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亡国后，中国清流没有消失，他们至少从形式上没有亡，前清和晚清，中国都有清流党。尤其晚清，清流甚至再次成为中国政坛重要力量。
譬如张佩纶、翁同龢，就是晚清清流的两个代表人物，也可谓封建中国最后一股清流势力。那么，他们挽救了暮气沉沉的大清国吗？
且看二人的末世出演——
19世纪中叶，英法联军洗劫清国都城后，爱新觉罗的子孙们终于有了痛感，萌生了一点改革之念。1861年，他们授意开明官僚搞起洋务运动，东亚第一支海军——福建水师就此建立。
这支水师让谁统率呢？清廷大臣们选择的是张佩纶。
这是朝野上下众望所归的一个人物，一名响当当的清流。
张佩纶，河北丰润人，从小以神童著称。一般小时聪明的人长大后多恃才傲物，张佩纶也不例外。同治九年即公元1870年，22岁的张佩纶参加乡试，赋诗一首锋芒毕露——“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说自己十三岁就博览文史，二十出头就要陪王伴驾，其志实在不小。
张佩纶这么说，还真不是吹。乡试第二年，他便在全国统考会试中连战连捷，23岁便高中二甲进士，被授翰林侍讲，还真成了皇家的师爷。青年得志的他，于是更引人瞩目。
张佩纶究竟有怎样的才品？与他同时代的晚清名臣陈宝琛评价说：“君才十倍我，而气亦倍之。”说张佩纶的才华超我十倍，而张佩伦的气节，更是强我数倍。陈宝琛所言不虚。从才华而论，张佩纶的文学才华及诗词功夫在晚清独步一时。他曾因给皇帝上奏折，针砭时弊，因字字珠玑而在京城名声大振。
从品性而言，张佩纶更令人钦佩。他洁身自好，无城府、无杂念、无派系，无论是对洋务派还是保守派，他口无遮拦，想说就说，背后不做小动作，不趋炎附势，堪称真性情、真忠臣之清流士表。
但是，作为清流士大夫，他也有无法克服的短板。当直隶总督李鸿章要重用他时，史称他以“不知兵”自谦，其实哪里是什么自谦，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他越是这样“谦虚”，越博得大佬的欣赏。光绪五年，李鸿章招张佩纶进入幕僚班子，光绪八年调张佩纶入津，后来还把小女儿嫁给了他，招他做了养老女婿。在李鸿章的力荐下，连清国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都对张佩纶刮目相看。三十五岁的张佩纶，不久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个职位晚明东林六君之首杨涟曾做过，正三品大员，可见其时张佩纶声望如日中天。
但是一场战争很快验出这位士表的成色。
1883年，法国侵占中国传统藩属国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入侵中国福建，法舰进驻闽江马尾港。中法战争一触即发。1884年7月，张佩纶被朝廷授以重任，以会办海疆事宜大臣身份，到福建指挥作战。
真正检验张佩纶身手的时刻到了。
此战就是著名的马尾海战，又称马江海战。
马尾海战是晚清洋务运动之后，发生在中国海域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交战双方就是清朝福建水师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远征军舰队。
应该说，福建水师的运气并不太差，它遇到的对手，不是当时世界最强海军力量。其时在世界无敌的海上力量，是英国皇家海军。而在东方，日本尚在崛起中，并未完成海上强军。所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远征军，其战斗力上不如英国，下不如日本。
但即使这样，也出现了令人瞠目的较量结果。
1884年8月23日下午1点3刻，半小时之前，这世界上有一支中国舰队叫福建水师，半小时之后，这支舰队消失于世界。马尾一战，福建水师11艘战舰沉没，官兵760人殉国，基本全军覆没。而法军仅5人死亡，15人受伤，无一艘战舰被击沉。两军死伤比例超过100：1。
谈及马尾海战失败的原因，史学家与军事学家各种分析不一而足。晚清君臣“没主张”、战场“指挥失当”是为公认的失败原因。
作为中方总指挥官，张佩纶在此次海战中的表现，有据可查。《清史稿》载：“十年（光绪十年，即1884年），法人内犯，令（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夫至而炮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翌日，逃至彭田乡。”
这段《清史稿》，说张佩纶到前线，已经看到法国军舰开进内海，却不积极备战，而是反复请示朝廷，贻误战机。在形势危急，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各舰管带请求出战先发制人，却遭到他的训斥，按兵不动。让属下遵从朝廷“彼若不动，我亦不发”指令，决不先开第一枪。张佩纶一再强调“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尤斩”。
就这样，终于等到法舰先开炮了，但清军却几乎没机会开炮还击了。张佩纶被法舰一阵炮火打蒙，手足无措，想派人去讲和，法舰未予理睬，继续猛攻，张佩纶见大势已去，率先仓皇出逃阵地，周边人拦都拦不住。主帅弃舰，福建水师各舰群龙无首，仓促应战，有的舰只还没来得及起锚，即被法舰的炮弹重创击沉。结果，仅用时半小时，整个福建水师就被法舰围歼。《清史稿》作者认为，马尾之败完全是张佩纶刚愎自用、玩忽职守所致。
面对史书对自己的“丑化”，张佩纶当然无法自证清白。身为海军统帅，他战前六神无主，战时临阵脱逃，应该都是事实。
马尾海战创造了中国海军失败时间最短纪录。号称中国第一支“萌芽的海军”，没想到一出世就逝世，留给世界的是“清国海战必败”的轻贱。
中法战前，风头最健的清流人物是张佩纶，而战后境遇最惨的，无疑也是张佩纶。
马尾海战失败后，张佩纶受到京中言官的严词抨击，朝廷将张佩纶革职，流放张家口。从李鸿章、慈禧太后倚重的红人，到万人唾弃的罪臣，一夜之间，清流士表张佩纶身败名裂。
“朝是青云暮逐臣”，这是流放中的张佩纶对自己戏剧性官宦命运的总结，满腔无奈，无限悲凉。造成这一悲剧的，既在于张佩纶的清流特质，更在于时代的氛围。作为才子诗人的张佩纶，试图以高风亮节振兴国家，恰恰反映了清流士大夫应对新政崛起的西方世界不得要领的失败。(www.xing528.com)
在一个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的时代，停留于宫廷纲常的理念和政见，不堪现实的轻轻一击，尤其是在战争面前。那个时代并非不需要真情和气节，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张佩纶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清流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在张佩纶之后，并没停止重演。
张佩纶倒下后，翁同龢接踵而至。他为官清廉，做过两朝帝师，“立朝数十年，矢诚矢敬，有古大臣风”，颇有明代东林党风范。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根据自己与翁同龢直接交往的经验，对翁同龢这样评价：“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这样的“古大臣”，能够救国吗？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前，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对日本也进行了评估，翁同龢还写出《倭事杂记》。积极主张对日作战，而且应该“早战”“速战”，认为凭北洋之力可以一举扫平日本舰队。
战争的结果，说明晚清清流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相当肤浅。
甲午战争尾声时，大清国败局已定。日本海军围攻刘公岛，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劝降书，一语道出了中国清流不能救国的根本原因：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伊东佑亨这封信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伊东佑亨说，大清国之所以今天败给我们，不是君臣某一个人的罪过，而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结果。你们招揽人才必经过考试，而科举考试考的是什么呢？作文，文艺。当文艺成为升官晋级的台阶，那么具有这种才华的人能救国吗？今天中国如果不去旧迎新，在政治上革新图变，可能屹立于世界强林吗？
常言道，旁观者清，而有时对手看对手更清。伊东佑亨一语道破中国在近代蒙受耻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所选拔的人才，都是些坐而论道的文艺青年！他们只想道德救世，不懂政治救国的根本。
这样的文艺青年，当然是古代科举制度下的人才，却经不起近代文明的检验。
明清两代清流缘何难救国？中国近代强敌日本，从科场角度给出了一个有力的答案。
中国的科举制，日本曾经顶礼膜拜，以为“最先进的选拔干部制度”。在黑暗的中世纪，科举制可谓世界政治迈向“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的伟大创举。效仿中国科举制，日本曾于公元701年颁布《大宝律令》，搞了“贡举”，从形式到内容与唐朝科举几乎无异。
然而，与中国科举长达1300年寿命不同，日本的“贡举”很短命，寿命只是中国科举的零头，满打满算，三百年。在中国南宋灭亡、全境被蒙古征服之前就不搞了。尤其到了明朝，科举甚至不再为日本研论，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科举自诞生起，就有两个先天问题。
一是主考官问题，二是考试内容问题。
众所周知，就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国首创科举制，但这只是解决了普通官员选拔问题，“最大的官”及“主考官”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最大的主考官”——皇帝，天马行空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左右不了特权皇族的沉浮，而保证的只是平民阶层入仕的相对公平。
科举制比起没有考试资格、公平竞争形式都没有的贵族政治世袭制来说是进步。所以能在中国延续1300余年寿命，但在强盗是（中国封建王朝开国皇帝大都是造反起家的“贼寇”）主考的情况下，它毕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大的公平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最大的主考官不是考出来的，也不是选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生出来的，科举考出来的不是国家主人，而是主人的侍从。
第二个问题就是考试内容，考出什么样的人才。
科举这项制度自诞生以来，就有一个考试范围问题。考什么？
与今天的高考比较起来，科举虽然所过关口甚多，但科目比较单一，就是语文，且是语文中的单项——作文。在唐宋时代，虽然是命题作文，也多以儒学为主，但毕竟在体裁和范围上没有圈死，考生们有一定的思考创造空间。然而到了明朝，固定八股文形式，考试内容圈定四书五经，且以儒教保守理学为标准答案，如是，考生学子们就成了四书五经的“复读机”，为“存天理灭人欲”之程朱理学代言，毫无自己的独立思想空间，这就基本扼杀了他们的思想个性。试想，一个没有思想和个性的人才，算是哪路人才？
终明一代，官员极其守旧。他们只是墨守成规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更不愿做任何革新。所以，保守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克服不了的共性。
17世纪，当西方文艺复兴开花结果之时，东方保守的华夏大明王朝失去了创造力和战斗力，再次被“鞑虏”轻易征服。入关的女真奴隶主对没落的封建科举制度颇感兴趣，以为这是驾驭汉民族文人士大夫的最好工具，因而承袭明制，大兴八股取士。
但是，清朝的科场培养出了什么人才呢？竞争来临，一试便知。清末中法、中日两战，科场英雄均遭重挫。
关于八股儒士不能救世的原因，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劝学篇》里说得通透——
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老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中国科举制在没有比较、没有制度竞争的情况下延续了千年。但是，近代已渐次进入伟大的科学启蒙时代，只靠道德学说、诗词歌赋立世的科场人才，及其高风亮节的清流佼佼者，面对思想风暴、立宪新政、坚船利炮，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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