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阎王”许显纯再次上场后，令狱卒对“东林六君子”施行“五刑伺候”。
什么是“五刑伺候”？
“五刑”又叫“全刑”，就是五种刑具全上。哪五种刑具呢？
第一种叫械，就是我们在古装戏里常见的那个披枷戴锁，用以铐住犯人的头颅。第二种叫镣，用铁铸成，戴在犯人的脚上，现在所说的锒铛入狱，锒铛就是指这种铁镣。第三种叫棍。第四种刑具叫拶，是专夹犯人十根指头的刑具，两头用绳拉紧，稍稍用劲，受刑人手指就立刻血肉模糊。第五种刑具叫夹棍，用刑时将受刑人的脚放进去，只需敲击一下，受刑人的小腿马上骨折。所谓“全刑”就是使足五种刑具，对犯人进行夹、拶、棍、杠、敲。
明代笔记小说《诏狱惨言》描述了东林六君子遭受全刑的惨景：
活阎王许显纯与东林六君子曾经同朝为臣，但是他对昔日这些同僚，没有丝毫的人性和怜悯之心，每次过堂，他就让这六个人披枷戴锁，跪成一排。而且扒去他们的衣服，裸体受刑。在刑讯逼供的时候，他采取车轮战，让打手三班倒，一班打累了另一班接着打，这班累了再换下一班，就这样搞疲劳战。结果十天之后，“东林六君子”别说站立了，跪都跪不住了，每次过堂都是被人架着拖出来，他们“浓血如染，一步一忍痛，声甚楚酸”。东林六君子被打得浑身上下和血葫芦一样，每走一步都要呻吟一声，声音很是凄惨。到堂上“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到了堂上他们想为自己辩解，有心抬头说话却说不出话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伏地若死人”，趴在地上就像死人一样。
鲁迅先生提及中国人很强的奴性成因，就认为和封建王朝的一项“育民”手段有关，那就是酷刑。此论虽然有些片面，但也不无道理。回顾中国历史，酷刑史可谓源远流长。各种酷刑五花八门，足以打破现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相对宽仁的宋朝，凌迟、腰斩也一应俱全。南宋笔记《朝野遗记》记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就是被“拉肋”酷刑处死的。什么是拉肋？就是两个狱卒外扯犯人两个臂膀，然后行刑人用利器猛击犯人肋部，刺穿心肺而亡。
“文明的宋朝”刑罚尚如此残忍，何况以严刑酷法立国的大明？
笔者曾“观光”过明代遗址山西洪洞县衙牢房。传说那里曾关押过明代白话小说《苏三起解》中的女主人公苏三。那里会告诉你“牢房”为什么也叫“牢笼”——因为牢内从地面到屋顶不到一米高，人在那里永远站不起来，关在那里生不如死。一旦你到那些地方，你就明白了古代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奴顺，残忍的刑罚，不仅吓唬住了百姓，也极易摧垮政治对手的抵抗意志。
推行重典治国的大明王朝，就是这么驯服亿万臣民的，有多少血肉之躯，能抵住如此非人折磨？
“东林六君子”虽然铁骨铮铮，但也是人。在酷刑折磨下，他们居然招了。
难道他们真的受贿了吗？
并非如此，而是保命策略，先招供、后翻供，这是左光斗的主意。
本来杨涟这些人是决心坚持到底的，死也不招，不接受这不白之冤，但是左光斗说了，这里是阉党特务的黑牢，如果我们坚持不招的话，魏忠贤这帮爪牙，就有可能将我们活活打死，我们就白白死了，不值啊。不如我们先招了，因为按照大明律有这样的规定，一旦犯人招供，犯人就要被移交法司，那么我们走出了阉党黑房，或许还有伸冤的机会。
其他五个人一听有理，于是就接受了左光斗的建议：招供，承认了受贿罪。
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
魏忠贤对“东林六君子”的诈降、假招供早有心理准备——
东林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按照大明律，还有这样一个规定：追比。一旦承认了收受贿赂，那么审判官就要合法地追赃了，而且还可以合理地用刑拷打，每隔五天就可以拷打一次，逼你退赃，定出下一次交赃款的时间，如果到期还交不上呢？加剧用刑。
所以，“东林六君子”假招供诈降，反倒中了魏忠贤的招了，他给东林六君来个将计就计，你不是承认受贿了吗？退钱吧！命令爪牙加剧用刑毒打六君子，逼他们退赃。
这六君子两袖清风，都是廉吏清官，哪有什么几千几万两银子，没有这些私产。但如果不退赃呢？那必然被打死。如果退赃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起初，六君子还抱有一线生机，家人们也是尽力奔走，凑足所谓赃款。左光斗曾任过巡城的御史，和地方百姓的关系非常好，百姓听说左大人受难，发动了募捐，一时间就凑了几千两银子。杨涟的情况也与此大同小异，父老乡亲慷慨解囊，杨涟的八旬老母和妻儿，把房子都卖了，搬到谯楼上去住，然后给杨涟凑了四千两银子。谯楼就是那种城墙上的、暂时栖息的小楼阁。虽然百姓、家人慷慨解囊，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穷人啊，凑了几千两，离两万两，两人一共四万两，还是有不小的距离。
面对这几千两白花花的所谓赃银，许显纯问主子魏忠贤：怎么处理这些赃银，要不要上缴国库呢？
魏忠贤回答得很干脆：交什么国库，大头归我，小头赏你们了。
一边拷打着敌人，一边花着敌人的钱，魏忠贤心情大好。
天启五年七月，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受尽酷刑的杨涟，已经是须眉尽白、体无完肤了，就是眉毛、胡子全白了，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
《诏狱惨言》记录：公元1625年即天启五年七月十五日，是杨涟五十四岁生日。一大早，左光斗等五位患难知己向杨涟拱手庆生。杨涟苦笑了笑，让狱卒拿来一大碗凉水咕噜咕噜吞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重伤之人若饮生凉水，无异饮鸩，相当于服毒了，会加剧内伤。目睹杨涟此举，五位狱友惊愕不已，杨涟则坦然说：“魏阉将我等逮入诏狱，就没有打算让我们活着出去。一旦赃银追齐之日，便是我等毙命之时。我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喝凉水只求速死。”
应该说，此时的杨涟倒是十分清醒。听他这一席话，五人无不掩面唏嘘。
果然，这一天许显纯受魏忠贤指示，送给杨涟的生日礼物是“全刑”。
据清代学者陈鼎编撰的《东林列传》描述，在受刑之前，杨涟把家人招呼过来，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吾儿，从速回去。切记！往后万莫再读书，当以我为戒。”
杨涟嘱咐儿子，说你们现在都回老家去，好生服侍我的老母、你们的老奶奶，记住我的话，再不要读书为官了，都学着种田去。
这番话看似平淡，其实惨痛至极，到了这般天地，杨涟似乎明白了：自己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最后却被大文盲魏忠贤整得家破人亡，这样的世道读书有什么用，道德文章救不了腐朽王朝！
杨涟的“读书无用”遗言，是一个知识分子败给文盲后的悲怆反思。
我们知道，读书识字，在明朝不仅是入仕的必需，而且也是地位的象征。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伊始，明确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忌惮宦官乱政，因而从文化水平上将太监固化在底层。基于太祖遗训，明朝前期宦官地位很低，根本不能与那些文化人——科举起家的士大夫相提并论。
然而，到了中晚期情况起了变化，太监不仅有了内书堂可以读书，而且即便没文化的太监也并不影响他们参政议政，甚至代行皇权。因为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无能，没有执政能力，所以王直、刘瑾、魏忠贤这样的权宦纷纷冒了出来，成为“代皇帝”。就拿打倒杨涟的魏忠贤而言，他是个地道文盲，以皇帝玩伴起家，从万人之下爬到万人之上。虽然魏忠贤不识字，但他在与东林党人的斗争中不处下风，因为他牢牢抓住了皇帝朱由校这个靠山，在此前反复强调过：他与东林人拼的不是才学，而是与皇帝的距离。
当然，东林党人曾经离皇帝也不远，魏忠贤是朱由校的玩伴，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原是朱由校老爹泰昌帝朱常洛的伴读，泰昌帝死后，左光斗秉承正统，与知识分子群东林党一起拥朱由校为帝，打掉了后党拥立的接班人，成为护驾大臣，功劳不可谓不大，但在皇帝朱由校心中，还是不如玩伴魏忠贤的分量重。
由此可见，陪读不如陪玩。魏忠贤淘汰杨涟，与知识无关，与手段有关，是手段决定脑袋的结果。显然，这是官场一种逆淘汰，这个结果虽令人深感悲哀，但在那样一个皇权至上、知识乃权力偏房的黑暗年代，亦在“情理之中”。
话说回来。随着捐款数量增多，魏忠贤感到有一丝不妙，一旦所谓赃银凑足了，那么他们是必须要将犯人移送刑部的，刑部如果看见六君子被打得不成人形，一旦翻案，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呢？(www.xing528.com)
魏忠贤阴险的秉性又显露出来了，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催命判官许显纯，先将六君子为首的三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在狱中秘密处决。
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刽子手动手了。
史书《碧血录》记述，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了一封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血书：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春风，于我何有哉！
杨涟这封血书写的什么意思呢？
说我杨涟今天要死在他们手里了，想我这一生忠君报国，疾恶如仇，最后却落得到这步田地。事到如今，我就是想把这条命报答朝廷了。不希望我死之后，我的妻儿老小围着我哭泣。作为顾命大臣，我时刻牢记孔子的这句话，所谓托孤之恩，被托孤的大臣，是不能失去大义节操的，执此一念，我就可以有脸面见先帝和大明王朝的列祖列宗了。所以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要大笑、大笑，还大笑，对我刀砍斧剁，就像剁在春风上一样，能奈我何！
那么，杨涟为什么不怕死呢？
因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真节士。杨涟的无畏，源自于对信仰的执着与忠诚。
探究杨涟内心深处的信仰，就是血书所言的儒家教义：忠君报国。这与前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脉相承。作为儒家正统士大夫，杨涟愿为自己的信仰而舍生取义。真节士即真死士，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以此观杨涟面对死刑的泰然就顺理成章了。
杨涟的这封血书，真情悲壮，催人泪下，就是铁石心肠看了也会为之动容。但是，有两个人却无动于衷。
这两个人是谁？
就是决定杨涟生死的两个人。一个是皇帝朱由校，没机会看到这封血书。另一个就是魏忠贤，魔鬼心肠，无动于衷。他恨死了东林党，一定要杨涟死。
所以，杨涟在人生的最后时光，只能一边蘸血写遗书，一边和他的两位狱友，走向行刑间。《碧血录》记载，杨涟被执行死刑的方式非常残忍——
刽子手“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刽子手用土袋子压住杨涟的身体，令他动弹不得，然后用一颗大铁钉，贯穿杨涟的双耳，其间活阎王许显纯见杨涟还有气息，又命刽子手拿一颗大铁钉，从杨涟的额头钉入，杨涟就这样气绝身亡。
杨涟死后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杨涟死后尸首已经碎了，装殓不了，只能以血衣收殓在棺材里。
左光斗、魏大中，也同样遭受了酷刑处决，他们死后“血肉模糊，已无人形”。
杨涟死时五十四岁，左光斗五十一岁，魏大中五十岁，都是知天命之年。
“东林六君子”剩下三人，魏忠贤也并未心慈手软，一个月之后，袁化中、周朝瑞相继在狱中被折磨致死。顾大章是这六君子当中，唯一从诏狱走出来的人，他被魏忠贤象征性地走了司法程序，送往刑部，而后又提回诏狱，再回阎罗殿的顾大章知道，阉党不会留下一个活口，随后在狱中上吊自杀。
所幸，他在走出诏狱的短暂时光，将杨涟的那封血书带了出来，传给家人，六君子的血案真相，才得以告白天下。
史书《先拨志始》描述，六君子肉体被消灭之后，刽子手用利刃将他们的喉骨剔削出来，各自密封在一个小盒内，送给魏忠贤亲验。魏忠贤下令，将六君子的喉骨烧化成灰，与阉党们下酒吞服。
东林言官的喉舌之利，至此化为灰烬。
说到这里，还要提一下“东林六君子案”的导火索、“辽案”主角熊廷弼的结局。杨涟等被捕下狱遭到杀害后，魏忠贤指令手下尽早杀掉熊廷弼，以绝后患。他的党羽就迎合他的意思，魏忠贤重要幕僚冯铨与熊廷弼素来不合，于是就趁火打劫。一次，冯铨与顾秉谦等在讲筵上侍讲，也就是给皇帝朱由校讲课，其间借机拿出集市上刊印的《辽东传》向朱由校诬告说：“这是熊廷弼自己写的，是他想为自己开脱罪名。”
朱由校一听非常恼火，这不是反贼之举吗？
于是在天启五年八月，朱由校下旨处死熊廷弼，并让魏忠贤传旨，将熊廷弼的首级在北方九处军镇辗转示众。这就是最严酷的“传首九边”。
即便如此，魏忠贤还不罢休，说熊廷弼侵吞军费，矫诏命令严加追赃，将熊廷弼家全部资财查抄，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也被逼自杀身亡。
而广宁惨败的第一责任人王化贞，却因为及时调转方向，投靠魏忠贤，做了阉党打击熊廷弼及东林党的“污点证人”，而得到魏忠贤庇护，一时间没事了。
出于义愤，当时有不少正直的大臣出来为“东林六君子”和熊廷弼鸣不平。
武弁蒋应阳，为熊廷弼喊冤。太仓人孙文豸作《步天歌》，悼念东林人和熊廷弼。中书官吴怀贤，拿到一份杨涟上书回家读，为之拍案叫好……
结果，均遭魏忠贤无情打压。蒋应阳被立即处死。孙文豸被以诽谤罪处斩。吴怀贤遭家奴举报，被打死抄家。
阉党之酷，可见一斑。
魏忠贤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发指。甚至在他的党羽中，也有人觉得太过分了。像魏广微，起“杨左”之狱时他开始也积极参与，但当他看到诏狱连连杀人时，心中不安，便上疏给天启皇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杨涟等人尽管是有罪之人，但从前也是朝廷命官。即使赃私之事确实，也应转付法司，依据律令定罪，而不应该令镇抚司如此严刑追比。”
自打败东林人后，魏忠贤摄政已经明火执仗，朝中大臣所有上疏均要过他的手，给皇帝上疏其实就是给魏忠贤提意见。魏广微这种良心发现式的建议，魏忠贤自然很不爱听，而且很生气。结果魏广微失宠，不久就被罢了官。
可见，魏忠贤的爪牙虽大多是恶人，但恶人之中，也有大恶、小恶之分，趋炎附势之徒中，也有稍善之人。其作恶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异。魏广微就是小恶之人，良心虽泯，尚存善念，没有坏到底。但这样不彻底的恶人，必然不为魏忠贤所容。当魏广微劝诫魏忠贤，说：差不多了。而魏忠贤却认为：差远了。打击东林党才刚刚开始。于是，不够坏的魏广微很快被阉党扫地出门。
赶走魏广微后，魏忠贤拟旨，以天启帝口吻说了这样一段话：“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不大相侔。”
这话传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即祖宗之制刚刚恢复，尧舜之治也将拉开帷幕，你们却说什么适可而止，这怎么行！
显然，不恶则已、一恶到底的魏忠贤决心继续恶下去，他要把得罪过他的东林人，一个个打入十八层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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