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在天启四年拉开大幕。
经过短暂的准备，东林党人吹响了大举进攻的号角。
正月，御史李应升以“内操”之事，先后上疏天启皇帝，弹劾魏忠贤，指责魏“滥设内操，滥用酷刑，请罢魏忠贤管东厂职”。
然而，上疏一去不返，石沉大海。
东林党人毫不气馁，你方唱罢我登场，上疏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奏章是此起彼伏——
给事中霍守典弹劾魏忠贤“乞祠额”，也就是魏忠贤自我要求进入大明“名人堂”、给自己树碑立传。霍守典指责魏忠贤：这是“不义之举”，要求天启皇帝撤销给予魏忠贤的不合礼仪的“非分之誉”。
御史刘廷佐状告魏忠贤“滥荫”，也就是胡乱封官许愿、卖官鬻爵，加官晋爵如同儿戏，把大明政坛搞得乌烟瘴气。
给事中沈惟炳弹劾魏忠贤“立枷”，所谓“立枷”，是明朝发明的一种残酷刑具，常用于处死钦定的案犯，犯人只能站不能坐。沈惟炳指责魏忠贤私设刑具，“矫旨诘责”，也就是假传圣旨，用残酷的刑具惩罚自己的政敌。
“倒魏”提案一个接一个，但皇上那边没有任何回应，渺无音讯。
就这样，连攻半年不下。
形势不等人，在这种情况下，垫场赛结束，主战场开战。
六月，东林中坚力量上场。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联合书写奏章，弹劾魏忠贤。
杨涟、左光斗在上奏之前，也有人提醒他们，不要低估了魏忠贤这个家伙的还手能力，但杨涟不以为然。据《东林列传》描述，杨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让后人笑话，满朝之上竟无一个男儿。
杨涟、左光斗的这部联合奏章，将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整理成《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
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拨之幽贱，宠以恩礼。原名进忠，改命今名。岂非欲顾名思义，忠不敢为奸，贤不敢为恶哉？乃初谬为小忠小信以幸恩，既而敢为大奸大恶以乱班。自忠贤擅权，旨意皆出传奉。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大罪一也。
旧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忠贤交通孙杰论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壮年登极，一月宾天。执春秋讨贼之义者，礼臣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宪臣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何亲于乱贼，仇于忠义？大罪三也。
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徒，清修如鹤。忠贤一则辱而迫之去，一则陷之削籍去。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也。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忠贤用羽翼之奸，致一时名贤不安位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也。
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旨尽令降斥。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饶。大罪七也。
然犹曰外廷之臣子也。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生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权谋之私，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也。
犹曰无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贤以抗不附己，矫旨特令自尽，不令一见皇上之面。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也。
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坠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皇上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在青宫四十年，护持孤危者，仅王安一人耳。而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于南海子。身首异处，肉饱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奴与皇上之老犬马，略无顾忌也。其余内臣擅逐者，不知数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今日讨奖赏，明日讨祠额。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廷规制，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也。
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自，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卿等，及外甥野子傅应星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不知忠贤有何军功？有何相业？甚亵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
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枷死皇亲数命矣。其扳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若非阁臣力有护持，言官急为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也。
良乡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死矣。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也。
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则付之有司，大则付之抚按学院足矣。而径拿黑狱，三次拷掠，身无完肤。以皇上右文重道，而忠贤草菅士命。大罪十六也。
未也，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致士朴卒困顿以去。以中宫之尊大得矣，而朝廷何可有此名也。大罪十七也。
未也，且将开罗织之毒于缙绅矣。北镇抚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贤竟逐之去。于是张忠贤之威焰得矣，而国脉何可崇此蕴毒？大罪十八也。
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丝纶矣。科臣魏大忠到任，已奉明旨，忽传旨诘责。及科臣回话，无论玩弄言官于股掌，又煌煌无语，提起放倒，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
最可异者，东厂原以查奸细，非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快恩仇，行倾陷。片语违忤，则驾帖立下。如近日之拿中书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令阁知，不理阁救。当年西厂汪直之僭，恐未足语此。大罪二十也。
尤可骇者，东厂缉访何事？前韩宗功潜入长安打点，实往来忠贤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功奸细事成，不知九门内外生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谋同奸细，创立内操，复倾财厚与之交纳，不知意欲何为。大罪二十二也。
近日忠贤进香涿州，铁骑之簇拥如云，蟒玉之趋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想亦恨在一人下耳。大罪二十三也。(www.xing528.com)
忠贤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忠贤不自畏罪请死，且闻进有傲色，退有怨言。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虎兕于肘腋间乎？大罪二十四也。
这二十四条罪状，可以归纳为四宗大罪。
第一宗大罪，大罪之首就是乱政。破坏朝廷票拟制度。
什么是内阁票拟制度呢？
这是明朝中后期形成的，一个批阅奏章的制度。内阁大臣替皇帝草拟批阅奏章意见，写在一个小票上，然后呈送皇帝，如果皇帝同意这个意见，就让有文化的太监拿着朱笔抄上去，这叫批红。如果不同意大臣的意见，就把小票退回去，这叫改票。由于天启皇帝对魏忠贤非常信任，放手使用，所以此时的魏忠贤刚愎自用，他既不问皇帝的意见，也不看大臣的小票，干脆自己处理了。所以内阁票拟制度形同虚设，没用了。
第二宗罪是什么呢？
害人。杨涟在奏章中，一一列举了魏忠贤迫害老臣，控制朝政的种种行径，并且指出魏忠贤与客印月客氏勾结，祸乱后宫。
那第三宗大罪是什么呢？欺君。杨涟在奏章中说魏忠贤的所作所为，让朝廷内外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还有皇帝，甚至都城内外也只知有魏忠贤，不知道还有一个天子的存在。
最致命的是第四宗罪——谋逆。
杨涟指出，魏忠贤正在把东厂、锦衣卫这些特务组织，变成自己的特种部队、魏家军，对此杨涟还举出实例。说有一次魏忠贤到涿州去上香，一路上前呼后拥，方圆百姓都要回避，而且是黄土垫道，大家以为是皇帝大驾光临了、皇帝出巡了，没想到是个太监，摆这么大的排场。
在奏章的结尾处，杨涟将魏忠贤比喻为乱臣贼子，说对这样的乱臣贼子，就是一寸一寸地割肉，也不足以抵消他的罪恶。杨涟、左光斗要求天启皇帝出来亲临朝政、整顿朝纲，解决“客魏”问题。
由上面奏章我们可以看出，杨涟、左光斗在奏章中，提出的任何一条罪状，都可将魏忠贤和客氏置于死地，他们与阉党的党争，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庸俗意义上的党争，而确实含有正义与邪恶较量的意味。东林党人就是想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可以说，这一次东林党人发动的朝堂战争，使他们再一次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所以杨涟的奏章在未呈交给皇帝之前，便在百官中传开了，激起共鸣。甚至一些不属于东林系的官员，出于正义感也纷纷附和。
所谓羊群领路靠头羊，大臣们纷纷跟进，一时不下百余疏，弹劾魏忠贤。
东林六君子之一、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在奏章中写道：“魏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视大臣如奴隶，斥言官若孤雏，杀内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人神共愤。”袁化中这奏章怒斥魏忠贤，说他把整个大明的政坛搞得乌烟瘴气，他作威作福，将朝中大臣当作自己的家奴一般，骂言官就像骂一个小鸡仔儿，杀内外廷的大臣，就像碾死一个臭虫，已经激起了人神共愤。
这一年的六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
得知此消息后的魏忠贤，一时也被东林党人的这种气势吓住了。东林党人来势凶猛。他急忙找人调解、想妥协讲和。
那么，他找的人是谁，东林党人会不会和他讲和呢？
魏忠贤找的这个人，是内阁重臣、次辅韩爌。
韩爌，山西永济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历官庶吉士、少詹事，东宫讲官。万历四十五年，升任礼部右侍郎。泰昌元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为什么找他调停呢？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韩爌是东林党人，与东林同僚能说上话。第二个原因，韩爌是东林党人中的温和派，不像东林先锋那么激进，处事比较温和，朝堂评价韩爌：老成持重，能够以大局为重。所以，魏忠贤想通过他，向东林党人讲和。
此时韩爌的表现如何呢？
《明史》记载：“忠贤颇惧，求援于爌。爌不应。”这个韩爌拒绝了魏忠贤的求和请求。韩爌向魏忠贤表示：爱莫能助，这事儿办不了。
那么，为什么魏忠贤讲和，东林人不肯罢战呢？
因为此时的东林人，以为胜券在握了，一定要除恶务尽。不料，这一次他们还是低估了对手的还手能力。尤其是躲在魏忠贤身后的客氏的能量，可以说，这老客才是大明天启年间的武则天。
当魏忠贤和客氏一起遭到东林人的攻击时，她没有慌，而是和魏忠贤密谋，如何打好皇帝这张牌，反制东林。面对山呼海啸的奏章，他们马上采取了应急预案，阻塞通道，切断大臣与皇帝的联系。
应该说杨涟他们对此也是有预料的，杨涟的奏章并没有直接按常规上交，而是等皇帝上朝直接面陈，但是魏忠贤拉住皇帝不上朝，根本没给杨涟这个机会，情急之下，杨涟改由特殊通道——会极门投帖。因为明朝有这样一项规定，大臣凡是有急事要奏禀皇上，可直接由会极门投送，值班的太监拿到奏折之后，要马上送往皇帝，耽误者严惩不贷。
杨涟以为，这个“特快专递”，会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但这一次，再次显示了东林党人的书生气。想不到自己的对手根本不按常规出牌。魏忠贤早已把“快递员”换成了自己的人，结果奏折还是让他截获了，压下了。
由此可见，在东林党人和魏忠贤的一守一攻当中，魏忠贤已经赢得时间了，力保“球门不失”。
不得不承认，杨涟等东林君子勇气可嘉，但是他们在与魏忠贤斗争的手段上，犯下三个严重错误：一是轻敌，没看得起“移宫案”中的那个昔日手下败将；二是失联，没有“移宫案”中王安那样的太监作内应；三是最致命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东林党人决战魏忠贤的手段，归纳起来就两个字：告状。
如此，就像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样，命运当然也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裁判——天启皇帝手里。
我们在此试想一下，如果东林人像“移宫案”那样，采取实际行动——闯宫，或者联合倾向东林的将领对魏忠贤来个斩杀手段，先斩后奏，然后再向皇帝陈述罪状，生米做成熟饭，成功的概率会不会高些呢？
而东林人只知一味上书，是把胜算压在皇帝身上和口舌之争上，对于魏忠贤这样的“机变”与“厚黑”非常对手，已经失去了先机和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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