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沉浮：后记邻镜高悬

东林故事讲完了，但作为一个现代讲述者，笔者的痛感远未消散。

2017年5月底至6月初，十集新《东林沉浮》在央视法讲文史栏目播出，而笔者完成书稿的时间是紧随其后的6月下旬，正值将度不惑之年的最后一个生日。为更近距离地感知书中人和事，本书最后一次修稿时，笔者来到了江南无锡城，专程拜谒了东林书院旧址，索性连生日在此一同过了。

2017年6月17日，笔者携家人抵达江南名城无锡，二人于梁溪区东林广场下地铁，无锡古称梁溪，此处位于城东，应属古城中心路段。此时已是黄昏，将近闭馆，于是依院而栖。单等明早观瞻。

翌日，用过早餐即开始参观。书院门票5元，而记者证可以免票，于是本记者按书院规定，亮证之后，签字留念。从东林精舍而入丽泽堂，端坐拍照，进依庸堂，堂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依然清晰可见，不禁驻足堂下，行注目礼。

第三天，小雨霏霏，由依庸堂入燕居庙，再入道南祠、还经亭，亭中高悬的各科进士榜单在潮湿的雨日显得墨迹未干，越发觉得先贤离我们并不久远。于是思绪如潮，蓬勃而出——

初登法讲文史，就被编导告知，栏目组要求主讲人讲有温度的历史故事，“温度”二字作何解？笔者的理解就是将心比心，悲天悯人。如果你作为一个主讲人，念念有词置身其外，只是看热闹不嫌事大，那边血流成河，这边关我何事，则血就热不起来，自然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温度。

当然，“温度”之上，我以为再加上“深度”——以飨观众，那就更对得起衣食父母了。

笔者的痛感促使我尽量做到这一切。于是，便在出版社要求不可或缺的后记中，身临其境，将由感而发之物，于此作个归纳。

小结《东林沉浮》，表面上讲的是清流，而往深层挖掘，却可以透析近代中国士大夫士魂消亡的原委。为什么自中世纪以来，中国士大夫越来越朽，精神品格走向下坡，动辄节操尽失、腐化成风？通过《东林沉浮》管中窥豹之后，应该以点带面，得出系统答案。

谈及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腐败问题，也许有人认为，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品格，一如王朝的周期律，久之必朽，但不妨看看我们周边，情况也不尽然。

就拿中国的邻国日本来说。古代与我们同处儒家文化华夏文明圈，众所周知，在古代，日本两次拜中国为师，至今日本首都，还是规规矩矩的两个汉字：东京。汉化日本，化到了骨子里。但是，在历史的变迁中，日本政坛并没有出现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腐败，尤其他们的政治精英阶层，罕见中国士大夫那般的腐化，如果说是制度因素，也是不能诠释的。人人都知道，日本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西学，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此前与中国并行的两千年，采取的是甚至比中国还滞后的封建制度，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腐败。

为什么他们和我们一样，却又不一样？

2016年7月，笔者游历日本。在东京旧书一条街上的三省堂书店，淘到一些关于日本士人精神的书籍，其中就有对日本新旧两代士人精神的诠释和总结，在历史大变局时刻，他们承上启下，开创了日本新生。

我们知道，古代日本的质变，主要是两次改革：大化改新，明治维新。大化改新的口号是“和魂汉才”，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和魂洋才”，“才”在变，而“魂”一直没变，大和民族的精神品格——和魂始终没有散。而比了解和魂内容更重要的是，秉持此魂的载体，那就是日本的士。

先有不腐之士，后有不腐之国，日本之所以不腐，是因为他们始终延续保有着一个不腐的政治精英群，即我们所说的士大夫。那里不仅有大名武士，更有文人藩士。而自古以来，我们也曾拥有更庞大的士大夫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铁肩担道义。譬如东汉开国者刘秀，这个落魄皇室宗亲，也是底层庶士（太学生）起家，为打江山娶了两个大家闺秀（阴氏与郭氏），显然，他心里很清楚，没有名士望族的帮衬与结盟，刘氏江山是打不下来的。就拿刘秀贤内助阴丽华之阴家五百影士来说，他们既忠诚又颇有动手能力，丝毫不次于日本大名藩主手下的武士。如此拥有智慧与武装双重力量的士人士族，在国家危机时刻可以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古代中国皇帝改朝换代，其历程与日本天皇的每次“归政”颇为相似，总是离不开士族及其武士的实言实行。但是到了中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的士大夫却从能力与精神上拉开了距离，日本的士阶层一如既往地具有执行力和行动力，而中国的士大夫却日渐腐朽文弱，他们表面上高谈阔论慷慨激昂，但在真正国破家亡危机时刻，却叩首降叛，最后沦为混饭的废物。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是明亡二百年后，中国士人的世象描述。语出清代士人龚自珍《己亥杂诗》。全诗大义就是叹士，中国士大夫胆小如鼠，一些吃喝嫖赌的人成了上流人物，他们没有春秋大义，著述据典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像秦汉齐人田横及其五百勇士那样，守望故地誓死不向征服者投降的死烈之士，一去不复返了。

龚诗所言不虚。近代中国士人不仅是胆小了，志向没了，而且，还渐渐没了尊严和话语权。我们看北宋时期，士人权力的最高代表丞相，在君主面前还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决策权。比如北宋初期的澶渊之盟中，皇帝宋真宗给使者曹利用规定了一百万岁币银谈判下限，而曹使者转身一出来，就被丞相寇准叫住，说，你敢超过三十万，要你脑袋。一个丞相敢这么对皇帝使者说话，可见他的权力也是不小的。但是到了明清，吓死一个内阁首辅、军机大臣，也不敢对皇帝的使者这么颐指气使，况且，使者也不会买账，在皇帝及其使者面前，再显赫的士大夫，也只能俯首听命。诸如晚清士大夫中的优秀人物曾国藩，为清廷平息太平天国之乱，初战告捷取得武汉战役胜利，朝廷赏赐他署理湖北巡抚他上书向朝廷辞谢时，本以为会受到皇帝一番表扬，没想到却招致咸丰皇帝一顿臭骂：“朕料汝必辞”“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直接骂曾国藩沽名钓誉。得胜的大臣上表自谦，还招致皇帝臭骂，而大臣也不敢生出半点反抗之心。被皇帝骂后，曾国藩的现实表现是，写信告诉弟弟要和他一起忍：“打掉牙齿和血吞。”所有委屈和侮辱，要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

优秀的有战功的士大夫在皇帝面前尚且如此唯唯诺诺，何况平庸的无作为的士人呢？说什么君臣共治天下，那都是奢望，唯有“君尊臣卑”格局下，“谋稻粱”的现实苟且。

并且，即便是曾国藩这样的模范官员，其实也是腐化官员之一员，史书描述，他本人下基层动辄受贿几千两白银。而他的得意门徒李鸿章，更是腐士一枚。仅其出国访问抽烟一景，就令西人叹为观止——烟瘾来时，周边一群人马近前伺候，从吸烟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李鸿章除了嘴一张一合和胸脯一起一伏之外，包括双手在内的全身始终是不动的。换句话说，只有他动弹的五官，能证明他是个活物。此外，这师徒二人虽名为洋务派，却也是死守旧纲常的士大夫，以为中国只是技术落后于西洋，体现出昧于世界大势之迂腐。

但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士人却没有出现这般腐朽。李鸿章的对手伊藤博文，此公爱酒、女人和烟草，且从不隐讳，却不贪腐，他死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余款不足5万元，而且此人紧随世界大势，与时俱进，行事干练，身居高位直到年近古稀，也并不需要他人服侍搀扶，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前呼后拥、左右伺候的老朽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在士大夫腐与不腐上，一中一日，一正一反。为什么中日两国唇齿相依，中世纪之后的命运大相径庭？答案也许就在其中。

谈及近代中日差距，很多人注目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而却忽略了“士魂”二字。两国士大夫的精神品性，在历史长路中，走着走着就分了道。

日本的士人，一直保持着刚性品格。它们从何而来？恰恰与古中国一脉相承。

先秦时代士人士品奉行“四维”。所谓“四维”，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之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所言的“四维”，虽然“礼”排第一，但是有识之士多以“耻”为重，有人之所以做种种不干净的事，都源于没有羞耻心。

中国先秦士人，大都具有刚性品格：知耻，重义，尚武，阳刚。其中尤为突出的品质，就是耻感文化与武士精神。

先秦士人耻感文化有多强？

《史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这样一则故事：

齐国王室孟尝君礼贤下士、热情好客。他养了很多“士”。这些“士”，有尊严的叫法是门客，直白的叫法是食客。有一次，孟尝君接待一批新来的门客，和他们一起吃晚饭，饭端上来后，有人故意把房中灯火弄暗了，就餐者之间看不清对方碗里有什么饭菜。如此便惹得其中一位门客大为不满，他认为主人吃得肯定和他不一样，一定吃得比他好，这是对门客的侮辱。于是，摔筷子走人，不吃了。孟尝君端着自己的饭碗追上他，说：你看看咱们吃得一样不。门客一看，和自己碗里的饭菜一模一样。于是羞愧难当，当众拔出随身佩剑，自刎谢罪。

史书在叙述这起事件时，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盛赞孟尝君的“仗义”上，孟尝君仗义，待客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但真正付出代价的，是那个门客。历史忘记了他的名字，而笔者却以为他是真正的义士，践行了华夏士人的第一高贵品格：耻感文化。

因为伙食问题错怪了主人，这能是多大的事？当时这位门客有多种选择，比如默默离开，或者简单地说句抱歉，甚至向孟尝君卖弄邀宠，要吃要喝。但他却毅然选择自杀，与其说这是一种轻生，不如说这是精神贵族的凛然。知耻的义士——这是笔者对这位自杀门客的评价。这种知耻的士，在中国的先秦史中层出不穷，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的一种普遍士风。

先秦中国士风士品，除了耻感文化，还有武士精神。

提及武士及武士道，很多人以为那是日本的专利，且不是什么好东西。尤其现代很多中国人，因为军国日本的侵华历史，将武士道视为洪水猛兽，或嗤之以鼻，或避之不及。

其实，那是恨屋及乌，甚至送人之美了。

武士道不是日本专利，未被军国利用的武士道，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恰恰是武士的美德。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武士，还有武士道。代表人物就是刺秦的荆轲。查看史料可知，作为战国燕国太子丹的门客，荆轲的剑术不见高明，但其大名却能显赫于中国武士谱之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恪守的“道”，是名副其实的正宗武士道。

想当年，荆轲深受燕国太子丹之恩，太子丹把荆轲当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拿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其实，这就是有朝一日要荆轲拿命来感恩。荆轲不傻，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欣然接受，“士为知己者死”。当最后太子丹亮出底牌：让荆轲当刺客去刺杀秦王，荆轲明明知道一去难返，但毅然应允。临行时太子丹和一些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边送别荆轲。荆轲非常洒脱地给大家唱了一首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首歌，酣畅淋漓，荡气回肠。是一个武士的殉道心声——

虽然你现在让我去做的事，凶多吉少，没有胜算，但我答应你，义无反顾。我此去成功还是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担当，这个任务不能完成就以死相报。决不能无信不义，辱没我武士的名声。

这就是武士道的一大精髓：重名轻死。

“忠诚至上”“以武为本”“重名轻死”——此乃武士道三大立身之本。这原是先秦中国武士的“道”之精髓，后来远播东洋。可见古华夏士人，士魂高扬，这些高贵的精神血统比悠久的历史更令后人引以为荣。

回顾历史，中国士人有三个最提气的时代，先秦之后，是三国，三国之后，是清末民初。

为什么无论中外，现代人那么痴迷三国人物？不仅仅因为一部演义小说，也不仅仅因为战争谋略热闹，更重要的是被三国士人的独特人格魅力所感染。三国是士人最威武的担当，先秦士人，虽然阳刚，但毕竟还要投靠明主，依附君主才能做事，后来士人的这种依附愈发严重。而三国士人不然，他们在天下大乱时，出来真正为国做了一回主。历史上，中国的知识精英只有两次这样的壮举，一次是三国，另一次是清末民初，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留日生、同盟会。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黎民饱受军阀战乱之苦。曹操、诸葛亮这些士人脱颖而出，他们不仅议国大事，而且还敢干，改变国家命运。作为一个中下层官员，典军校尉曹操行刺奸相董卓，败后回家起兵。作为一个“山野村夫”，诸葛亮骑马都费劲，但并没守在书斋里做“之乎者也”的纯文人，而是适时出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君主刘备死后，他当仁不让，承担了实际最高领导责任，在蜀汉政权危如累卵时，他力挽狂澜，安居平五路，自己不动窝，就令五路来犯之敌即作鸟兽散。这样的作为，岂是文弱书生、腐朽官僚所能为？(www.xing528.com)

现代日本学界，不少人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他们对三国人物念念不忘的原因，主要在“士魂”上。日本著名汉学家林田慎之助为诸葛亮专门写过一本大传，书名就叫《诸葛亮》。书中林田慎之助用“花”总结了诸葛亮的一生，称诸葛亮的一生为“花之生涯”。

这个“花”是哪种花呢？在日本人眼里，当然就是他们最热衷的花——樱花。

樱花有什么特点，一是绚丽，二是花期短。

诸葛亮的一生不可谓不绚丽。他27岁出山，创造了无数经典战例。从赤壁大战到安居平五路，再到七擒孟获，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都令人叹为观止。

诸葛亮的一生亦可谓短暂。诸葛亮跟对手司马懿比，是一个早逝年龄。司马懿活到73岁，寿终正寝，而诸葛亮只活了54岁，比对手少活了小半辈子。

在日本人眼里，这不正是樱花的写照吗？在早春怒放，在最烂漫中凋谢。此花来到世上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人刻骨铭心地感动，就是为了让人懂得生命崇高的存在。而这一切的代价，就是在最灿烂的时候凋谢，在挥手作别的时候把风尘、沧桑与痛苦悄然带走，身后留下整个春天和延续千年的思念。

这就是英雄的人生，樱花一般的绚丽短暂，自然得到了日本人的共鸣。

当然，在中国人的评价中，对诸葛亮的溢美之词也很多，这里没有樱花的事。人们习惯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词赞美。而在这些赞美中，笔者以为最精准的评价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正统士表。

我们知道，先秦四维之后，中国进入大一统的秦汉时代，汉朝统治者为士大夫确立的是儒家三纲五常行为标准。虽然三纲束缚了士大夫的手脚，但五常“仁义礼智信”却不失为士人良品，再加上此时兵家还受推崇，所以，诸葛亮的士品就是儒雅与刚武并进。这种刚柔并济的士品，使得诸葛亮熠熠生辉。

诸葛亮是中国正统士大夫的表率，这是他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品质比他的智谋还有传承价值。几年前，中国国内一些教育家曾探讨将《出师表》从语文课本中删除，他们当然无法理解，日本为什么还有人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中之语而流泪。其实，《出师表》就是映照中国古典美的士表士魂，它一去难返。

看中国士大夫史，就品格而言，是一步步下台阶的。古代最佳，中世纪开始走下坡路。都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是中国封建历史，却呈逆时针运转。两宋之前，中国士人刚勇并进，两宋之后，却丢失了“真勇”大品，越来越“雌”化，苟且智慧有余，舍生取义不足，到了近代明末，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可谓跌入谷底。东林的气节成为大明王朝的最后残阳。

大明王朝的士大夫“铁肩担道义”口号喊得最响亮，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名垂史册的士大夫，如杨涟、左光斗这样的清流士大夫，但主流却不是他们，而是一个庞大的犬儒群。明朝中后期，基本上是太监执国。这给文人士大夫也造成了太监人格。所谓太监人格，一方面是无能、自卑、压抑，另一方是贪婪、残暴、阴险。显然，这是一种比较阴暗的人格。就像我们在本书中提到的顾秉谦之流，这位大明天启年间官至首辅的80岁老翁，就集自卑和贪婪于一身，为了贪恋荣华富贵，竟认五十来岁的权宦魏忠贤为干爹。不知人间廉耻为何物！

这样的士大夫，可能在国家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吗？不是带路党，就是下跪党。

但是，这能全怪他们吗？始作俑者不是随波逐流的人，而是兴风作浪者——制度环境的缔造者。明朝开国者朱元璋系贫农出身，登基后推行保守君主专制，无视读书人人格。对士人实行了连蒙元帝国都没用过的廷杖和诏狱手段。大臣一语不合，就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受刑，甚至投入特务把守的牢房，人间蒸发。朱元璋废相压缩士人权力，用特务加八股，为明朝士人奠定的是“尚古”与“尊君”的基调，士人言行不能偏离“四书五经”，天下没有不是的君主，只有不是的臣子。在这种环境下，所谓骨气和气节都是扭曲的，一些士大夫即便还有些气节，但表现方式却令人哀叹——以向皇帝犯谏为实现个人最高价值追求，以挨皇帝打甚至被赐死为荣耀，毫无反抗精神与独立意识。

酷刑加侮辱，使得大多明朝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蝉，在皇帝面前如同家奴，只能提些为皇帝着想的意见。朱家人的江山稳固了，而整个士阶层却失去了活力与脊柱，如此士大夫能抵抗强悍的外敌吗？

在太成二祖缔造的恐怖帝国下，明朝的士人除了崇古与尊君，不知道还能走其他什么实现自我的路，于是，僵化守旧与奴顺愚忠便成了正统士品。乃至最后，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氏来了，剃刀经书齐下，被驯化的士人，谙习了叩首供奉。

中日两国精英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是对死亡的态度。对此，他们举出了中日两国的改革实例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他们认为，要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维新党太怕死，而日本的改革者则非常敢于牺牲。日本明治维新，有多少死士抛头颅洒热血，豁出性命与德川幕府顽固势力做武装斗争，展开暗杀大战。而反观中国，康圣人率领的公车上书的书生，大都动口不动手，纸上谈兵，只有一个谭嗣同慷慨赴死，其余都是被动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维新文人们，之后玩起了保皇的非暴力政治游戏，再难成事。

日本现代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中曾言：日本的强大是天生的，因为日本人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此话虽然有些自恋，但不无道理。一个民族有不怕死的精英阶层，则实言实行，一旦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干啥啥成。试想一下，在清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黑夜中，如果不是后来出现以中国留日生为首的同盟会死士，组成了武装起义的革命党，那个近代“最美奴隶王朝”（清王朝），不知还垂而不死到什么世纪。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这是同盟会死士陈天华《警世钟》里的名句。这些同盟会英雄，以古代“重义轻死”的武士精神和近代“民族、民权、民生”之新思想，奋力劈杀，劈开了漫漫长夜一道裂缝。这些中国年轻精英，从胆量上不输荆轲，从思想上超越荆轲，十足的刚性品格。彼时就是日本武士也对他们感佩有加，诸如日本黑龙会首领宫崎滔天，就对孤身炸清僚而壮烈牺牲的同盟会死士史坚如赞叹不已，在《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中，他如是赞道：“貌美如玉，温柔如鸠，先天下之忧而忧……壮哉！”

在铸就中国士魂的先秦三国之后，历经两千年的苦等，清末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精英终于才携新士魂到来，完成了开天辟地的改朝换代，真可谓“千年等一回”。

而日本这边，士魂传承却始终没有断层。

日本当代学者渡边利夫，对士魂做过专门研究，在他的论著中，极力推崇古今日本两类士表：西乡隆盛的尊王攘夷忠义廉耻，福泽谕吉的文明开化特立独行。由此，给出了一个民族精英的最大价值答案：决定一个国家生死的是公道与人心，士大夫的不世之功，不仅仅是实言实行改朝换代，更应是改变世道人心。

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一个是明治维新三杰之首，率众推翻幕府的藩士，后因征韩问题与明治政权反目兵变，战败自杀；另一个则是日本最好私立大学之一庆应大学创始人，日本国家大校长。这二者看似不是两股道上的车，实则却是心心相通。

众所周知，现行一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可见其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如果说，西乡隆盛是“日本最后一位武士”，则称福泽谕吉为“日本第一新士人”名副其实。

作为日本新士人代表，福泽并不排斥西乡，甚至在西乡与中央政府反目被污为国贼后，福泽依然推崇西乡的武士精神。

可见，士人思想有新旧，而品格却是一脉相承。节义廉耻，刚性品格，什么时候都不过时，是士人的防腐剂。

在这方面，中日之间也有着特殊的传承。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朱之瑜，流亡日本后被德川幕府藩主德川光国奉为国师，而这个明朝遗臣之所以在异域发光，就是因为他把尊王一统的士魂及刚性士品布传日本，给近代日本士人精神输入保鲜血液。我们必须承认，日本尽管走过军国歧路，但其主体民族大和却是个血气方刚的民族。刚性文化贯穿日本史始终。在历史重大转折期，日本文化的刚性时常给中国大陆的萎靡腐朽带来强烈刺激。我们看7世纪后可考的日本史，无论遭受什么动荡和时代变幻，日本朝野并没有出现中国式的腐败和萎靡，而中国的古典美总能在此寻到踪迹。

我们应该看到，制度与人心，是一个国家的两个轮子。制度靠精英设计，人心也需要精英人群引导。所以，仅有好的制度是不够的。即便是政治制度问题解决了，民主代替了专制，但若是士大夫没有信仰的支撑、士魂的树立、节操的把持，不能成为引导社会人心的精神领袖，就还是不行的。

近代日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敢冒犯中国，玩起蛇吞象游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看不起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腐士。

日本文化学者桑原骘藏一语道破：“在中国有地位、有知识，可充当一般民众领导者的官绅阶级腐败堕落，他们既无精神，也无真心。这种腐败堕落是百千年来之积弊传习，无望一朝一夕改变……政体是死的，将其活用的是人。没有最要紧的人，任何政体都是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

而日本这边的士，却没有失去本色。日本的武士精神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前面提到的维新三杰之首西乡隆盛，就是日本近代“武士之魂”代表，他率直刚勇，无一事不与他人言，说干就干，说死就死。武士三品“忠诚至上、以武为本、重名轻死”，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他被后来人冠以“日本最后一个武士”之称，但我以为那只是就他的阶层而言，或许用“日本最后一个古武士”形容他才恰如其分。在他之后，古代形式的武士阶层逐渐消亡了，而武士之魂并没有随之消散，反而以现代化的形式发扬光大。

人人都知道近代日本的国势强盛，得力于明治维新，但很多人并不知晓，在明治维新以前，他们已建立了一种民族精神，就是以武士道为核心的和魂，因为有这种精神做基础，一到明治天皇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之后，国势就立刻强盛起来了，后来日本战后二次崛起，都跟此有关。但是他这种民族精神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就是因为保持着一个始终不腐的士人阶层。即便后来到了穷兵黩武的军国时代，贪腐也多与之无缘。迄今，日本议员的品格，仍不乏古代优秀士大夫品格的参照，喜酒好色者大有人在，但少廉寡耻的腐化官吏少之又少。

而近代中国，却没有始终保有一个不腐的精英阶层。这当然与两国的大环境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士大夫自身问题：苟且哲学腐蚀掉了刚性品格，如是富贵能淫，威武便屈，一遇强权暴力即屈身为极其现实的精致利己者。

即便当代，还有不少史学爱好者对东林党人嗤之以鼻，却对魏忠贤大加赞赏，认为东林高调误国，魏现实利国。这其实就是庸俗史观发酵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仅有节操是不够的，但若没有节操，却是万事皆休，必然腐朽！

所以，东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是节操二字，以及由此支撑的士魂，礼义廉耻。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对于以东林为代表的中国式清流，我们可以深究他们种种痼疾，但切不可过分贬低他们的气节。我们这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该少了节士，因为“堂无节士国必朽”，因为大多人做不到节士那样，你要更加敬重他们才是。

侃侃万言，终有一结。那么，就让本人用一首新鲜出炉的小诗作为后记结语吧。这是我在东林书院驻足三日，留言簿上签字之后，随心所写，在此分享给广大观众读者：

昨日依院栖，今日入雨堂。

先贤文犹在，物是世不同。

无道人心乱，不武难成功。

纲常需新建，士魂当长虹！

这就是我写东林、观东林的浓缩心声。

本书最后，我要特别鸣谢本系列讲座的总编导孙辉刚先生，以及制片人苏大为、陈德鸿先生，还有本书的出版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及董理编辑，书稿的每一段落，都会依稀可见他们的汗水。我与这些朋友的合作，既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惺惺相惜，不是所有的合作都能彼此提升，契合若此，我已深深庆幸。

2017年6月20日于无锡东林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