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沉浮：大兵压境，阉登场

崇祯十七年，明王朝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大限之日。

号称百万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从陕西进攻北京。同时，东北游牧部落女真的一个分支成了大气候，建州女真在头领努尔哈赤及其八子皇太极、十四子多尔衮的协助下，由后金变为前清，其精锐部队八旗铁骑对中原秣马厉兵，兵临山海关。

是谁造成了这种无法收拾的局面？

有人把矛头指向朝堂上的清流们，当然包括“后东林党人”。他们认为，是东林党人的税收政策，导致大明王朝经济破产，从而引发饥民造反。

平心而论，这个指责并非无中生有。

史料记载，崇祯皇帝上台，重新起用东林人，再行东林新政。崇祯版的东林新政与天启版的东林新政相比大同小异，主要有五项内容，即解散东厂、裁撤锦衣卫；大兴讲学和书院；废除工商税；实行海禁，停收海关税；增加农业税。

通过以上五项政策可见，重新被起用的后东林人，其经济方略首先是禁海，不征收海税；其次，免征盐税、商税。但政府不收税怎么活呢？加重农民税赋。各地无论是否有灾，赋税照旧，一分不少，以前的欠税，还要补交。

我们知道，陕西系李自成起义的大本营，此地阉党掌权时，赋税每亩地二钱白银，东林再次掌权后，赋税扩大十倍，每亩二两白银。而当时中国经济状况是商人有钱，农民没钱。但是商人不加税，负担全部落到农民身上。

不堪重负的西北农民造反了。因为他们是最穷的，又闹了灾荒。李自成发动农民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王侯贵人，剥穷人，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令饥者以远近就食。”

李自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国家权贵就知道盘剥农民，穷人的死活他们不管，我起来造反就是让穷人吃上饭。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子民确实已经饥寒交迫，李自成当初就是以吃饱饭，号召大家和他一起闹革命的。

清兵打到家门口也有“东林财政学”的罪过。他们不仅在军事政策上体现了一些门外汉作风，外行指挥内行，而且军备预算脱离实际，不顾实情。对于辽东前线的守军，东林人参政的朝廷不仅没有财政倾斜，而且还加重截留，怎么少花钱怎么搞。所有运送辽东的粮草军饷，朝廷一律“漂没（截留）三成”。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吃不饱的士兵士气极为低落，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却遭东林大臣指责作风不过硬，“节流”流于道德说教。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除此之外，后东林的“荐人”也颇成问题，崇祯铲除阉党，重新起用后东林及复社人，而这些后东林人像前东林一样，如推举李三才入阁般推举了他们心目中的栋梁之材，是谁呢？

不是浪子钱谦益，也不是大儒刘宗周，而是他们认为更了不得的人物——周延儒。

复社领袖张溥曾公开讲，周延儒若为首辅，“改弦易辙，可重得贤声”，也就是说，周延儒若主持大明政务，则肯定是贤人治国，重新唤来国泰民安。

那么，这个被后东林及复社人推崇的周延儒，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周延儒，江苏宜兴人，少时聪明，小有名气。万历四十一年，年仅21岁的他高中状元，一举成名，人称“江南才子”。不久，被授翰林编撰。

成名后的周延儒显露了特有秉性：精明。他积极结交有用的人，尤其是与同年考生冯铨关系密切。这个冯铨就是后来阉党的二号智囊，官拜尚书、内阁大学士。周延儒与这样的人成为好友，可以想见是什么品质的士人。

天启年间，由于周延儒善于经营，被升为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也就是当了东宫图书馆馆长。不久又以少詹事之职掌南京翰林院事，类似于准帝师了。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召周延儒为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开始一步步得到新皇帝重用。

崇祯皇帝之所以重用周延儒，不仅仅是听了后东林及复社人的一面之词，而且还因为自己也观察到这位臣子“勤于政事”。

那么周延儒是怎么“勤于政事”的呢？

一次，辽东锦州士兵出现了哗变，前线主帅请求皇帝颁发兵饷平息。崇祯帝在文华殿召集各位大臣，向他们征求意见。诸位大臣纷纷请求皇帝发内帑钱即皇帝的私房钱，但皇帝心中既怀疑又不愿意。周延儒很快揣摩到了皇帝的心思，于是独自提出反对意见：“边关过去是用来防兵的。宁远喧哗给兵饷，锦州喧哗又给兵饷，只怕开了这个头，各边将都要效尤了。”于是朱由检问他：“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周延儒作深思熟虑状：“事情紧急，固然不得不发，但应求长久之策。”崇祯认为周延儒时刻将朝廷公事放在心上，是办事干练之才，便点头同意，又降旨责备各位要发饷的大臣。过了几天，崇祯又就这件事召问周延儒，周延儒说：“最好的兵饷是粮食，山海关不缺粮，只缺银。为什么闹事必有隐情，又怎知不会是骄兵煽动来胁迫主帅呢？”崇祯皇帝是个多疑的人，正怀疑边将要挟朝廷，听了他的话很高兴，所以便重用周延儒。

其实，对于这件事的议论，周延儒的话完全是凭空想象自作聪明，他说的“长远之策”也只是虚晃一枪，没有实际内容。但多疑善变、看人不准、志大才疏的崇祯帝却不依据事实，只凭一面之词就断定周延儒的话正确，还以为他断事能力很强，给予“勤于政事”的好评。

崇祯三年即公元1630年6月，满腹小聪明的周延儒靠着揣摩皇帝的心意，加之后东林复社人的推荐，升到首辅之位。而就在他入阁的前两个月，还干了一件蠢事，中了女真皇太极的反间计，帮崇祯皇帝一起做掉了“大明长城”辽东主帅袁崇焕。即便这么蠢，也没耽误他升迁。

但是，好景不长。周延儒首辅的位置还没坐热，就遭到了东林党的宿敌浙党“资深老狐狸”温体仁的排挤。其实他是被老狐狸温体仁耍了，温体仁和钱谦益斗时，曾主动拉着周延儒，说干掉老钱，内阁就是咱俩的天下了，周延儒于是帮着温体仁做掉了钱谦益，但是钱谦益一走，温体仁又嫌周延儒碍事，像整钱谦益一样，很快将周延儒赶出了朝廷中心。

崇祯十三年，官场老狐狸温体仁遭到后东林复社人和群臣合力反攻，终于被赶下台。崇祯十四年，清军入侵京师，在后东林复社人的力荐下，崇祯帝下诏，再次起用周延儒，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次年二月加太子太保头衔，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同年九月升任首辅。

周延儒复出后，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譬如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为一些冤案平反昭雪，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等等，史称“都人大悦”，底层人民很高兴。但是，周延儒主要的老毛病：虚张声势、沽名钓誉还没改。

崇祯十五年，内外形势吃紧。这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朝贺时，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们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并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我以天下拜托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在大明帝国，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的期待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后周延儒的表现，却诠释了一个成语：所托非人。

崇祯十六年三月，清军第五次打进关内，创造了一天之内连破二十六座城池的纪录，并且就在关内驻扎，放起马来，看那意思是要把中原当牧场了。崇祯皇帝把周延儒等人召来，宣布自己要御驾亲征。周延儒慌忙劝阻，并表示自己愿意代替皇帝亲征。皇帝说：“我刚算过一卦，此刻正是出师的良机。先生要是真的愿意去，就立刻出发。出宫门以后就往东走，一定不要向西转。”

周延儒的家在宫门西边，他离开皇宫后，连家也没敢回就亲征去了。当时，共有四路地方部队赶到了北京，周延儒带着他们驻在通州。史书记载，他们每天互相宴请，没有和清军打过一仗，却早晚各向皇帝报捷一次，并为“立功”将士请求封赏。一个月后，清军主动退出关外，周延儒“凯旋”回京。

周延儒班师回朝后，崇祯皇帝拉着他的手慰劳备至，以为其是天降大任之人。

但周延儒谎报军情，蒙得了皇帝，却瞒不过皇帝眼线锦衣卫。不久小报告便陆续送到了崇祯皇帝手中，崇祯皇帝气坏了，宣布罢免周延儒一切职务，赶回老家，永不录用。

这样处理性情乖巧的周延儒，性格刚烈的崇祯皇帝仍心有不甘，他安排人进一步调查，发现周延儒不但欺骗自己，而且还犯有“通内”大罪。于是，命令锦衣卫将周延儒从家乡抓回京城，下诏勒令周延儒自尽，对其抄家。

后东林的“意中阁老”，就是这般人物。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晚明内忧外患，与东林党的荐人、参与出台的朝廷政策不无关系。

但如果把责任全推到东林人身上，也是极为不公的。(www.xing528.com)

首先，崇祯时期，朱由检精力旺盛大权独揽，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党派成不了大气候，东林复社人想像天启初年前辈那样控制内阁乃至朝政，根本就是做梦。崇祯最恨大臣结党，让东林党打击阉党的工作做完后，以罢钱谦益作为开端，东林党人老的老，弱的弱，基本上告别政治舞台了。后面出来的复社，虽然自己说是东林后嗣，但基本属于是扯东林的皮做大旗了，在那个君主君权独揽的大环境下，也难有大作为。所以，崇祯时代的大明政治，主导者即主要责任人只能是朱由检一人。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明朝这个亡国之君作个小结。史书对崇祯的评价车载斗量，而笔者对他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志大才疏。

作为志大才疏的君主，如果不是亲揽大权，找一个或多个有能力的代理人，代行皇权，国家政治没准会好些。但真实的历史往往是，越是这样的君主，越没有自知之明，刚愎自用，喜欢瞎折腾，而且性情多疑、反复无常，这就具备了亡国之君的特质了。

朱由检自诩强人，其实只不过是个伪强人，没有祖先朱元璋、朱棣的能力。但是从暴君的角度讲，他对臣民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反复无常的朱由检无疑是个“非理性”的伪强人，长期陪伴在这样“非理性”领导身边，那帮属下会出现怎样的心理状态呢？

关于“非理性”，当代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组试验，拿来一群白鼠分入两笼，对一个笼子里的白鼠有规律地“电击”，另一笼无规律“电击”，结果遭到无规律电击的那群老鼠很快就疯了，这说明什么呢？非理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疯。那些强人和伪强人非理性到了极点，不是自己发疯，就是把属下逼疯。

想必崇祯时代的官员们在朱由检手下也是备受煎熬，多次体验到了被不规则电击的小白鼠的感受。政治环境恶劣，领导神经过敏，太不好伺候。即便是宠臣，在这种环境下或许也不免感叹，自己就像朱由检手里牵着的风筝，让你升，你高入云端，让你降，你就垂直落地，完全由不得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想不死，只有三种做法，远离权力中心，或者主动牺牲，或者叛国投敌。除此之外，几无路可走。

那么，在如此病态君主的统治下，国家怎么会好？又如何首先要怪罪大臣呢？再说，大明王朝的灭亡，首先是经济破产吗？

我以为比起经济破产来，最致命的还是政治破产。而政治破产的主要标志，就是统治者腐朽没落，病入膏肓，积重难返。

纵观最高领导人崇祯执政十七年，对比执政初期，执政后期崇祯皇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对宦官的态度。

在执政之初，崇祯杀魏忠贤，体现了对宦官极度厌恶心态，而在执政中后期，他对宦官的态度大变，回到了皇兄天启帝当初的怪圈，重用太监，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竟将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统统交付宦官。全国各大军区，遍布太监监军。可以说，崇祯后期，是太监在领导国家军队。

崇祯对太监从讨厌到依赖，这是为什么呢？

不能排除，是大臣无能与无忠令其失望。只有太监，对皇帝亦步亦趋。随着时事变迁，崇祯皇帝或许感到，大臣们离心离德，还是身边的奴才太监最听话、值得信任。

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34岁的崇祯皇帝在生命最后时刻作了反思。想即位当初，铲除魏忠贤阉党后，他重新起用了东林党人及复社人，但是这些人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懦弱、酸腐和无能，令其大失所望。

崇祯帝朱由检临死前，写下一段著名的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显然，这位亡国之君把亡国之责算在了外廷大臣头上，而没有指责内廷的太监。而他信任的太监，在国家危亡时的表现又如何呢？

史书记载，这批宦官“挟势恣肆”。他们仗势欺人、无法无天。掣肘将领，侵蚀军饷，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恶不作。崇祯政权的崩盘是以宦官监军纷纷主动向农民军投降为标志。

本来，在李自成兵进北京时，崇祯帝已向各地发出“勤王”急令，各地兵马正入援京师。孰料，他所信任的监军们降得太快，李自成的农民大军开到京城前的居庸关，本来准备与守关的明军大战一番，不想镇守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杜勋闻风丧胆、不战而降。短短三天，李自成就越过居庸关来攻北京城，兵临北京城下时，杜勋自告奋勇入城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一劝就降，旋即献出彰义门（今天的北京广安门）。

“彰义门之变”宣告了崇祯太监监军的彻底灭亡。今天一些史学爱好者还有为曹化淳辩白的，但事实就是崇祯的太监们迎进了闯王，怎么辩解也无济于事。这些太监监军们不仅彻底葬送了军队，而且最后帮着李自成把崇祯推向绝路。

自古哪有太监主导的威武之师？重用太监的崇祯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

不得不说，崇祯对太监了解有限，他以为哥哥重用的太监不是好人，而自己用的都是忠实的奴才，信得过。却浑然不知，其实宦官大同小异，都是不堪大用的，这是由宦官的本质决定的。

查考中国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宦官史比封建史还悠长，远在周代的时候就有太监了，直至清亡。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中，这群体大多是史书与评书中奸险小人的代名词，他们弄权、害人、阴险，恶用其极。如蔡伦、郑和名垂青史者凤毛麟角，大多数是遗臭万年的魏忠贤之流。总的看来，太监群体还是坏人居多。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是“天生的恶人”吗？

非也。宦官群体的出身和宫女群相仿，大多是苦孩子出身。名义上他们是自愿“净身”入宫的，实际上都隐含着血泪。一个好端端的男儿，像猪马一样被“骟”，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

我们现在讲“身残志坚”，更多是说给先天或后天不幸残缺者。而太监的身残是人为的、刻意的。就像现代社会出卖自己器官换取奢侈品的人，他们的精神也患上了严重疾病。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阉割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人类通过摘除动物睾丸，使它们的性功能消失，变成丧失欲望的活机器，以便让它们为人类生产更多的肉蛋奶，而且性情变得温顺老实，便于人类的管理。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如果说对动物都应心存怜悯，那么人类对于同类生殖权利的剥夺，则显然不属于文明范畴，而应归于野蛮。

儒家亚圣孟子曰：“食色，性也。”现代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会产生僵化性格，导致病态反应，行为消极。可见，性欲也是生产力。有性欲的人，能使自己产生巨大的生命活力，为了后代，催生强烈的进取心。如果失去了性欲，便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正在消失，进取对于他们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太监在阉割之后，性功能就丧失了，自然也就失去了繁殖后代的能力。无性无后的人生，“趣味”何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对他们几乎都不再有意义了。如是，精神的贫乏会催生无能感，而无能感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太监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有了钱财，那么无能心态会随之一变，变得贪婪、凶狠和残暴，甚至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因为他们的遭遇是非人的，所以一旦他们主事，看待问题也是非人的。完全是主奴价值观。他们是皇帝的家奴，因己及人，太监得势就视满朝臣子为其奴才，要是哪个官员不买账，就视为异己一定要清除。

就拿阉党党首魏忠贤来说，他在天启政坛炙手可热，把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视为自己的奴仆。一旦有东林这样有骨气的士大夫不肯俯首，他就要千方百计往死里整。很多人认为魏忠贤坏透了，但我们不能以圣贤心态要求魏忠贤这样的人，一个以忍辱来获取准至尊地位的人，虚荣心极强，一旦混出地位来不容任何人不敬。如果谁不敬只会诱发他的自卑从而导致加倍报复。他们只知主子才配有尊严，岂知他人也有人格尊严？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成就于黑暗的人，必无光明可言。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太监堆里恶人多的现象了。他们首先是社会的受虐者，而后发展为施虐者，始作俑者，皆自野蛮不人道的手术。

而重用太监的皇帝，大多是自己的执政水平吃力，需要奴才作援手。这些大多不是好人的奴才，一旦得了势，就会将人性丑陋的一面随着膨胀的特权发挥到极致，如是国政还有好吗？所以在中国古代，重用太监的皇帝，留下的都是破败江山。

对于宦官的这些本性，崇祯不以为然。据明代笔记小说《燕都日记》记载，公元1644年4月，崇祯皇帝在赴煤山（今天的北京景山）上吊自杀前，干了一件令人惊诧的事：“传谕收葬忠贤骸首，墓于香山碧云寺。”

香山碧云寺是魏忠贤生前为自己选的风水宝地，那里还建有他的生祠，而崇祯临死前收集魏忠贤尸骨厚葬于此，等于了了魏忠贤生前之愿。

《燕都日记》称，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四面楚歌之际，听了贴身太监曹化淳——就是后来向李自成献城投降的那位太监，说了这样一句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党那帮大臣更实用、更能干。

那么，此时崇祯心里是否也如此默认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他在最后时刻把亡国之罪全部推到大臣身上，而不从自身找原因，更没有埋怨不争气的太监，还厚葬魏忠贤，可见并没有死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