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贸易商船与三国往返，货币世界性，马背魅力不减甲兵

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想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所拒绝，于是忽必烈决定进攻日本。

今天，在日本今津一带有抗元石垒的遗迹，成为福冈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这是日本镰仓幕府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的反抗元军进攻的石坝。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延伸长达二十余公里。这个石坝在元军进攻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陆地上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却不善于水陆两栖作战，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茫茫大海，止住了元朝扩张的铁蹄。

蒙古军队之所以战无不胜，主要依靠的是它的骑兵，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上鲜有胜绩。如在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而蒙古帝国也终于止住了扩张的步伐。

虽然扩张的步伐止住了，但交流却不能停止。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福建行省参政唆都派使节到达占城（越南中南部古国）。使节回报占城国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归顺之意，元世祖忽必烈于是封其为占城郡王。但此后不久，占城王子布德（史书写为补的）专权，扣押了元朝派往暹罗国（今泰国）、马八儿国（今印度半岛南端佩内尔河以南）的使者。忽必烈数度讨伐，但都没有结果。元成宗时，元朝与占城恢复了友好关系。

元朝在边疆逐渐稳定下来后，与周围各国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正如邱树森先生所说：“东亚、南亚各国都是我国的近邻，元朝交通方便，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1976年，日本人在木浦附近新安郡的海底发掘了一艘七百年前来自中国元朝的沉船，这艘沉船有十二个船舱，发掘沉船的同时还挖掘出中国的瓷器、高丽的青瓷、日本的工艺品。可见这艘船是往返于三国之间的贸易商船。在发掘出大量商品的同时，还发掘了大约七万枚元代钱币。可见，元朝的货币在当时世界是一种世界性的货币，类似于今天的美元。

元代的造币业非常发达，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除了传统的铸币，还有大量的纸币。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专门讲述了元朝印刷、发行、市场流通使用纸币的情况，使欧洲人大开眼界。(www.xing528.com)

在互相的交流过程中，元朝的货币往东流出到达了高丽和日本。在经济上，元朝与高丽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和钱币交换。货币往南主要流出到东南亚各国。《岛夷志略》记载，元朝商人从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经商，带出一批财物和钱币；元代旅行家周达观写的《真腊（今柬埔寨）风土记》中说，元朝的钱币、金银、铜器、锡器、漆盘、青瓷、麻布、雨伞、铁锅等，在真腊到处可见。1294年暹罗国王来元朝访问，从此，元朝的商品、钱币不断流到现今的泰国。

除了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记述过元朝商人带着商品和钱币，到印度南部的俱兰、狮子国、马尔代夫去做生意的情景。

元朝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不仅仅局限在经济上，还包括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例如，当时有一位中国的禅师一宁就被日本天皇尊为国师。当时，元成宗为与日本修好，派遣一宁等为使者，出使日本，受到日本天皇后宇多隆重欢迎。后宇多天皇对一宁十分尊敬，后将一宁留下担任镰仓建长寺的住持。一宁也就留在日本弘扬佛法。公元1317年，一宁在日本京都南禅寺圆寂。他的塔祠至今仍存于日本京都南禅寺。元朝除了与越南、日本关系密切，与高丽的关系也从当初的敌对渐渐走向友好。“卫兵学得高丽语，连臂低唱井即梨。”这是元朝诗人张昱写的两句诗。据《元史》记载，元朝时期高丽与元朝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在高丽国王子于至元十一年（1274）迎娶了忽必烈皇帝的公主为高丽皇后以后，双方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高丽及后来的朝鲜学者都很重视对元朝的文化加以学习。

元朝和高丽的友好往来在民间也非常频繁，元代高丽文献《老乞大》《朴通事》二书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友好画面。

有个例子很能体现这种友好的交往。当时高丽商人通常是与亲戚邻里合伙入元营商，而且高丽商人喜欢与中国商人一路同行。元朝商人对之进行热情的关照和教导，给其做商业参谋。高丽商人很感激地向人介绍说：“他是汉儿人，俺沿路来时好生多得他济，路上吃的、马匹草料，以至安下处，全是这哥哥生受。”启程回国时高丽客商对中国商人依依不舍地说：“咱每这般做了数月伴当呵不曾面赤，今后再厮见呵，不是好兄弟那什么？”

化干戈为玉帛，用友好往来代替刀兵相见，以商路上的驼铃代替铁骑的杀伐声。再好的骏马也有倦的时候，再锋利的刀剑也有磨钝时候，当元朝学会以另一副友好的面孔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时候，人们发现，马背上货物的魅力并不逊于全副武装的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