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就是掌兵的东林系官员孙承宗。
孙承宗，河北保定人，相貌奇伟，声音浑厚，文武全才，忠烈刚勇，是见证晚明败亡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而后转拜中允。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孙承宗出任应天乡试主考官，因试题上引用了自己的语录而遭到党同伐异的保守同僚忌恨。我们知道，明朝实行保守封建制度，科举考试范围严格限定于四书五经，儒生只能为圣人代言，岂容你自我标榜自由发挥。孙承宗用自己的语录命题，这不是对圣人不敬吗？于是保守官僚们想通过干部考核将孙承宗逐出京师。危难之际，孙承宗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帮助，大学士刘一燝力保孙承宗，孙承宗得以相安无事，从此与东林结下不解之缘。
天启元年即1621年，孙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给皇帝朱由校讲课，相当于准帝师。他讲课通俗易懂，很得朱由校欣赏。这一年，后金入侵辽东，辽东全线吃紧，朝中大臣认为孙承宗知晓兵事，推举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朱由校于是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并兼任东阁大学士。天启二年，广宁惨败，熊廷弼被罢免后，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往辽东决断。朱由校同意了他的请求，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
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亲自镇守关门。扩充军备，整肃军纪，辽东前线面貌焕然一新。天启四年即1624年，就在东林与阉党决战阶段，辽东前线却一片利好，孙承宗威望日盛。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史书评价：“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也就是说，朝廷不再为辽东担惊受怕了，前线相对安定。
因为孙承宗的威望与能力，急于扩张势力的魏忠贤也一直想拉拢他，曾派亲信向孙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孙承宗一声不响，没有任何回应。魏忠贤热脸贴冷屁股，因此忌恨孙承宗。魏忠贤迫害朝中大臣，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驱逐出京时，孙承宗正在巡视蓟州一带，得知东林受迫害，他想为东林人喊冤，但担心上疏皇上未必会亲自阅览，他了解到天启帝要过万寿节，于是以贺寿为由请求入朝，希望面陈意见。
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11月，拥兵数万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
这是不是要“清君侧”？魏忠贤得知此讯非常紧张，在天启帝边上打转，急得直哭。可见，坏人也怕不要命的，如果有人对他动刀动枪，他也害怕。
天启帝对魏忠贤言听计从，不由担心孙承宗此举会出乱子，于是命阁臣拟旨，下了一道措辞十分严厉的圣命：“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没有圣旨，不能私自离开前线阵地，否则严惩不贷，并由兵部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
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虽已到通州，但他最终还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贤此时也得知，孙承宗此行并没有带什么人马，原来是虚惊一场，忠烈之臣，打死也不敢反，于是又把跳出来的心放进了肚子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命令守城部队：如果孙承宗违抗圣命，踏入京城九门一步，就地抓捕！
此刻，留给孙承宗的就两条路：遵旨或造反。
本来，孙承宗此行的目的，就不是兵谏，而是上访告状。是魏公公想多了。不带一兵一卒，这样的一个大帅，有什么筹码和东厂提督乃至皇帝抗衡呢？
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为什么没一个反的？乃至统兵打仗的臣子，也没有敢对皇帝说个“不”字呢？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说一说。
不妨看看东林之前的历史，万历初年，股肱之臣张居正权倾朝野，死后不久即遭清算，20岁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实施抄家，张府遭到灭顶之灾。
我们知道，张居正有六个儿子，大多身居要职，四子张简修任锦衣卫指挥同知，有兵权。但是且看他们在大难临头时的表现。
张家被抄时，因为审讯者严刑拷打，长子张敬修留下绝命书，愤慨自杀；之后，次子和三子被充军；老四被削职为民；老五、老六隐居逃难。
面对皇帝的冤枉，他们没有反抗，更休提造反。
那么，张居正的朝中同盟拥趸们呢？那些昔日围着张居正转的大臣，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反戈一击。
张居正的铁杆盟友冯保，很快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被万历皇帝解除了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毫无反抗力。明朝的太监无论怎么风光，皇帝一旦开口，就什么也不是了。
那么，还有张居正的爱将呢？诸如戚继光。恩相倒了，他为什么不反？
张居正被清算时，手上拥有重兵、驻守在外的戚继光，在做什么呢？按兵不动。不动声色的戚继光，难道他不知道，接下来朝廷要针对的人就是他吗？
朝野上下都知道，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亲信。张居正死了，戚继光无疑在朝中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江陵之后再无江陵，戚继光再也找不到悉心关怀、支持、维护他的朝中大佬。但是，对于倒下的张居正，他却做不到仰天长啸、振臂一呼。此刻，他的境遇，犹如历史学者黄仁宇下的定义：孤独的将领。
是的，他孤掌难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朝是一个君主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专权下的僵化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处于主导地位，武将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沿袭两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设计，保证了皇家政权稳定，没实权的武将很难造反。
我们知道，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很差，这和他们的兵制有很大关系。两宋时期，军队的招兵、统兵、调兵是分离的。宋朝的开国者赵匡胤原本是后周的武将，发动兵变做了皇帝，为了避免别人重演自己的故事，他开创宋后，在军事上搞三权分立。兵部招兵，三衙统兵，枢密院调兵，他们都对皇帝负责，确保兵权在皇帝手上。但是，却不能确保军队强大，更不能保证军事人才辈出。
明朝的情况与宋朝大同小异。明军最多时常备军即有二百万之众，但究其实质，这是一支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明朝的军制实行军户制，即常备军由全国约两百万军户提供兵源，这两百万户人家，每户出一名壮年男子从军，世世代代相因不变。朱元璋当年制定此策，不过是为了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以避免军人拥兵自重的后果。终明朝一世，文官总是以总督或巡抚的高级职位处于冲锋陷阵的武将之上。后来，皇帝甚至派出亲信的太监出任监军，太监指挥武将作战，地位也在武将之上。一个战功显赫的武将，在皇帝眼里，还不如一个只会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如此制度环境下的武将，纵然想反，反得成吗，能有多大作为呢？
也许有人会问，戚继光不是训练了一支戚家军吗？不是很有战斗力吗？
没错，我们知道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是搞了一支新式部队。但是人数不过三千多人，打打倭寇海匪还可以，如果是对抗举国之力，实在不成比例。张居正在世时，戚继光向朝廷建议，把北方各镇的十万名士兵全部交给他训练三年，保证能将他们训练成帝国的劲旅。由于这一计划过于庞大和骇人听闻，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极力反对，未被采纳。虽然张居正批准戚继光把在浙江时所练的二万士兵调到蓟州，这一举措在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明朝仍是罕见的，但戚继光训练出来的这支部队，并没有成为他个人的力量。事实上，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这支被众口一词地称作戚家军的扩充边防军，其实是明政府的正规部队，一直受朝廷的节制。
戚继光的情况，和当年岳飞差不多。岳飞被赵构、秦桧陷害，很多人觉得岳飞不争，为何不反，但没有设想，即便反，反得成吗？根据史料，岳家军号称十万，但只有两万人是岳飞自己拉出来的亲信部队，其他大部分都是官军，是朝廷为作战需要，调拨到岳飞麾下。指望这些将领和部队与岳飞一起造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岳家军造反，首先参与镇压的就是这些官军。
另外，还有三个制度原因，说明岳飞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没经费。岳家军从建立到顶峰，始终没有参与地方的政务与财政，可以说是一支没有根基的队伍，其军费完全控制在中央政权手里。
第二，没统一指挥权。岳家军的大将分别来自各个系统，岳飞对军队的人事权并非有绝对控制力。岳飞曾经一度离开过军队，在老家待过一阵子，但这期间岳家军既没有乱，也没有强烈要求他回来，说明岳家军并非离开岳飞就不行。
第三，没后援。岳飞北伐期间，军队家属都在地方，生活补给全靠地方供应，岳飞被捕后，岳家军根本没有任何大的波动，绝大多数官兵，他们对岳飞的尊重更因为他是朝廷任命的主将，而非个人权威。(www.xing528.com)
故此，岳家军并非岳飞的私人部队，造反很难成功。
在这一点上，戚继光与岳飞，戚家军与岳家军是异曲同工的。何况，戚家军的数量比岳家军少得多。如果戚继光造反，很可能比岳飞死得还惨，而且还要背负叛将反贼的千古骂名。
所以，张居正死后被打倒，不知戚继光是什么滋味，总之他没有起兵，为恩相兴师问罪。不久，“树倒猢狲散”的命运就降临他的头上，伴随着张居正的倒下，戚继光很快也从壮年的辉煌落入晚年的凄凉。以“张党”罪名被罢官，回到蓬莱老家，在家乡度过了两年寂寞悲凉的时光。
明朝的君主制和兵制决定了武将难有大作为，戚继光想做岳飞可以，想做赵匡胤，做梦。即便反，也顶多是第二蓝玉。被绞杀的可能性大过八成。我们看后来明朝的将官，在危机时刻，有向外敌投降的，却没有独立起兵造反的，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名将大帅，君主一出场，他们便唯命是从。
而东林党受迫害，情况也是这样。同党遭难，前方统兵的孙承宗望而却步。比起戚继光来，孙承宗甚至都不算个武将，只是个懂军事能领兵的文臣。这样的臣子，受三纲五常束缚头脑和朝廷掣肘的程度更严重。
我们不妨试想，假如孙承宗继续向北京进发，而且也带着足够人马的话，朝廷后来的局面是否仍会这样惨烈？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对于像孙承宗这样的文臣，难以想象他能做出抗旨不遵的事情来。儒家忠君思想和兵制上的束缚，令孙承宗这样的儒将早已断了反抗朝廷的血性之脉。
当时朝廷上下都已知道，魏忠贤控制着天启帝及朝廷上下，自然也应该明白圣旨中难免掺了魏忠贤的水分，甚至有些圣旨就是魏忠贤本人的意思，但奇怪的是，残留的东林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质疑，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抱着只要是圣旨就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信念。或许也正是如此，魏忠贤便能如此狐假虎威，为所欲为。
孙承宗回到驻地之后，耳听着东林血案酿成却无力回天，与张居正一倒戚继光亦倒一样，不久，朝廷的弹劾便开始指向了他。魏忠贤两大马仔崔呈秀和徐大化分别上疏，说孙承宗有狼子野心，客氏的亲随御马监涂文辅也前来助阵，说孙承宗结党营私，是很多不法之徒的总后台。
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10月，孙承宗愤而辞职。
去掉了兵变之患，又清除了东林后七君子之后，魏忠贤对东林党斩尽杀绝，进入最后阶段——捣毁东林书院。
曾经是天下读书人圣地，云者万人之众的东林书院一夜之间化为一片废墟。这还不算，魏忠贤对书院已经达到恨屋及乌的状态，对全国书院下达封杀令，下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
此时，魏忠贤把所有的仇人都想起来了，疯狂报复。
“三宫案”中表现突出的东林“漏网之鱼”，一并由此遭到清算。
“梃击案”中主审，刑部主事王之寀，此时已是刑部右侍郎，但是仍未能幸免遭害。他不是搞个《复仇疏》吗？这会儿阉党给他来了个反复仇。魏忠贤指示党羽竭力诋毁王之寀，王之寀被革职。之后又被划入汪文言案（六君子前案）。魏党诬指王之寀敲诈郑贵妃的弟弟、国舅郑国泰两万两黄金，逮王之寀下狱，最后王之寀与东林六君一样惨死于狱中。
“梃击案”中上疏发难郑贵妃姐弟的言官何士晋，此时已是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但也无法抗衡魏党势力，遭魏党诬陷被革职，不久忧愤而死。
“红丸案”中指责浙党内阁的礼部尚书孙慎行，在魏党撰写的《三朝要典》中，被指为罪魁祸首，魏忠贤唆使天启帝下诏，将孙慎行发配西北边陲宁夏。
就连魏忠贤讲和不成的东林温和派韩爌，也遭到魏忠贤的报复，魏忠贤传圣旨“责爌独霸内阁，其他名臣形同伴食”。说这个老家伙独霸内阁，把其他阁臣都当自己随从，图谋不轨。韩爌遭此弹劾很害怕，便上疏退休。魏忠贤并不罢休，借口他事，诬陷韩爌贪赃白银二千两，韩爌只得出卖田宅和向亲友借贷，偿还了所谓“赃银”，以致无处栖身而居于先人墓地，落魄到只能在坟边落脚了。
《明史》用了八个字来形容“东林党”当时惨状：“累累相接，骈首就诛。”也就是说，东林党人遭到灭顶之灾，一排排骨干头领悉数被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东林党蒙难之际，齐、楚、浙诸党趁火打劫，靠拢魏忠贤，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兴起党狱，并推波助澜，合力编造黑名单，除《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之外，又加《雷平录》《剃裨录》《蝇蚋录》《蝗蝻录》四册，合称“东林七录”，凡列名者，活着的开除公职，死了的追夺功名。协助魏忠贤，意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这种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们就是一群蝇营狗苟、唯利是图的利益集团，争的就是名利，与道义无关。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无法与东林相提并论，也无法形成东林党人般的历史影响力。
魏忠贤捣毁东林书院后，朝中东林党势力被魏党彻底消灭，朝廷要员全部换上阉党成员，可谓善类一空。然后，魏忠贤令阁员会修《三朝要典》，将东林党定性为邪党，将东林人所涉三大案重新理论定调。
说到修史，这历来是封建王朝夺权者掌权之后的一贯伎俩。明朝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诸如，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取代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成为永乐大帝之后，就让大才子解缙给他重修了明史重要文献《太祖实录》，让解缙为自己证明他出身正统，代表正义。
解才子对朱棣的意思心领神会，对《太祖实录》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增删。历史上叔叔篡位变成了有道伐无道的正义之战。披上了血统和正义美丽外衣的新版《太祖实录》呈送朱棣后，朱棣非常满意，对解缙加官晋爵，解才子由此而成永乐初年皇帝的第一宠臣。
话说回来。魏忠贤手下虽然没有解缙这样的大才子，但是找几个应景的理论家，那也是绰绰有余。在理论造势上，阉党干将霍维华发挥了骨干作用，与阉党大员顾秉谦、冯铨一同出任《三朝要典》总裁官，也就是总编辑。编撰过程中，他们极力诋毁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周嘉谟、王之宷、杨涟、左光斗诸东林大臣，谄媚颂扬阉党群僚。此外，霍维华还请求重修《光宗实录》，并要求史馆为魏忠贤立传。昏庸的天启帝竟一一准奏。
变节求荣的霍维华，通过篡改历史，得到了他想要的高官厚禄，天启六年升任兵部右侍郎主持部事，之后再升右都御史，代理兵部尚书行侍郎职权，加太子太保衔，儿子亦被封为锦衣千户。
经过魏忠贤理论干将重新修订的实录与要典，面目全非。
关于“梃击案”，他们是这样评述的：“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万历帝），有负先帝（泰昌帝）。”说东林党利用此案挑拨皇帝父子关系，愧对先帝托孤之恩。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泰昌帝）驾崩不得善终。”说东林党人竟然将光宗之死，瞎猜为不得好死。大逆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说那是杨涟这帮人勾结太监王安，危言耸听，意在邀功求赏。
结论是：东林人不是有功之臣，而是三案罪魁祸首，将他们绳之以法，是他们罪有应得。
关于“三宫案”，我们在前面几讲都分别讲过了，东林党人的表现，总的来说算得上是忠君为国，但是经过《三朝要典》这么一编排，这么一翻案处理，东林党人统统变成了“三宫案”的反派了。
治罪，清洗，定调。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后的魏忠贤终于松了口气。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公元1626年即天启六年九月。打败了东林党的魏忠贤总揽朝内外一切大权，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俨然已成名副其实的“代皇帝”。这一年虽然还叫天启年，但实际上却进入了货真价实的魏忠贤独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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