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六君子和后七君子先后牺牲。魏忠贤看着一败涂地的东林党人，洋洋得意。斗败了最大政治对手东林党后，他领导的阉党已经一党独大，魏忠贤总揽朝政，权势达到顶峰。于是，一场破天荒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由中央最高学府和地方官员发起的一场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运动，在全国兴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篇震古烁今的倡议书：
朝廷之上，昔为魍魉纠结之区，今日何由开朗？孔孟之门，昔为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厂臣驱蔓延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厂臣之教，佩服厂臣之训，念帝都为起化之地，国学为首善之区，伏愿于监西建厂臣之生祠。
这封倡议书什么意思呢？
“昔日魍魉”，就是过去的妖魔鬼怪，指的是东林党人。而“厂臣”是对魏忠贤的尊称。倡议书大意就是说，过去朝纲之上，东林党人兴风作乱，搞得乌烟瘴气，最后是由谁换来了朗朗乾坤呢？是厂臣魏忠贤。我们认为他的功劳，不次于昔日的亚圣孟子，应该与圣人孔子并列。所以我们提议，在国子监修建一个魏忠贤的生祠，我们每天要参拜魏忠贤的塑像，聆听他的教诲。
天启七年五月，大明最高学府学员——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写下了这封倡议书，唱响了“魏忠贤之歌”。要求在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西门处，修建魏忠贤祠堂，于邻近东门的孔庙遥相呼应。
一个文盲要在国家最高学府修建生祠，而且还要与孔子排列在一起祭拜。这个建议实在荒唐，但是更为荒唐的是，天启皇帝竟然准奏了。
由此，便掀起了一场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浪潮。
我们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皇帝和权臣个人崇拜，都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魏忠贤掀起的这场个人崇拜运动，却是前无古人的，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太监，却得到了圣人的待遇，被人推向神坛，和孔子一起被人祭拜，听起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你深究下去，原因也并不十分奥秘——
崇拜魏忠贤的人，与其说他们崇拜的是魏忠贤，不如说他们崇拜的是权力。魏忠贤爪牙掀起的个人崇拜运动，其实是一场权力崇拜。而表态与跟风，向来是历代官场的常见把戏，有了马屁精开先河和皇帝的首肯，各地官员纷纷上书，争先恐后地打报告，要求在各地修建金碧辉煌的魏忠贤祠堂。魏忠贤就此创造了两项中国历史纪录：第一项，活人被塑像祭拜。第二项，一个大文盲和文圣人孔子等列并尊。
魏忠贤祠堂兴建之后，各地军政要员经常在祠堂举行各种庄严盛大的祭拜活动，他们在魏忠贤塑像跟前三拜九叩、山呼“九千岁”。
提起“九千岁”，一些历史爱好者以为，这是天启皇帝给魏忠贤加封的，其实不然，这里另有缘故。《明朝小史》记载：“九千岁”这个叫法，是魏忠贤的那些干儿孙们首先叫响的：“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旨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就是说，魏忠贤那帮干儿孙参拜魏忠贤时，呼魏忠贤为“九千九百岁”。
再细致考究，第一个喊出“九千岁”的魏忠贤孝子贤孙，是督饷尚书黄运泰。
黄运泰，河南永城人。从小就很聪明，才思敏捷，有悟性且勤奋。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有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作为，但不想因为气节出了问题，却和魏忠贤一样遗臭万年了。黄运泰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历任陕西凤翔府推官等职，在争国本中，他站在了东林党一边，力挺朱常洛，所以朱常洛登基后，他和东林党人一起被重用，升为光禄寺少卿，后又相继任太仆寺正卿、户部侍郎。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黄运泰年近花甲，却晚节不保，见风使舵，改换门庭，投靠魏忠贤，由督饷尚书晋升为户部尚书、太子太傅。他的最后发迹原因，就是在督饷天津迎接魏忠贤建祠塑像时，突发奇想，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礼，连呼“九千岁”“九千九百岁”。后来消息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有个只比皇帝少“一百岁”的魏忠贤。可谓拍马屁拍到极致。
前有马屁精开道，后有骑墙派紧随。
浙江巡抚潘汝桢，在杭州西湖边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其规模超过了岳飞庙与关公庙。俨然在这个马屁精眼里，什么文圣武圣、民族英雄，都是过眼浮云，唯有魏公公才是真神。
为造魏忠贤的生祠，各路官员费尽心机。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自不必说，最要花工夫的则是魏忠贤的塑像。魏忠贤的塑像，都要用沉香木雕刻，五官标致，栩栩如生。甚至腹中的内脏，也跟大佛一样，用金玉珠宝来做。最细致的是头发，发髻之上还留有一孔，用来插花簪，保持四季花香。
魏忠贤的崇拜者，见魏忠贤塑像，如同见到真人、亲爹一般。期间发生了不少可笑的事。某地，生祠中魏忠贤雕像的头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监给它戴冠时戴不进去，匠人在边上看得着急，便顺手用刀把头像削小一片，终于把帽子给戴了上去。小太监见此竟然抱住头像放声大哭，悲痛万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贤真身肉皮。
当时的魏忠贤，人人顶礼膜拜。人世中所有赞美的辞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啬。像“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一时充斥全国。无数的赞美诗，铺天盖地而来。
在全国崇拜浪潮的推动下，魏忠贤越来越傲慢。有时他到地方巡查时，各地官员跪在沿途山呼“九千岁”，他都不太爱搭理。看那意思，还嫌这个数不达标，要凑个整数。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魏忠贤如此嚣张，都“九千九百岁”了，天启皇帝朱由校不知道吗？
朱由校是不是听到别人喊魏忠贤九千岁，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史料证明的是，朱由校对魏忠贤与他并列的另一个称呼，是默认的。这个称呼就是“厂臣”，是对魏忠贤的另一个尊称，也是阉党的阁员首先发明的。他们在奏折之上，将魏忠贤与皇帝并列，每每写上“朕与厂臣”。皇帝朱由校对此只是默认。朱由校为什么默认别人将魏忠贤与自己并列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想不外乎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时的朱由校虽然已经二十多岁，但心智很不成熟，心理年龄也就七八岁，是个大婴孩，所以对魏忠贤非常有心理依赖。
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他觉得魏忠贤和他非常亲近，是他最亲的亲人之一，而且这个老奴对自己既忠心又能干，给予他再高的地位，再高的荣誉也不过分，毕竟他是在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做事。
朱由校有给魏忠贤的正式封号，他给魏忠贤的最高封号是什么呢？上公。
这是在魏忠贤斗败东林党人之后，天启六年加封的。这个封号也绝对够高，位列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之上。古代称士大夫地位尊贵，往往就用这形容：位列三公。而魏忠贤呢？上公，位列三公之上，仅次于皇帝，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一年，魏忠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本人政治生涯达到高峰，成“公”了，上公。家族也得到极大的荣耀，他的侄子魏良卿被封侯、世袭锦衣卫指挥使，整个锦衣卫就成了魏家军。就连魏忠贤刚会说话的两岁的侄孙（魏明翼）也被封伯了，魏家的孩子一出生，就有高官厚禄。
当然，大明王朝的高官厚禄毕竟是有限的，狼多肉少，魏忠贤权倾朝野，一时间全国的官迷全奔过来了，哭爹喊爷的，魏忠贤也有点招架不住，只能先照顾最急需的奴才。于是阉党内部为了争宠，竟然掐起来了。这倒也符合王朝权力斗争的常态，外战结束了，就该内战了。(www.xing528.com)
阉党的两个大脑袋打起来了。兵部尚书崔呈秀，内阁大学士冯铨，斗得不可开交。冯铨一向媚事魏忠贤，深得赏识，却与崔呈秀不和。崔呈秀想入阁做大学士，便令手下攻击冯铨。结果冯铨被罢职，但崔呈秀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魏忠贤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筐，不让一奴独大，处理冯铨后临时改变了主意，另选了几个蠢材进了内阁。这几个蠢材没有什么主见，一味迎合魏忠贤。崔呈秀自然是愤愤不平，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终于明白，主子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奴才，他已落伍了。
其实，崔呈秀也不必耿耿于怀，因为失宠的并非只是他。连首辅顾秉谦这样的老不要脸，竟也跟不上拍马屁的频率了，不久也被罢免。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位顾秉谦，从入阁伊始到做首辅以来，对魏忠贤一直是忠心耿耿。东林党人的案件都是由他具体策划操办，编纂《三朝要典》他也出任总裁，一桩桩，一件件，可谓是劳苦功高。但他毕竟不是老糊涂，而是老滑头，加之毕竟熟读孔孟之书，和魏广微一般，有时心中难免会有一丝善念。他预感到魏忠贤的做法将来会出问题，早在处理“东林后七君子”时，他提出要依常规把他们交由法司进行正常审讯，魏忠贤对此很是生气，开始冷落这位八十岁的干儿子，这位干儿子倒很知趣，要求卸职回乡。魏忠贤马上同意，最后顾老头子罢职回乡。
从天启五年七月绞杀东林六君子，到天启七年八月天启时代终结，这两年零一个月，是阉党党首魏忠贤的绝对统治期。大明王朝这两年虽然年号仍称天启，但实际上已进入“魏政”时代。
也就是说，这个旷古烁今的太监，治理了中国700余天。那么，“魏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对于这个时期的国家政治，各界评价不一。有称魏忠贤治国有方，是治世能臣，可与曹操相比。也有说魏忠贤目不识丁，搞得大明国政极其混乱。
那么，魏忠贤究竟是怎么治国呢？让我们还是根据史料，让事实来说话吧。
从魏忠贤的个人素质来讲，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痞子——来自社会底层，没文化，没受过教育，自私、贪婪、残暴、无赖等特性都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士大夫愿意跟他走呢？
这首先跟魏忠贤的敌人失策——即前面多次提到的东林党用人标准有关，东林党人强调“君子入仕”，搞极端理想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做道德表率，高品完人，调门太高，一般人做不到，也太苦了。
而魏忠贤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极端现实主义——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及时行乐，不承担崇高使命，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不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直至不要任何原则，不要任何廉耻，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虽然魏忠贤的现实主义走向了另一极端，但对大多数世俗人而言，还是魏忠贤的这一套，比东林的那一套更容易接近。所以，俗士跟着魏党走，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魏忠贤不是草包，是有一定办事和识人能力的人。在治国上，魏党确实体现了一些比东林现实的策略，譬如对辽东战将的任用上。《明史》记载，天启初年，有人推荐一代将才袁崇焕守辽东，得到魏忠贤一党肯定，魏忠贤把持的朝廷破格录用了袁崇焕。
当然，因为品质与视野的局限性，魏忠贤纵然一时会用能人，但终究不能任人唯贤，总基调还是任人唯亲。就拿对袁崇焕的使用来说，大家只知道他曾被魏忠贤破格任用，但可能不知，魏忠贤用袁崇焕也是形势所迫。他起初想用的辽东主帅并不是袁崇焕。
打击东林时，魏忠贤忌惮边关倾向东林的战将，于是在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10月，罢免了虚惊一场的“清君侧”主角、辽东督师孙承宗，让干儿孙高第经略辽东。谁都知道这个高第是个十足的庸才，而且胆子特别小。据说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后，吓得放声大哭。到前线后，他首先下令关外军民放弃堡垒，撤到山海关内来。在他看来，孤零零的几个堡垒，怎么能守得住？还不如自己撤退。一时间，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弃，十余万石粮草弃于空城。关外军民被强行驱赶入关，一路上死伤无数，哭声震天。幸亏当时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坚决不肯撤退，保住了宁远孤城。也正是这座孤城，后来顶住了努尔哈赤的猛烈进攻。
于是，为了保住“客魏”天下，魏忠贤对袁崇焕不得不用。
东林党人被天启皇帝摒弃后，袁崇焕依然带兵打仗，赢得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捷。这场战役，袁崇焕以两万宁城守军大败后金（后来的清军）6万八旗军，这是明朝与建州女真建立的后金交战以来，明军首次打败后金军，此役明军杀伤后金军1.7万人，挫败了努尔哈赤夺占辽西和山海关的企图，把彪悍的八旗军挡在了山海关外。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宁远遭到用兵44年来最严重的惨败，不久驾鹤西去。据传，他是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成重伤，伤病加郁闷，恨恨而死。袁崇焕由此一战成名，成为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数月之间，擢升辽东巡抚、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全权负责辽东防务。
从对袁崇焕的使用上，似乎体现了魏忠贤慧眼识人、唯才是举。但是，深究事件背景，却发现还是另有一番原委在其中。
袁崇焕被朝廷嘉奖后，不负众望，连战连捷。第二年即天启七年六月又取得宁锦大捷，再次将八旗军击溃，保住了宁远和锦州，使天朝保住了威严，恢复了自信。宁锦大捷在北京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举朝上下欢欣鼓舞，认为辽东形势有了转机，朝廷对有功人员不吝封赏。
但是，这一次大捷封赏，却出现了滑稽的现象：有功的、无功的，有关的、无关的，各方面人员大肆封赏。数百人被加官进阶，魏忠贤的那个侄孙、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魏鹏翼，也在这次封赏中因“功”被封为“伯”。而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焕，却是先升后降，加一级虚衔，而后免除了巡抚实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袁崇焕得罪了魏忠贤，拂了厂臣的意。在中国，业务骨干往往都是智商比情商高，军事奇才袁崇焕也是这样。本来，为了留在边关杀敌报国，袁崇焕对魏忠贤一党委曲求全。在给魏忠贤建祠的热潮不断升温的时候，他还同蓟辽总督阎鸣泰等人联名疏请，在宁前为魏忠贤建立一座生祠。这个请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许，并且亲定祠名为“懋德”。但即便是这样，魏忠贤也没有完全看上他。
对于袁崇焕的解职，魏忠贤没有说出过什么正当理由，只用“暮气难鼓”四个字敷衍。但实际情况却是，魏忠贤派爪牙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守锦州，八旗军围攻锦州，向宁远袁崇焕求救，袁崇焕为破除后金“围点打援”企图，没有分散兵力派出援军，刘应坤这些人吓得要死，担心被八旗军包了饺子，所以事后向魏忠贤告状。于是魏忠贤开始嫌弃袁崇焕，对他打击报复。
大敌当前，为了个人恩怨而罢免干练的统帅，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可以说魏忠贤的做法缺乏起码的政治理性，甚至是一种十足的荒谬。
痞子治国，就是任性。魏忠贤一边对功臣爱答不理，一边却对草包马屁精大加提拔，工部主事戴君恩因为善于溜须，被魏忠贤破格提拔为参政道任总监军，可是戴君恩到达战事前线之后，却怯懦不敢迎敌，但即便这样也不耽误升职。因为他惯于钻营，托人向魏忠贤手下的大红人崔呈秀行贿。这招非常奏效，天启六年，戴君恩被任命为太仆寺卿兼浙江按察司佥事。奋勇杀敌的被撤职，怯懦致乱的反而升官。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人事行政常常就是这样一团混乱。
魏忠贤专权时期的政治，反常规的情况经常出现。其中突出一点，就是高官任免频繁，谁上谁下全凭魏忠贤拍脑门子，形同儿戏。
早在魏忠贤专权之初，就对朝中大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天启四年即1624年，内阁中共有七位大学士，而到第二年魏忠贤彻底独裁后的年底，原来的内阁成员中只剩下一个顾秉谦还留在位，其余六人都换了容颜。
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部院大臣的罢免率比正常时期高出了三倍多。这种人事上的频繁变动当然不会是政治安定的表现。
在人事变更超常的同时，魏忠贤政权还有滥委重任的倾向。
六部一院的长官号称“七卿”，在明代政治体制中官位极尊，权极重，除了真职实缺，一般是不轻易授人的。而在天启六年冬，除吏部、刑部仍只一名尚书外，户部尚书有三人，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各四人，工部尚书五人，都御史三人。一朝有二十多位尚书，大大超出了常规。到了魏忠贤政权临近倾覆的时刻，各种添注的、加衔的尚书已经多得不好统计，连同南京系统的官员合计，总数大约有四五十人。这种无聊的官衔猛增现象，其实正是政治混乱的又一种表现。
魏忠贤执政时期，法律也不再管用，他办案抓人，连象征性的司法程序也不屑走，司法根本就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对于魏忠贤一伙来说，国家律条不过是施行暴政的一种工具。用暴政来推行暴政，用十个新的错误来弥补一个旧的错误，似乎是一部分短视的独裁者固有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恶性循环的暴政也足以破坏暴政本身。在魏忠贤专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剧烈冲突，耗掉了它的大部分能量，庞大帝国主要是凭借着惯性继续运行。朝廷外的情况更是一团糟糕。山海关外军事威胁火烧眉毛，陕西连年的天灾逼得人们吃草根树皮，最后发展到吃人。不久这里成了农民起义的发源地，陕北农民终于揭竿而起，一发不可收拾。
可以说，明朝的灭亡，早在魏忠贤独裁700天时已注定。无耻与实用，纵然比道德主义接地气，却是接到了地下塌陷区，是烂到根子里的政治。这种政治，纵然能在没有内外打击的情况下混过一时，但终究会在国家有事时轰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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