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史：民以食为天，以民为本

忽必烈深知“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曾经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标准，这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由于长期的战乱，人口锐减。例如，13世纪初，金朝和南宋的人口总和有7300多万，而到了1275年，全国人口只剩下2400万左右了。

1271年，忽必烈颁布了《户口条画》，对全国人口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将诸王贵族、权豪世家非法占为“驱口”的百姓追查出来，甚至还采取奖励生育的措施，如中统二年（1261）九月，“河南民王四妻靳氏一产三男，命有司量给赡养”。

由于忽必烈等元朝统治者采取了召集流亡、鼓励农耕、禁止杀戮等措施，一方面北方流亡的人口逐渐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在进攻南宋时屠杀人口相对减少，因此全国的人口逐年增加，基本上应了“户口增”的要求。

正如邱树森先生所言：“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就有了条件。元代的农业生产发展虽然不平衡，但与前代比较，还是有不少提高。”

忽必烈刚即位不久，就在诏书中说：“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1260年，忽必烈设立了十路宣抚司，并命令各路宣抚司挑选通晓农事的人当劝农官；第二年又以姚枢为大司农，并在各路设立了劝农司，从中央派出八名通晓农事的官员为八路劝农使，由他们分头去考察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接着又发布了官吏升降的条例，明确规定“户口增”“田野辟”是考察地方官吏的主要标准。至元七年（1270），中央正式成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仍颁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其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使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

忽必烈不仅在中央和各地设立了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的机构，还专门派出了督促农业生产的官员，责成各级官吏、各有关部门甚至包括提刑按察司都要过问农业，并把农业生产的好坏作为官吏升降的主要标准。这是一种各级官吏督促农业，全国上下大办农业的政策，这种重农政策对元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次，蒙古的朝臣上奏，要将京城近郊的农田变成牧场，以便牧养宫中的马匹，忽必烈听后欣然应允了这个计划。察必皇后听说后马上来见忽必烈，正好看到站在一旁的太保刘秉忠，马上生气地责备他说：“你是个聪明的汉人，皇帝对你的意见总是非常重视，如果你的意见正确，说了陛下就会听取，而你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为什么不劝阻呢？”接着察必皇后进一步说：“我们刚到这里时并不主张农耕，割地牧马还讲得过去，现在天下已定，郊外的田地也各有其主，百姓安居乐业，在这种情况下把良田变为牧场，可以吗？”忽必烈听了察必皇后的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取消了割地放牧的计划。

由于忽必烈的这些政策，元朝的土地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做到了“田野辟”的目标。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元朝通过开垦荒地、开发边疆和兴修水利，使农田面积逐渐有所增加。”(www.xing528.com)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元朝出现了三本有名的农书，即《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辑要》是由元朝司农司组织农业专家集体编写的，它是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比较全面介绍我国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专书。书中有二十多种作物是《齐民要术》没有记载的，尤其是关于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记载得十分具体。它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封建政府出面组织编写农书，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

由于贯彻实施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的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以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

其次，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农业发展的成果还表现在：元代我国南方各地棉花种植逐渐推广。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为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忽必烈还下令修复和开通了大运河，使大米经运河从中国中部运往都城。元朝政府从1281年起，开始分段开凿新的南北大运河。其中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淮安经扬州至长江的扬州运河，大抵为隋代旧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黄河下游；自山东东平境内的汶水南下与黄河相连接的济州河，于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山东临清经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的会通河，于至元二十年（1283）开凿；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由郭守敬主持开凿。

为了备荒，忽必烈恢复了国家控粮的政策，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

此外，忽必烈还组织了公众救济。1260年元朝颁布布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对此，马可·波罗曾感叹说，忽必烈本人每天就要接济三万穷人。1271年元朝又颁布一道法令号召建医院。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社会日趋稳定，国家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