那里久不安定。你是个谨慎宽厚、文武兼济的人，安抚治理那边远之地，没有比你更妥当的了。”赛典赤本没有到过云南，受命后，他开始遍访熟悉云南情况的人，获得了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料，然后精心绘制了一张图表呈送忽必烈，并奏明了安抚治理的设想。忽必烈大喜过望，为赛典赤举行盛宴壮行。

当时云南的一把手是皇室宗亲脱忽鲁宗王，他认为赛典赤到云南必定会威胁到自己手中的大权，便严兵以待防备不测。但是，赛典赤不以钦命恃强轻慢，而是先派他的长子以礼参见脱忽鲁，并对他说：“我父王到云南是与宗王共议安抚治理良策，绝非替代宗王行事。父王还请宗王推举手下两亲信臣子，委任‘行政断事官’要职。”脱忽鲁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又没有失权之忧，便决心鼎力协助，于是下令“政令一切听赛典赤所为”。

就这样，赛典赤·瞻思丁得到了当地首脑的认可，可以放手治理大理。对此，韩儒林先生评价说：“云南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在前代都是稀有的事情。”

当然，这种开发有赖于赛典赤的治理。赛典赤治理大理时，首先做的是改革原军事统治的政权建制，开始设置路、府、州、县，并相应设总管、知府、知州、知县行政官职。在少数民族地区注意委任当地民族官员，安抚山官土司，化解民族矛盾，把武力征服、屠杀镇压视为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武力。

有一年，罗架甸（今元江）发生叛乱，赛典赤率兵征讨，但不以武攻，而是晓之以理。数日叛酋不降，赛典赤手下一股士卒按捺不住擅自攻打，他急令停止，并怒斥说：“我奉命安抚，不是奉命杀戮！”又讲了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反叛酋长知情后深为感动，于是心服而降。

还有一次，几个被罢免官职的当地酋长，因为心中怨恨，结伙到京城控告赛典赤专擅权柄，任免不公。对赛典赤了解颇深的忽必烈当然不相信他们的话，于是派人将他们押回大理交给赛典赤治罪。让这几个人没有想到的是，赛典赤不但不加问罪，反而宽柔为怀，对他们晓以大义以后，量各人所长又分别委任官职，几个人惊喜之下，感激而又诚服，遂“叩头谢恩，誓死以报”。就这样，赛典赤的安抚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云南政治形势日趋稳定。

政治形势稳定了，赛典赤便腾出手来全力发展农业生产。他身着当地百姓的衣服，亲自带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深入民间，征询老农对利国便民的意见和要求。他说：“我想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耕种，种子、农具、耕牛借给你们，估计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众人回答说如果这样可以一半入官仓。他想了想说：“太重了，牛死了要再买，农具损坏了要再买，种子也要更换，一季收成仅余其半，一家衣食将不堪维持。”老农们又说可以三成入官仓。他仔细盘算一阵，认为还是不行，说：“你等农家克勤克俭可上三成，但恐难以积蓄防备灾荒，再如婚丧嫁娶、养育子孙。在我之后为官的难说又增加其数，还是苦了下面百姓。”赛典赤最后决定每亩田上官粮二斗，并可用银钱、牛马折算缴纳。赋税大大减轻，人民安居乐业。赛典赤又把因战争出现的大片无主荒田清理出来或由军队屯耕，或分给百姓耕种，既扩大了财政收入，又增加了百姓耕地面积。农业经济很快得到发展。(www.xing528.com)

赛典赤到云南不到三年已是政绩显著，法令畅通。此后，赛典赤报朝廷批准，将云南行省治所由大理迁到鄯阐（今昆明），自此，昆明开始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云南行省治所迁到昆明后，赛典赤特别重视滇池水系的治理和建设。当时，滇池水域比现在宽阔得多，梁家河一带、云津市场以南、官渡以西都属于滇池水域。雨季水位上涨，昆明城中常常水患成灾。赛典赤和张立道一起从盘龙江源头走到滇池周围进行了实地考察，制订了治理滇池水系的工程规划，分上、中、下三段布置实施。上段是选择了鸣凤山与莲峰山之间最狭窄处修筑大坝形成水库，积蓄崇明白邑的青龙潭、黑龙潭两股水源和雨季降水，名为松华坝。坝上设水闸，旱时启闸济灌万顷良田，涝时封闸减缓下游水患。中段是开挖金汁河、银汁河、宝象河、马料河、海源河等分流盘龙江水，河道沟渠形成网络，既减轻水患又便利农灌。河堤上遍植树木，既稳固堤埂又美化景观。现在一些河堤上还存活着当年种植的柏树，那已是七百余年的元朝古柏。下段是开凿滇池出水口（含海口），建石龙坝，降低并控制滇池水位。滇池水与螳螂川沟通，经普度河汇入金沙江。这样，滇池水位大大降低，既减少了水患又得良田万顷。三段水利工程完成后，基本治住了水灾，也为后来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

云南由于地处边陲，交通又不便，文化教育与内地比相当落后。赛典赤除了鼓励农业、兴修水利、繁荣商贸，还致力于文化教育，在城中拨地五顷建盖孔庙为学堂，推行教化。经过五年多的治理，云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现代的历史学人曾这样评价赛典赤在云南的功绩：“赛典赤在云南期间，对云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且不说螳螂川的疏通与松华坝水库的修建，就是云南儒学的兴办，也是从元代赛典赤时期开始的。1274年，赛典赤在昆明城中五华山建立了云南第一座文庙，至今犹存。（当时）每期招收一百五十名学生。此后，大理、建水、安宁、嵩明、邓川、保山、丽江、鹤庆等地先后建立了孔庙。云南省的第一部地方志书《云南志略》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1279年，赛典赤操劳成疾，在昆明去世，百姓无不悲痛，“王葬之日，百姓巷哭”。后来元朝皇帝封他为咸阳王。墓葬在昆明北郊马耳山，现五里多小学里还有一座衣冠冢。元朝时，这一带是梁王的别墅，后人为了便于瞻拜凭吊，就选在此处建庙立冢。

赛典赤死后十八年，他的三儿子忽辛到昆明任云南行省右丞。忽辛在兴办教育上政绩更加显著，他曾命州、府各邑广建孔庙做学堂，选任文学之士为师教育后生，使云南“文风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