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改制：元朝青少年史，百废待兴的浩大工程

恩格斯曾经在他的著作《反杜林论》中写道：“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这段话精彩地描述了不同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遭遇到一起时的状况。

1279年，忽必烈实现了中国的南北大一统。

然而，已南北大一统的元朝空有辽阔的疆域，放眼望去却是满目疮痍。长期的战乱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的发展，人民伤亡严重，数量、质量都严重下降。由于蒙古族的游牧民族本性，他们只知掠夺，却不事生产，生产力极其低下。随着蒙古汗国在军事上的扩张，蒙古贵族把游牧地区的旧俗未做任何修改，就这样原封不动地带到中原地区，对中原先进的农耕经济造成了不可估计的破坏。而且，在征战中，蒙军每到一处，就会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尸骨遍野，满目荒凉，不仅造成被征服地区的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也使当地的文化、人才遭到了巨大的流失，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忽必烈已经打下如此辽阔的江山，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要进行修复、建设了。元朝境内百废待兴，这注定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

蒙古现有的统治机构落后、效率低下，要采用旧法进行建设，无疑是新车配旧轮，是跑不起来的。而且蒙古族原有的游牧生产方式与中原上的经济发展显然格格不入。

忽必烈认识到中原文明的先进，要想使元朝像轻轨列车般飞奔，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在汉族地主官僚的鼓动下，他决心吸取中原地区的先进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蒙古原有的政治统治机构落后不堪，与疆域的辽阔形成巨大反差，忽必烈决定按照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来构建新的政权结构。在政治方面，他在中央设置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大系统，又设置了宣政院。其中，中书省行使宰相职权，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最高的行政机关；枢密院则总领全国军事；御史台负责纠察百官；宣政院管理全国宗教事务和西藏地区。在地方，设行中书省，隶属中书省，加强对地方的统辖；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则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立”，即内地的意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琉球（中国台湾）地区，隶属于福建泉州路同安县（今属厦门）。设通政院，主管驿站事务；建立驿站制度，负责传递公文和管理交通。在各地实行“兵农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长官集军、民之权于一身；“罢世侯，置牧守”，废除军阀兵权的世袭制。吸收金朝民族分治政策，创设“四等人制”，将各族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国姓”。色目人继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等。汉人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南人也叫蛮人，为第四等，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这种以蒙古人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为维持大一统发挥了作用，对民族融合也有一定的作用。

忽必烈推行的这一系列政治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加强了对边远地区的开发管理，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www.xing528.com)

在经济方面，他一改蒙古原有的游牧方式，制定“农桑立国”的国策方针。北方耕地因连绵半个世纪的战争而遭受了严重破坏，处于凋敝状态。忽必烈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土地的恢复。他严禁蒙古贵族强占民田，或是废耕田为牧场。把黄河南北的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组织军民在边疆屯田。他这一保护农田、实行屯田的政策极大地保护了中原农耕经济。接着，他又建立了指导农业生产的行政机构，包括劝农司、大司农司等，专管全国农桑水利。他任命八位劝农官员开展支持农业经济的计划。劝农司的官员挑选了一批精通农业的人员帮助农民耕作土地，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并使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

忽必烈还完善农业法规，规定劝课农桑赏罚之法，把管理农事、农桑兴废作为考核、察举赏罚地方官吏的重要指标。他重视技术指导，命人编成《农桑概要》，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除了在农业生产方面做足了功夫，在商业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同以往很多皇帝不同，他对商人、商业行为不存在偏见，他的这种态度大大促进了贸易活动的发展，在他执政期间，商业活动非常繁荣，对外贸易也很兴旺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货币，也大大促进了对外交流。忽必烈的经济措施在改革初期使得北方经济全面恢复，原本落后的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来说，要想保证行政的顺利进行和物资供应的流畅，交通必须要强大。忽必烈深知交通对于自己统治的重要性。他命人修复帝国道路，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都种上树遮阳，每隔一定的距离建立驿站，除了接待旅行的官员和外宾，驿站也用作商旅客栈。二十多万匹马分发给各驿站，用于帝国邮政。为保证大都的粮食供应，他修复和开通了大运河，使大米经运河从中国中部运往都城。在他执政期间，中国已经具有了比较完备的邮政系统。忽必烈做出的贡献自然不言而喻。

忽必烈施行的农业措施极大地恢复了生产力，但是毕竟中原土地遭受的破坏太大，一时间还无法完全恢复原状。为了备荒，他恢复了国家控粮的政策。他命人建设粮仓，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以应付荒年粮食短缺。忽必烈在都城到最后一共建有五十八个粮仓，可以储存十四万五千石粮食。他要求建立“慈善粮仓”（义仓），在灾荒年粮食歉收、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救济饥民，为鳏寡孤独者提供粮食。

忽必烈的种种政策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显示了他的经世之才。他明白，欲统治中国，不能只靠蒙古本族的力量，还必须任用更有治国之道的汉人幕僚和官员，但又不能完全依靠汉人幕僚施政。宋朝灭亡后，他不仅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效忠。忽必烈在多年的不断尝试中，在中原的农耕、定居文明和蒙古原有文化特色文明中找到了一个支点，维持了两种不同文明间微妙的平衡。

通过忽必烈的努力，元朝成了一个不仅疆域辽阔，而且能够兼容各种民族力量，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大发展、交流的大国，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