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才是不是东林党人？
这个不忙确定，但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东林党的历史而言，他是一道分水岭。没有他，东林的阵势是摆不出来的，甚至无法集结成党。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东林书院和东林党是两个概念，而把二者串起来的链条，就是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陕西西安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大理寺少卿等职，最高实职是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右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官，而总督漕运这个职务是统管全国河道、督促地方向京师运送粮食的要职，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所以在历朝都是炙手可热的肥差。
李三才在任上威风八面，这不仅与他的权力有关，更与他的性情相关。他的性格特点主要就是率性，仗义疏财，敢说敢干。这在奉行“清慎独”的明代官场，绝对属于异类，所以声名鹊起。
李三才在民间和朝廷得到的是两面相左的评价，朝廷很多官僚认为他大奸似忠，民间却把他视为青天楷模。
作为大员，李三才干了哪些得民心的事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对国家收矿税，打击矿监，和皇帝唱对台戏。
这个矿税矿监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这里，就得提到此时明朝的最高领导人，万历皇帝了。此人执政48年，创下了大明皇帝执政时间最长纪录，但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烂摊子。其中烂摊子之一，就是税收黑洞。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敛财的皇帝，而且特别抠门，善于捞钱，舍不得花钱。他信任的干部，也多半是宦官。只要他缺钱，就派宦官下去向百姓劫夺，贪官污吏、地方豪绅也趁火打劫，弄得民不聊生。为害最烈者，莫过于强征矿税。
关于万历皇帝强征矿税，说来还有一番掌故。那是因为一场大火。公元1596年即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犯难：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不知是太监还是大臣出的主意，反正最后万历拿出的办法是：增强税收。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内帑。
说干就干。在捞钱上，慵懒的皇帝倒是很有效率的。公元1596年，即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派出太监充任矿税监，先在京畿地区开矿，很快又命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地开采，榨取钱财，用来充作营修乾清、坤宁诸殿的费用。太监分赴各地，招收当地无赖地痞为协管，这些爪牙胡作非为，搞得民不聊生，各地怨声载道。说白了，名义上矿税是一项新增的税收，实际就是以开矿为名，行掠夺之实。
如此税收造成了什么后果？明朝笔记《金陵琐事》记述，在矿税繁兴的时候，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万历二十八年，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有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
可见，这是不折不扣的死亡税率。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恶果，但是却肥了皇帝和另一伙人。这伙人就是派往各地的矿监宦官。
《明史记事本末》对宦官矿监做了一番大意如此的评述：开始是皇帝要征矿税而派设宦官矿监，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因为这些宦官富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所以他们比皇帝还愿意搞这项税收，这就是矿税不易废除的原因。
作为巡视各地的监察官员，李三才早就看到了这个弊端，他对矿监没一点好感，并在职权范围内打击他们。史料记载，李三才任上“以折税监得民心”。因为打击矿监减轻民间税收负担，所以深得民心，以至于江南商民奉之为拯救黎民百姓的活菩萨，集资给李三才建了生祠。
李三才不仅打压矿监宦官，还大胆直言给皇帝提意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给万历皇帝所上的“罢矿税三疏”。三疏言辞非常激烈。他说：“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万民之主，不但不给他们衣穿，却把他们的衣裳夺去；不但不给他们饭吃，却把他们吃的也夺去！征税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多如牛毛。今天某矿得银若干，明天又加征银若干；今天某税得银若干，明天某项税收又加征银若干；今天某官员因阻挠开矿而被逮捕，明天某官以怠惰矿税而被罢官。上下相争，唯利是图。太监四布各处，加上无赖亡命之徒，如一群群虎狼，为害百姓。在湖南，太监指使爪牙，沿途不惜掘百姓坟墓，直至掘到矿为止！皇上爱珠玉之宝，百姓只爱温饱；皇上爱万世，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和小孩。为什么皇上只想黄金堆成山，而不让百姓有糠秕升斗的点滴储积？看看以往的记载，朝廷有过这样的政令、天下有过这般悲惨的景象而不大乱的吗？”
李三才甚至矛头直指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恶政太多，其根源就在皇帝玩物丧志，一心敛财。
这不仅是追究被派遣的宦官责任，而且还是追究派遣他们的万历皇帝自身的责任。大臣上书对皇帝进行如此申斥甚至责骂，这在绝对君主专制的时代里，是不多见的。可见李三才之胆。如此大胆上书，等于为民请命，自然李三才赢得了民间喝彩，在读书人和民众中，他声誉震天。
万历三十七年，内阁缺人，李三才进位呼声最高。
但是，遭到了群僚反对。朝廷中宣、昆、齐、浙等各党均发出不同声音。浙党干将、工部郎中邵辅忠参论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以直，实际上是一个贪婪、虚伪、阴险、霸道的小人。余党纷纷跟进弹劾，火力很猛。
关键时刻，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力挺李三才，他就是“东林先生”顾宪成。
顾宪成给内阁上书，例举了李三才“德能勤绩”四大优点，说这样的人国家不用，还用什么样的人？
那么，作为在野的士表，顾宪成出来替李三才说话，到底是出于一己之私，还是仗义执言？他和李三才是什么关系呢？
史料显示，作为地方大员，李三才始终不以东林人士自居，也不认为自己和顾宪成在一个党内。但事实上，他和顾宪成私交很久，与“东林三老”另两人赵南星、邹元标也一直交往甚密，惺惺相惜。
早年，李三才与顾宪成曾在京城中央政府同一个部门中任职，并且同住一舍。我们前面说了，李三才是万历二年进士，不久成为户部主事，而比之晚六年中进士的顾宪成在吏部研修之后，不久也到户部，做到了户部主事。二人其间曾一起参与了《万历会计录》的编纂。(www.xing528.com)
李三才的价值观、政治主张和思想取向，在其《历陈国势病由疏》中有体现，其中有这么一段著名话语：“臣自束发登朝，正陛下临御之始，郊庙必亲，朝讲不辍，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奋，百废俱修，国有余粟，民有余食，亦一时之盛也。”他在这里主张执政要“思奋”有为，应该“国有余粟，民有余食”，治国要用“必才行”者，为政要“勤”。
从这段话看，李三才不是个普通官僚，而是有些信念的政治人物。真正的政治人物与纯经济人还是有差别的，政治人物是要有一点崇高感与献身精神的，李三才即如此。李三才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儒家传统的积极入世并有所作为型的。这与顾宪成一脉相承。
顾宪成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社会，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救世精神本是儒学祖师孔子、孟子的传统，但在汉以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儒生，多数沉溺科举功名而专注辞章考据，背离了这种精神，只是把孔孟之说当作升官发财、猎取名利的手段，即使连标榜义理之学的儒生，也多半脱离社会实际，空谈玄理。顾宪成强调，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社会、国家、民生所用，他认为如果眼光短浅，营营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学问很深、修养很好也不足挂齿。他提倡士人不管是做官为民，身处何境，都要明辨是非，注重气节，敢于和恶势力斗争。他在东林书院讲堂亲自题写的那副对联就是明证。他打造的东林书院，就是要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联系在一起。
顾宪成虽然自争国本后不再有意仕途，但他鼓励读书人一定不要放弃政治。自万历三十二年起，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多年，他的许多学生逐渐走入官场，推荐重新起用顾宪成。如万历三十六年即公元1608年，顾宪成就经朝臣举荐，被万历皇帝正式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但顾宪成极力推辞，不去就职，坚持在野讲学。
当然，他不愿当官，并不是要远离政治，而只是认为自己更适合教学。“东林先生”可谓人在民间，心怀朝局，他鼓励弟子官员不管时局多么难，一定要坚守职责，直言敢谏，精诚谋国。他说：“只要天下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坚决地干下去，切不可知难而退，归居林下，使一帮宵小奸党全面控制朝政。同样，只要有一丝一毫不该做的，也绝不参与插手，绝不能同流合污，使政局更为糟糕。”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要天下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坚决地干下去，切不可知难而退，归隐山林，使一帮小人全面控制朝政。
话说回来，自顾宪成争国本下野后，李三才的官运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继续到地方任大员。关于二人关系升级，史料有一段趣闻：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东林书院山长顾宪成专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议国事，可能也有间接筹款之意。因为偌大的书院，不收学费还免费招待学子吃住，如何养活，让主讲人也有尊严地生活，是个大问题。顾宪成盘算李总督可能有捐献能力，所以就来了。
可是，李三才初见故交，却没有露富而有些装穷。史书描述，时任漕运总督的李三才第一次宴请顾宪成时，饭桌上只有三四个素菜，经过一天畅谈，双方很投机。第二天，李三才再次宴请顾宪成，山珍海味上了一大桌子，顾宪成很奇怪，问道：“昨天就几样青菜，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呀？”李三才笑着说：“昨天没东西，就上得少，今天偶然有点东西，所以就上得多。”
可见，李三才初次设饭局招待顾宪成，是掩饰了性格的。第二次，才认可他是自己人，放开了。这与真君子的顾宪成还是有些出入的，但或许是对李三才印象好，或许是李三才私下对东林书院慷慨解囊，顾宪成没感觉李三才忽穷忽富中有问题，反觉得李三才是性情中人，对其印象不减分，反加分，“宪成以此不疑其绮靡”。顾宪成深信李三才的表白，没有对其产生“生活奢侈”的怀疑。
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史书记载：“三才与（顾宪成）深相结，宪成亦深信之。”李三才与顾宪成手拉手，促进了朝野政治团体的沟通与融合，东林书院从此向东林党过渡。
所以，东林人陆续入朝，推出的第一代表人物，就是李三才。
任何办学都离不开财团支持，任何政治人物的事业也离不开社会基础，如果说李三才是东林书院的一大金主，那么东林人就是李三才的重要喉舌，对于李三才的反矿监税使做法，东林人一直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这次李三才有可能入阁，东林党人自然全面力挺。
在东林先生带动下，“东林八君”要员高攀龙，对李三才更是推崇备至。他将李三才奉为天造相才：“天下之人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计，度支不虞不给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枢，庶爬垢剔蠹，事有备而戎无生心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宪，是曰是，非曰非，国是其有定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铨，直者举，枉者错，俊杰庶几在位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相，天子一官府，剂阁部，顺治威严可计日而臻乎。”
高攀龙这里说的是，人们都认为让你李先生无论干户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吏部尚书，还是内阁大学士都行，都会比别人干得要好。
但是，真清廉的东林元老们忽略了一点，李三才政治主张和他们相仿，但做事上却和他们不尽相同。他不以清流自居的本意，是自己无意做个“苦行僧”。李三才事功做功都不错，但其贪事也被诟病，据说其家产多达470万两白银，相当于天启年间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史料称李三才“性不能持廉”，大约也不是空穴来风，否则山珍海味、捐资办院的钱从哪里来呢？
但是“东林先生”顾宪成管不了那么多，他认定的君子就一定是清廉好官。李三才入阁受阻，情急之下，顾宪成写信给内阁及吏部要员，为李三才辩护。
时任内阁首辅是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叶向高，吏部尚书是孙丕扬，他们与东林先生私交甚厚，属于早期朝中政见倾向东林的要员。所以，对顾宪成的来信非常重视，李三才入阁又出现转机。
不料，李三才的一个政敌截获了这封通阁密信，将顾宪成的来信“附传邸报中”，公开传阅，从而引起了庙堂嘘声，反对火力进一步加大。他们攻击朝中许多官员与削职为民的顾宪成勾结一起，结成东林党，以至于顾宪成以在野之身，遥控朝政。这样，东林党的问题公开化了。
表态论战，是划分阵营的最简单方式。
此时，以李三才为楚河汉界，朝中东林与诸党两大阵营成型。
在僵持不下时，李三才的真性情显现出来了。干脆撂挑子，什么都不干了。受到同僚攻击后，他一连十五次提出辞呈，但是都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不等皇帝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老家定居了。
这一次，东林力挺的人物免战了，退出了权力中心。但是，东林人的阵势却已列开。在李三才入阁的舆论制造上，东林人是积极作为者，并且他们是胜利者。只是，与我国的不少历史事例一样，在政治专制的情况之下，舆论胜利者却不能在政治上胜利。在旧态依然的明王朝的统治体制下，当时并不以舆论胜败决定人的任用。
可以说，这一次挺李，拉开了东林人从书院挺进政坛的大幕。通过李三才事件，他们实行了朝野整合总动员，具备了朝堂再打大仗的能量。如果说，顾宪成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则李三才就是东林党推出的第一位政坛代表，确实名至实归。虽然李三才入阁失败，但东林赢得了天下舆情，以及朝中一些正直官员的赞许，随着顾宪成许多学生继续走入官场，形成了更大的势力。
公元1612年即万历四十年，“东林先生”顾宪成辞世，此前五年，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也病逝了。安希范、钱一本、薛敷教也相继离世。“东林八老”只剩高攀龙、刘元珍、叶茂才，高攀龙接过了东林大旗，出任第二代山长。同情东林的朝中老臣也渐入内阁，地位越发稳固，后起之秀给事中杨涟和左光斗崭露头角，东林阵容完整，老中青三代后劲十足，踌躇满志。而朝中争国本硝烟未散，围绕着太子之位的夺嫡之战，似乎越发风云密布。
立志干大事的东林人，期盼大显身手，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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