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
其二
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这是东林学子朱之瑜的两段诗，诗名为《避地日本感赋》。
明亡后，很多汉族士人为了“全节之志”不剃发，奔走呼号，其中“明末四大学者”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分别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之瑜。
但最终三人被迫剃发，包括写下《断发》诗的顾炎武（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我们现在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存世的画像，脑袋上都戴个头巾，恐怕就是因为大半个脑袋是光溜的。史料显示，顾炎武、黄宗羲这两年应该是剃了发的，王夫之存疑，唯有朱之瑜堂而皇之地保住了汉民族衣冠，实现了“全节之志”。
朱之瑜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保住民族气节的他，又悟出了什么道理呢？
朱之瑜，又称朱舜水，浙江余姚人。据《朱之瑜评传》记载，朱之瑜本是皇族出身，与朱元璋子孙是一家子，但自小家道中落，家境清苦。虽然物质生活很差，但他精神上却一直保持贵族姿态。他为人正直诚恳，不肯趋炎附势、阿谀奉迎。在他37岁时，有人带了家谱找他，给他找到了比本朝皇族还耀眼的身份。这人说自己是南宋朱熹的后裔，认朱之瑜为同族。朱之瑜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事不明。同族人都同意，但他毅然予以拒绝。各位须知，自明以来，理学宗师朱熹仅次于儒家鼻祖孔孟，已成为后封建王朝的圣人、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偶像，文人士子皆以攀附朱熹为荣耀，但朱之瑜却认为：“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说人贵在自立，没必要抱名人权贵大腿，足见人格品位之高。
从儒家学派角度讲，朱之瑜可谓东林学派嫡传弟子。他的老师吴钟峦是晚明清流名士，师从东林书院两代山长顾宪成、高攀龙。在老师的影响下，朱之瑜陶冶的是正气与实学之风。明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三十九岁的朱之瑜考取恩贡生。人人以为，他从此会进入官场，飞黄腾达，而他却拒绝当官，选择做一名学者。为什么？因为此时大明王朝已经进入死亡倒计时，国家政治变得越来越黑暗，朱之瑜认为自己绝难成为当时官员那样的无耻之人。况且，他早看透了那位“励精图治”的崇祯帝。野史记载，他曾经对不解的妻子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出来做官，可能会官运亨通，然后就会建言国事。说的话皇帝肯定不会听，轻了就会把我问罪，遇到祸事还会拿我问罪。
对比东林前辈的遭遇，朱之瑜的预言确实够准。可以说，他早已看透，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已经无可救药。他认为“士惟在有为耳，不在官职之大小崇卑也”。一个士人的成功，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而在于干成多大的事。社会应该按成就大小，而不是按官位的大小尊重一个士人。朱之瑜立下的是济世之志，希望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感受到官场黑暗的他，所以辞官不做，从崇祯年间起，先后十六次拒绝朝廷的邀请，专注学问。
六年后即崇祯十七年，朱之瑜四十五岁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明朝北京政权灭亡后，朱家残存皇室虽然建立南明小朝廷，但无力支撑局面，趁火打劫的清兵南下攻明，南明战场上节节败退，朱之瑜有家难归。老家余姚也被清兵占领，浙江剩下了最后一个抗敌据点——舟山群岛。此时群岛集结了大批败退下来的军队与官员，围绕在监国鲁王朱以海周围，其中就有后东林学者、朱之瑜的老师吴钟峦，他也赶到这里辅佐鲁王，出任礼部尚书。不久，朱之瑜也跟流民退到这里。无路可退、从不与政府合作的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身抗清，全力救国。
但是，鲁王的乌合之众实在不堪一击，于是决定向海外借兵，其中主要借兵对象就是日本，多次派人赴日，希望与日本结盟共同北伐。
在借兵日本上，朱之瑜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
现在中国人去日本，应该是件很简单的事，航空旅行不过三小时就能从北京飞到东京。但是，三百年前的运输能力，与现代呈霄壤之别，天上不能飞，海上又经不起大风浪，所以东渡日本往往费尽周折。
朱之瑜一生五次出海，三渡日本，两次未遂，在海上漂泊了十余年，差一点儿做了太平洋上的孤魂野鬼。
第一次赴日，他从中国浙江舟山群岛出发，到达日本近海。此时日本正值德川幕府时代，实行海禁，不许外人停留，朱之瑜到了日本近海后不能登陆，只得原路返回。
第二次赴日，千辛万苦，依然不能靠岸。就在辗转反侧间，他反清复明的根据地舟山不幸被清兵攻陷，鲁王败逃海上，老师吴钟峦已自杀殉国，朱之瑜彻底无家可归。屋漏偏逢连夜雨，游荡期间他又被安南国（今天的越南）兵马截获羁押。安南国王欲留下他，希望他臣服，他誓死不拜。安南王感佩他的气节，放他远走。
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朱之瑜的想法已经产生变化，他知道日本已经不可能援助中国了。因为与监国鲁王相向而行的另一个南明政权，退到福建的隆武帝，曾写了八封求援信，请日本帮助南明恢复中原，均石沉大海。通过多方打探，朱之瑜了解到这样的实情：接到残明求援信后，日本德川幕府就是否借兵给南明进行了讨论。由于日本天皇其时只是一个虚君，国家事务都由德川幕府将军、藩主决定，讨论当中，势力最大的大名纪州藩藩主德川赖宣认为划不来，表示坚决反对，于是德川幕府决定拒绝南明的援兵请求，不发救兵。
得知内情的朱之瑜不再求救兵，而是求避难。衡量当时的局势，朱之瑜认定复国已无望，与其做亡国奴，不如远走高飞。于是，以“鲁仲连不帝秦”的精神，东渡日本，准备在此终了一生。
然而，当时日本幕府沿袭海禁锁国政策，已经“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朱之瑜去日本不纳，又有国难回，一叶扁舟飘零东海好一阵。
朱之瑜为什么一再选择流亡日本？最终日本如何接纳了这个中国学者？
一切都与朱之瑜在日本的政界、学界的知己有关。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朱之瑜一生与大明官场无缘，但对日本政界、学界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获得了高度认知。朱之瑜来日本前，就与安东守约等人神交已久。安东守约是日本著名学者，在日本政界、学界颇具盛名。最后，也正是因为这个日本好友奔走呼号，日本政府特批，为朱之瑜破了四十年国禁，准允他在长崎租屋定居下来，朱之瑜就此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无疑，除了看本国学者的面子，日本幕府还看中了朱之瑜的才学。朱之瑜虽然也是儒门弟子，但他的学问讲究“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这与东林学派一脉相承，也与日本的“实言实行”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一拍即合，所以，朱之瑜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器重，自抵日之日起，日本达人纷纷拜师，继安东守约之后，朱之瑜的学生遍布日本，其中包括德川家康（德川幕府的开创者）的孙子、水户藩主德川光国。(www.xing528.com)
朱之瑜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胜国宾师”，尊以师礼。因其年长，不便直接称名，便希望朱之瑜起一名号，以方便称呼。朱之瑜想一想，说，就叫“舜水”吧，因为家乡余姚有一条河叫作“舜水”，以示不忘故国之意。由此，朱之瑜始称“朱舜水”。“朱舜水”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东林学人朱舜水开始了在日本的讲学岁月，二十年时光流逝，他创立的“水户学派”形成规模，这个学派以朱子理学为基础，强调尊王一统、大义名分，与东林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东林学种，朱舜水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日本讲学，成为日本那段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他讲授的内容虽然听起来有点儒家老调重弹，从思想上无甚突破，但此间转化的士大夫“铁肩担道义”“尊王攘夷”的精神力量，却是不可低估的。擅长拿来主义的日本人——朱舜水的日本众门徒们，学以致用，把此学转化为日本尊王说，鼓吹国家强盛需要一个正统权威，后来严重影响了明治维新中的尊王派。
东林学种幸存日本，对中国来说，延续了一个正宗学种，保留了“中土士魂”的血脉。对日本来说，朱舜水投奔此地意义更为深远。
视朱舜水为国师的德川光国不是慈善家而是政治家，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日本的未来。公元1672年，德川光国聘请舜水先生为指导，任命他的日本高徒安积觉为主编，师徒一道撰编《大日本史》。该史以“尊王一统”之说贯穿始终，暗喻东方文明的中心国，以及东方政治精英士大夫代表已从中国转移日本。
东林学人朱舜水一边在日本讲学，一边念念不忘故国亡国之恨。在日本他写下了《中原阳九述略》，总结了明亡两大教训：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学术虚伪。
朱之瑜说：“中国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也。语曰，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朱之瑜分析道：我们大明王朝与其说是亡于外敌，不如说是亡于自毁，这就像木头生了虫子的道理一样啊。木头是先朽了，而后蛀虫才会来，不存在木头没有朽，而蛀虫生出来的道理。
诚哉斯言。对于政治腐败及其根源，东林之后中有人比朱之瑜挖得更深。
他就是与朱之瑜并列“四大学者”的黄宗羲。
我们前面讲过东林后七君子，其中有个智囊人物、御史黄尊素。这个黄宗羲就是他的次子。在父亲遇害时，黄宗羲才17岁，便认识到了国家政治的无耻与黑暗。他想要为父亲报仇，更想继承父亲的遗志。崇祯皇帝清除阉党为东林党平反后，黄宗羲进京讼冤，血气方刚的他在袖子里藏着一根铁锥，看见阉党仇人，便扑上去刺，之后大哭不已。崇祯皇帝听到这件事情，感慨地说黄宗羲是“忠臣孤子”。
在为父亲报仇雪恨之后，黄宗羲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可惜没考中。不过，作为忠臣之后，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很多名士也乐意提携他。黄宗羲先是加入晚明最大的政治社团复社，又遵照父亲的遗命，拜大儒刘宗周为师，成为刘宗周的高徒。甲申之变时，黄宗羲35岁，面对国家内忧外患，他的选择很简单——父亲黄尊素是东林烈士大忠臣，作为忠臣之后，他义无反顾地和老师刘宗周一起加入在南京建立的南明朝廷。然而，彼时掌握南明朝廷实权的是阉党余孽阮大铖，他在杀死了一些忠臣良将之后，又将屠刀伸向了黄宗羲。幸亏得到朋友的帮助，黄宗羲才得以逃离南京。
时局一天比一天动荡，江南的城市随着清军的入侵，一个个沦陷。黄宗羲回到家乡，和两个弟弟一起召集了数百壮士，组成一支人称“世忠营”的队伍。南明鲁王监国在浙建立了政权，黄宗羲前往投奔，积极抗清。在参加了数次战役之后，黄宗羲率领3000军士进行西征，不料清军开始大规模进攻浙江，鲁王出海逃亡。黄宗羲只好且战且退，率领部队逃到山中，渐渐队伍也打散了。
随后，黄宗義也像朱之瑜一样，为助鲁王抗清，渡海东赴日本长崎，乞求日本方面出兵相助。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黄宗羲为何没能从日本借到兵？
1649年，黄宗羲在自己的笔记《日本乞师记》中写道，日本“销兵忘战”“粉饰隆平”“风俗侈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太平日久，斗志不旺，不再有一战之力，无力出兵，所以导致明人乞师无果。
借兵日本未果，之后南明小朝廷堪堪就败，黄宗羲心灰意冷，于是决定剃发归隐。从此，他不再为大明的亡命而操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处——探索中华出路。公元1664年，返乡闭门写作的黄宗義已年过半百，仍笔耕不辍，苦苦求索。这一年他完成了一部思想巨著，收笔的那一天，他突然拍案而起，仰天长啸，困扰中华的千年祸根原来在这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是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话。作为东林薪火传人，黄宗羲终于悟道：真正为害中国的，是历代皇帝！是君主专制制度。他提出，合理的政治应该选举出有能力的人来做首相、政府的领袖，而不是靠暴力、靠血统的皇帝储君亲揽大权。一个国家要强大，不能靠血缘治国，一定要靠能力治国！不要人治，一定要法治！
前事难忘，后事可师。
作为学者清官，黄宗義的东林前辈高攀龙、杨涟这些士表人物，他们从政时期也确实看到了大明王朝正在江河日下，认识到了大明政治的黑暗和内外交困。但是身为封建士大夫的他们，为国家所做的，就是在维护储君，防止后宫干政、排斥阉党，在这些方面积极作为，而没有涉及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更没有认识到，祸乱中国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现代的政治学认为，成功的国家领导人接班制度，有两个标志。一是有序接班，二是高质量的继承。那么恪守僵化嫡长制的大明王朝，它能保证前者而保证不了后者，也就是说它能保证接班人有序，却不能保证接班人的高质量，所以大明王朝的皇帝，就出现了很多质量问题，大多不是昏君就是庸君，不是生理有问题就是心理有问题。鲁迅曾对大明皇室做出这样的评价：多无赖儿郎。就是说大明王朝皇帝，很多是流氓无赖。哪怕是个白痴，只要他爹是皇帝，他是爹娘第一胎，他就成为皇帝接班人，天然继承了国家最高权力，不管这个人智商如何、多大年纪，大臣们就要极力效忠，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这样的国家会好吗？
九泉之下的东林君子们不明，他们所寄托的明朝二祖十宗，用二百多年的光阴，按照独夫的意志改造了读书人，把他们放在圈定的四书五经牢笼，他们的大脑飞不出这个笼子，手脚亦被笼子捆住，如何能在蓝色文明主宰的近代世界里，找到老大帝国的广阔救国之路？
另外，东林党从早期信仰集团，后期演变为一个利益集团，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一个信仰集团，为什么随着岁月的磨洗会变成利益集团呢？
腐化只是现象，特权也只是要因之一，更深刻的要素，在于实现信仰的过程及信仰本身。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不食人间烟火，只能把集团带入现实绝境，于是他们不断被半理想半现实主义者取代，当他们通过现实手段取得了权力，但在推行信仰过程中再次陷入现实谷底，信仰本身出了问题时，极端现实者出现了，于是唯实用立论，彻底就把他们带入了利益集团的天地。
要让一个政治集团永葆活力，那么两个要件一个都不能少：一是信仰是真理，是真实有效的，不能破灭；二是实现信仰的手段必须现实，顺天应人。
而这个集团最好的带路人，以上信念和现实能力二者须兼而有之。
弹指一挥间，东林英烈离开我们至今已近四百年，这四百年在历史长河中显得并不远，他们在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的骨气、节操令人敬佩，但是，困守儒家道统和保守封建制度，愚忠低能的皇帝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救国救民。这是“大明罪臣”东林党人的悲剧，也是旧式中国文人的集体悲剧，很值得今天的我们掩卷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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