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史：李璮之乱的消除帝国祸患

1262年2月，李璮在自己的封地山东益都，正式发动叛乱。忽必烈此时正在蒙古南部的草原指挥军队攻打阿里不哥。叛乱一开始，忽必烈就请重臣姚枢分析当时的形势。姚枢对忽必烈说：“假如李璮趁我军现在与阿里不哥交战的机会，率部沿海岸直捣中都，封锁居庸关，将我军阻拦在关外，使我军前后受敌，补给中断，以致人心惶惶，这是他的上策；而如果他先联合南宋，坚守山东，再出兵不断骚扰我方边境，使我军疲于奔命，这是中策；要是他出兵济南，等待山东各地汉族世侯响应支援，那必然无人追随，最后只能作茧自缚，这是下策。”忽必烈听后忧郁地问：“那李璮会选择哪一种方法呢？”姚枢回答：“下策。”

为什么姚枢可以肯定地回答李璮会用“下策”呢？原来姚枢所说的上、中、下三策，是从忽必烈利益得失的角度说的。要是从李璮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李璮为什么要“作茧自缚”了。出上策确实会给忽必烈以致命的打击，但同时李璮也会远离自己的根据地，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忽必烈先被阿里不哥击败；而不久以后，李璮或者被阿里不哥消灭，或者被其他世侯从后面包抄。总之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李璮都只在为他人做嫁衣而已。中策对李璮来说是最保险的，就算失败了他也可以退到南宋境内，可惜他的性子太急，还没有等到南宋的答复就起兵了，这一条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了。尽管后来南宋派出了由夏贵率领的军队北上，但双方没有达成默契，效果也就不大。很快南宋的军队被击溃，只留下李璮独自去面对元军。这样看来，出兵山东就成为李璮的必然选择。所以说李璮只能算是个枭雄，而不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李璮叛乱后很快就占领了济南。他在济南坐等北方汉族武装出兵支援，但很快他就失望了。没多久，北方汉族武装就来了，但却是奉忽必烈的命令来平定叛乱的。同年5月，史天泽等率蒙军将济南团团围住，李璮成了瓮中之鳖。很快城中弹尽粮绝，最后士兵竟靠吃死人肉维持。济南叛军纷纷从城墙上爬下逃命。7月城破，李璮想投大明湖自尽，水浅没死成，被俘后，被史天泽斩杀。

李璮是红袄军首领李全的养子，金朝末年，趁蒙古人入侵金国时造反，在山东成为一股割据势力。其养父李全只是金朝末年在中原地区趁乱起兵的众多豪强地主中的一员而已，他的处世之道十分功利，反复无常是他的“招牌特征”。这点从李全的履历上可以看出，他先是在山东反金，等蒙古大军压境的时候又投靠了蒙古人。

蒙古人入侵中原后，为了统治的需要，把投靠他们且拥有重兵的豪强地主们封为世侯，所以李全的职位是可以世袭的。但李全没有亲生儿子，养子李璮便承袭父职成为军阀之一。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使他的身份更为显赫。李璮虽然和李全没有血缘关系，可他却和李全一样野心勃勃。当年，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时，拨给了李璮大批的军用物资，要求他出兵助战。然而李璮却借口防御南宋，拒不出兵。在李璮的心里有一个愚蠢的念头，他认为忽必烈无力两线作战，因此他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叛乱，跟忽必烈身边很多位高权重的汉族幕僚都取得了联系。当时他的岳父王文统，任中书平章政事，事后证明王文统是知道李璮要发动叛变的。但这些汉族幕僚的态度十分暧昧，既没有明说要参加，也没有出面阻止李璮的实际举动。这使李璮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一起兵，就会一呼百应。为了使自己起兵后取得更多人的支持，他还派人与南宋取得了联系，承诺献出自己在苏北沿海的三座城池，以表诚意。不过还没有等到南宋政府的答复，李璮就起兵了。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发现了李璮与王文统的往来信件，于是处死了王文统。

李璮之乱的影响之一，就是促使忽必烈削去各地军阀势力的兵权。虽然忽必烈是依靠军阀势力的支持取得的汗位，也是依靠他们的兵力迅速镇压了李璮的叛乱，但李璮叛乱也暴露出汉人军阀势力的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www.xing528.com)

李璮叛乱失败后，一些儒臣上书，说乱事之起，是由于诸侯权力太重。姚枢甚至奏请“罢世侯，置牧守”，就是要解除军阀世袭的兵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史天泽也上书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他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权的有十七人。其余军阀也被陆续解除兵权。然后，忽必烈又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分益都军民为二，命董文炳领军，撒吉思领民。以后这一制度就在各地推广，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各地的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

李璮之乱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忽必烈开始任用色目人而疏远汉人。对此，范文澜先生曾言：“忽必烈杀王文统（李璮的岳父，时任平章政事），从此对汉人幕僚增加了疑虑，逐渐疏远。”

早在窝阔台任用耶律楚材和奥都剌合蛮以来，蒙古统治集团中就存在着关于倚用汉人（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人等），还是倚用色目人的争论。中统初，忽必烈大力倚用汉人为文臣武将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而色目人居于次要地位。

李璮叛乱之后，色目人趁机向忽必烈进谗言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指汉人官员）敢为反逆。”忽必烈通过比较发现，色目官员大多擅长经商理财，可以帮助元朝统治者搜刮财富，又不至于像汉人军阀那样形成武装叛乱集团。李璮叛乱后，忽必烈在不得不继续任用汉人的同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便二者互相牵制。例如，费纳客忒人阿合马，原是随侍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弘吉剌氏按陈那颜，因而可以出入帝后宫帐，受到信任和重用。1262年，忽必烈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1264年，左右部并入中书省，忽必烈又任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一批色目人也由此被任用来管理财赋。

就这样，忽必烈兼用汉人、色目人，也引发了元朝统治集团中蒙汉色目诸族之间的重重矛盾，以致后来出现了长期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