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欧洲的交往：骚马引发东西方文化互动

一首凄美婉转的歌谣飘荡在苍茫的大漠上，上天降下神奇的使者，那朵会唱歌的茉莉花，汗血宝马的骑士将它摘下，送给那即将远离的她，人儿就远走天涯……茉莉花收起花蕊不说话，乱红的花瓣在寒意中，泪珠一般飘落下，不久以后，人们告诉姑娘，在她的英雄临死的时候，哽咽着呼唤远方的她……

这些歌词大多数人可能不熟悉，但提到歌剧《图兰朵》恐怕不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相传这首歌是元朝时的江北民歌，由传教士传入欧洲，后来由意大利歌剧音乐家普契尼将此曲编入歌剧《图兰朵》，才使此曲在中国重见天日。这首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由法国著名音乐家翻唱，被世人惊为天乐。

蒙古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与欧洲交通的新篇章。大批欧俄的部族被裹胁东来；西征也在客观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欧洲人，包括传教士、使臣、商贾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涌向东方。欧洲和元朝的交往变得密切而频繁。欧洲人对蒙古原来很不了解，而拔都的西征引起了欧洲统治者们严重的不安和忧虑，因而他们极力谋求了解蒙古草原的状况，阻止杀掠。1243年，新当选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组织两个使团出访蒙古，使团带着教皇写给蒙古大汗劝谕勿攻基督教民的书信在伏尔加河上觐见拔都。拔都派他们前往蒙古面见可汗贵由。贵由写了勒令西欧的统治者们投降入贡的回信，交使者带给教皇。这是蒙元与欧洲最早的交往。

邱树森先生曾说：“元朝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欧洲传教士、商人大批东来，中国人也有到达欧洲的。元朝与欧洲的宗教关系很密切，贸易也很兴旺。”

元朝建立后，欧洲的商人和旅行家更是大量涌入中国，当时，除了有名的马可·波罗，还有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尼可罗·康提一同被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的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也是意大利人，是意大利方济各会托钵僧，他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记录了在中国的见闻。在泉州，他在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他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杭州更使他惊奇。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人——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两三年之久，于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

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元朝也曾经派使节出使过欧洲。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派景教徒列边骚马带着书信、礼品、钱币，去耶路撒冷朝拜圣地，途中骚马又受伊利汗国国王之托，首先到达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1286年骚马在那不勒斯登陆。这时正值旧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骚马在罗马盘桓几日之后，又去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菲利浦四世的接见。1288年春，骚马返抵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热烈地接待了骚马，骚马在胜利完成使命后，循原道返回。(www.xing528.com)

骚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前来东方进行联系与宣扬宗教。孟德科维诺携带教皇致阿鲁浑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在1294年左右来到大都。孟德科维诺受到了成宗的接待，允许他在大都自由传教。

孟德科维诺曾两次致书罗马教皇，请求派遣教士前来协助传教。教皇于是又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来，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与安德烈三人约在1313年抵达中国。

来而不往非礼也，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派遣一个十六人使团，包括法兰克人安德烈在内前往罗马。使团还携带阿兰贵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致罗马教皇的信，请求为他们派来总主教，同时也给元朝皇帝派来使者。这个使团受到教皇别内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之后教皇立即筹组了一个包括马利诺里在内的使团并携带一匹骏马东来。使团抵大都，向顺帝献骏马。《元史·顺帝纪》记载：“是月，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他们描写这些使者“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当使团离去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随之暂停。

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和元朝使臣远使西欧，这在元朝以前的历史上不曾有过。元朝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由亚洲扩展到欧洲。元朝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日益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正是元朝把中国的影响力真正扩展到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