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复是江汉间名儒，精通程朱理学。开始时他过着隐居的生活，以江汉先生自称。被元军俘虏后，他不愿投降。于是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他偷偷潜出看守的营垒，跑到河边，准备自杀。姚枢发现时赵复已经脱掉衣服，正准备投河。
姚枢劝他说：“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爱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保君而北，无他也。”
赵复在姚枢的劝说下来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对他说：“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极为赞赏他的气节，没有强迫他做官，并且允许他在燕京建太极书院，在那儿讲学。“学子从者百余人”，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学”。
忽必烈因长期受命治理漠南汉地，深知儒学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注重搜罗和优待儒生，并跟从他们学习儒家学说，推行汉法。
推行汉法，对于忽必烈等来自蒙古的统治者来说确实是难度太大。就像李治安先生说的那样：“先西征的战略选择让定都北京后的蒙元政府几乎成为一个‘联合国’，忽必烈必须考虑各色人等的利益之争，而最后被征服的汉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汉人）的地位又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让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与文明本就很困难，再加上那时的中国只是大蒙元版图的一部分，位居高位的色目人还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并实施回回法统治中国，那时汉法的实施困难可想而知。”
一位笔名为汉行天下的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对许衡劝说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一些描写可谓精彩至极。
“当时，许衡高举孔子、朱子（朱熹）的儒家与理学大旗，对忽必烈说：‘你虽贵为蒙古大汗，但来到中国就必须当皇帝——必行汉法，不然的话，你这大汗怎么来的，还得怎么走，再回到你那大草原上。’
“面对许衡的这一命题，忽必烈是痛苦的——他实施汉法，整个蒙元帝国就可能崩溃，自己也会失掉大汗的名分；他不实施汉法，就可能失掉中国，当不成中国的皇帝。
“当然痛苦也是相互的，相比较之下，许衡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比忽必烈小，甚至更加强烈——不实施汉法，中国将不再是他心中的中国；实施汉法，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又是那么强大和愚顽。
“痛苦的忽必烈与痛苦的许衡都在寻找着一个平衡点：忽必烈不想失去许衡这样如魏徵般的治国栋梁，许衡不想失去力荐忽必烈实施汉法的机会——忽必烈五诏许衡就任高官，许衡五次应诏赴任却随即出于各种原因并以各种理由辞官回他的老家焦作教书种田。
“也就是在这‘五诏五辞’下，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一步步走上实施汉法的道路。也因此，忽必烈被称为蒙元两位大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是成吉思汗），许衡成为中国13世纪，也就是元朝那个时代无人可以比肩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元代，他就被皇帝下诏从祀孔庙，这可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孔庙‘分一杯羹’的人，鲜矣！
“的确，许衡是敢教忽必烈行汉法的第一人，反过来说，忽必烈也是敢行汉法的第一个蒙古皇帝。”
宋濂曾评价忽必烈说：“世祖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www.xing528.com)
从此处，我们也可以得知忽必烈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与他豁达的胸襟息息相关。这份豁达主要体现在对儒生的重用上。元初名臣刘秉忠就是一个典型。
早年出家为圣僧，
博学多才得推崇。
社稷大计勤谋划，
入藩建元立头功。
这是后人对刘秉忠的评价，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的功绩。刘秉忠（1216—1274年），字仲晦，河北邢台人。他自幼博览群书，13岁时因父亲刘润为蒙古都元帅府都统，刘秉忠作为质子入住元帅府。在此，他立志为学，诗文书画与日俱进，17岁，出任邢州节度府令史。豪爽不羁且有救国救民大志的刘秉忠，不满足自己刀笔小吏的生活，一日，他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遂弃官入道，隐居武安山中，后又弃道从佛，遁入空门。这期间，刘秉忠博览群书，阅读了文史、地理、数学等方面的大量书籍，极大地提高了他的认识水平，以至他对天下事了如指掌。
海云禅师以其“博学多才艺”，将其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受到重用。他侍奉忽必烈三十多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官至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即丞相）。
蒙古贵族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大肆烧杀掳掠，变农田为牧场，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破坏。刘秉忠向忽必烈介绍了一整套封建帝王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理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奖励农桑，兴修水利，设立学校，统一建立官制，对于医治宋末元初的战争创伤，促进国家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宋濂曾在《元史》中对其大加赞赏：“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帝宠任愈隆。”
此外，他还注意选择人才，其中邢台人郭守敬、沙河人张文谦以及元代的大学者张勇、王恂等，都曾和刘秉忠一起在邢台县西部紫金山同过学，后都经他推荐入仕元朝，对当时的天文、数学以及水利事业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1274年，刘秉忠病故，享年58岁。次年，刘秉忠被追赠为太傅，封赵国公，元仁宗时，又被封为常山王。
刘秉忠精于天文、历法、术数。早在他留居云中南堂寺时，就在那里“讲习天文阴阳三式诸书”。他所举荐的张文谦、郭守敬等人在这些方面也极有成就。正因为他在这些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忽必烈才把修建两座都城的任务交给他，事实也证明他完成得很好。著名史学家韩儒林先生在论述耶律楚材在蒙古国初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时指出：“耶律楚材在蒙古国初期只是被诏问一些天文历法等问题，不会在政治上有什么建树。”再联系刘秉忠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刘秉忠及其荐举的一批汉族知识分子，他们虽终以儒术得任用，但他们最初都是以术数得以被荐举仕进，阴阳术数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难怪在至元十一年（1274）刘秉忠逝世后，忽必烈痛心地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
因为忽必烈胸怀博大，才能使很多有才能的人围绕在他身边，共同为这个帝国的繁荣出谋划策，造就了元初的盛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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