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魏平反东林之后，为彰显“激浊扬清”，自崇祯二年，皇帝朱由检便拉开了一场长达数年的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
有史学家统计，在这场运动中，崇祯打下的贪官，以清算阉党余孽为开端，小蝇小蚊不算，老虎达到200多只。崇祯打虎如此雷厉，时人皆以为本朝有希望了，大明要中兴了，但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
200只老虎倒下，对于净化大明腐败的官场于事无补。崇祯打下老虎后，换上的新官照贪不误，反腐不过是换了一批官员来贪而已。
对于崇祯皇帝反贪未遂的情节，明人李清所著《三垣笔记》记录较详。
李清，江苏兴化人，崇祯四年进士，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贪相写得淋漓尽致。
明末政坛反腐运动为何失败？看看李清书中所描述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就一目了然了——
锦衣卫都指挥使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
这段记录说的是，吴氏父子，执掌大明最高安全机关，把抓贪官当生意做，故意拖延抓捕贪官时间，以便敲诈钱财。吴孟明的儿子吴邦甫查到谁贪，就特意放风给谁，然后他老爹坐等银锭说情。
锦衣卫这样，东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某知县送给翰林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钱还没拿到手，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贪官交易还未完成，东厂就先敲走一竹杠。
我们知道，锦衣卫和东厂用今天话说，可谓中央两大监察刑侦机关，这两大机关晚明时竟完全变成敲钱的黑码头，而厂卫敲钱的背景，就是崇祯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反腐行动，结果反贪行动本身变成腐败的一部分，可见糜烂到何等地步。从中央到地方，从贪官到反贪人员，已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当然，明末政治的腐败，并不止乎贪腐一端。贪腐之外，还有一腐，更令王朝无可救药。
那就是腐儒之害。
崇祯十五年即公元1642年，内耗使明王朝奄奄一息。情急之下，崇祯皇帝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是当世著名大儒，声望很高，曾被魏忠贤划入东林阵营，或许请他再度出山，王朝有望得救。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位列东林一百单八将三十六天罡星之尾、绰号“无异星赤发鬼”的儒家嶯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
刘宗周，别号念台，浙江绍兴人，一岁丧父，是寡母和姥爷把他教养成人。万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1年，23岁的刘宗周高中进士。但是因为母亲当年去世，他守孝三年，没去当官。
三年期满后，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这个职务前文讲过，东林书院第二代山长高攀龙干过，是皇帝的传旨官。当时朝政腐败，刘宗周受不了乌烟瘴气，很快就辞官归乡。
这个刘宗周确实和东林有缘分。归乡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学问，颇有些惺惺相惜。
万历末年，刘宗周又被朝廷召回，官复原职。此时朝中党争愈演愈烈，刘宗周因为上疏观点倾向顾宪成，而被划入东林阵营，遭到他党攻击。于是他又主动辞职归乡，远离了权力角斗场。
此次归乡，一待又是三年。这三年，他虽然官场失意，却课场得意，其思想日臻成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嶯山学派，自己也由一个官员变成了大儒。
嶯山，是位于浙江的一座历史名山。
嶯山学派的思想体系，比较复合，既有理学之基，又有心学之端，他们尊崇程朱，但提出了许多背离宋明理学的观点，信奉王阳明，然而又提出了一些不同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王阳明心学讲“良知”，刘宗周讲“慎独”，力倡“诚敬”，强调“理”和“欲”不可分，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考察人欲的合理性，在儒家的诸多分支中，也可谓自成一派。
泰昌元年，泰昌皇帝猝逝，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重用东林党人。刘宗周也终于沾了同党的光，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负责礼仪制度制定等工作。不久，东林与阉党斗争渐趋白热化，东林很多言官上书，要求皇帝驱逐客氏并弃用魏忠贤，就是从刘宗周开始的。刘宗周第一个站出来，上疏参劾客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传旨廷杖六十，幸得首辅叶向高相救豁免。天启三年即公元1623年，在东林内阁的力荐下，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这个职务是五品官，负责保管皇帝的玉玺令牌，如果再进一步则入阁有望，但是他看出政治环境恶劣，再次辞职归乡。
在官本位的王朝，刘宗周为何对当官没兴趣呢？
这和他的思想有关，作为明朝最后一批大儒的代表人物，他的核心思想就是“慎独”二字。即谨慎独立，洁身自好，保持独立人格。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王朝，想完全置身政治之外是不可能的。
天启五年即1625年7月，东林决战败北。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诏狱。刘宗周与这六人之中的魏大中等人交情甚厚，得知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上述诸贤正直之概，下数逆阉毒忠之辜。尤其哭魏大中令人动容：“煌煌大明，而且申学禁。学禁伊何？东林射的。二十年来，飞矢孔亟。一朝发难，忠谏骈首。诏狱株连，积尸如阜。惟公之品，冰寒玉洁……”(www.xing528.com)
不久，东林后七君子也受到迫害。刘宗周好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刘宗周本人随后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日子很不好过。
好在苦日子并不太长，崇祯倒魏，平反东林，大赦天下。作为东林幸存者，刘宗周又被起用，升为顺天府尹。但是他对官场很不适应，干了一年就又回家了。
而崇祯皇帝对他却念念不忘。崇祯九年，又下诏召回，升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如火如荼，江山摇摇欲坠，崇祯迫切求方。刘宗周多年赋闲，他希望皇帝能从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疏，历数从前弊政，推崇“慎独”于崇祯帝：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慎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说皇帝只要亲近儒臣，好好学习，大明王朝就会天天向上。这套道德说教，对“热锅上的蚂蚁”皇帝毫无撼动，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末代君主急求的是如何打退清兵，平息内乱，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传谕免去刘宗周官职，放其回乡。
也许做学者比做官员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总是不适应，所以几度入朝，又几度免职回家教书。
公元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国家形势全面恶化，皇帝为救急便又想起大儒，刘宗周又被重新起用，升为左都御史。正二品大员。正当皇帝希望君臣齐心协力保大船不沉时，大儒的老毛病又犯了。
史料记载，一次崇祯召开临门听政的御前会议，御史杨若侨推荐善于制造火器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希望西方大炮可为大明救急退敌。不料，刘宗周马上跳出来，坚决反对：“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近来通不讲人才，不讲兵法，任敌所到即陷，岂无火器？反为敌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大儒的这段话意思是说，我泱泱中华以仁义为本，要尚德抑武。用人家西方的小武器来抗敌，不怕世界人民耻笑吗？
本来，崇祯皇帝有意“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刘宗周则强调“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国家大计还是修法纪，肃人心。硬是坚持否决这项提议。
事实上，西洋火器的运用，在明末已成为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手段，明军曾经以此取得对清兵的技术优势，但因为明军兵败叛变等原因，清军也逐渐掌握了相关装备，最后在军备上才扭转劣势。
表面看来，当时中国用不用西洋大炮，是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文明视野问题。刘宗周的主张，暴露出面对世界大势，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虽然因为性格原因有种种不是，但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却并无不当。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早些拉开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的大幕，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表明以他为代表的晚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这也许是自明以来，近代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主因之一。
刘宗周作为纯儒，固守心性之说。虽则看到人心涣散是明朝败亡的根本原因，但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下，高谈缓不济急的人心道德，排斥可以救急的新技术，就像一个将死之人不用强心剂而空谈人生哲学，并不明智。
崇祯皇帝虽然多疑善变，精神和心理也是有病之人，但他也终于看出：大儒无用。
皇帝急于求治，大儒却说先治心；皇帝问退敌之术，大儒却说仁义为本。
崇祯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也就是在明王朝进入倒计时的前一年，崇祯皇帝给出大儒四字评价“愎拗偏迂”后，又一次将刘宗周革了职。所谓“愎拗偏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矫情偏执。
崇祯皇帝在最后一次赶走大儒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朕岂不知刘宗周之为忠臣哉？必欲我为尧舜，当此之时，我何以为尧舜？”我难道不知刘宗周是忠臣吗？但大敌当前，不讲退敌之策，却让我做尧舜，时间会容我吗？
崇祯年间，刘宗周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君子。很多士人对他推崇备至，似乎只要刘君子掌握政权，明帝国就有中兴的希望。其实刘宗周虽然正气凛然，却远非栋梁之材，他保守顽固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不通实理，律己虽严而于事无补，终不能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
刘宗周最后一次被罢官时，已经六十五岁，仅在崇祯一朝，已是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友人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空负盛名，几度被弃，自己也感觉到羞愧。
从刘宗周的经历，我们可见另一种“腐”的悲哀。
现代的人们一提及封建王朝的腐败，就指向贪腐官员，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政治腐败除了贪腐之外，还有迂腐。贪腐生贪官，迂腐生腐儒。毋庸讳言，腐儒群里相当一部分是清流官员。当然，清流与腐儒二者不能画等号，很多清流也并不迂腐。但是，偏道学的清流容易误入此途。而这种迂腐对国家溃败的作用力亦不可小觑。如果说贪腐是蛀烂一个国家的机体，那么迂腐则是让国家的机体僵硬，失去活力。贪腐加迂腐，贪官加腐儒，终会令一个王朝腐败到无可救药。
可叹的是，五次罢朝的大儒并不醒悟，归乡后的刘宗周依然执迷坐而论道，抱残守缺，不知变通。
也许，他和他的同道一样，在时刻准备成为王朝的陪葬品。
最后时刻马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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