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C.C.集团历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胡梦华

△C.C.派系的形成经过

△反革命法西斯组织——“青白团”与“同志会”双轨齐头并进

△我参加“青白团”与“同志会”的活动情况

△“同志会”的解散及其以后

C.C.是国民党内的一个主要派系，是英文Central Club的简称，原意为“中央俱乐部”。

这个派系早在一九二六年，以蒋介石嫡系爪牙陈果夫为主在广州开始形成。它寄附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主要是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基础。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后，国民党中央随军前进，离开了广州，C.C.的派系活动暂时沉寂。蒋介石在“四·一二”大叛卖以后不久，一度被迫下野，拥蒋分子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央俱乐部”，进行拥蒋重新上台的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复职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由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掌握，C.C.或隐或现，有实无名。蒋介石为了建立其蒋家党，便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核心，形成一个派系组织，一直被人们沿袭旧称C.C.派。到一九三三年以后，先有“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继有“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两个小组织。由于其组织名称及活动对外不公开，社会上鲜知其实际，遂概以C.C.称之。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武汉珞珈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该会该团宣布解散，C.C.因而告终。但是，陈果夫、陈立夫并不甘心，复凭借他们先后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及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三处主任的职务，并抓住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及该班毕业学员通讯小组，企图借尸还魂，公开恢复组织，但终未能得逞。

现就我所知道的国民党C.C.小组织的前前后后活动情况，叙述如下：

一、C.C.派系的形成经过

（1）早期在广州“结党为蒋”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内西山会议派昏庸老朽分子聚集北京叫嚣反对，而蒋介石在广州则以排共的实际行动相与呼应。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在以江浙财团为背景的张静江、戴季陶辈国民党中委的支持下，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内容实质是对于从国共合作以来在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内共产党干部，一律排斥出去。这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大叛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序幕。

蒋介石这个新军阀知道只有军权不够，还要掌握党权。“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以当时共产党人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所属共产党干部都被解职，排出该部；蒋介石即以军事头目兼充该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并以自己军事繁忙、不能兼顾为由，推荐陈果夫为代理部长。陈果夫原是上海交易所经纪人，不懂政党政治与组织。某次，他津津乐道地对我说，他有一本小册子“组织与训练”，是蒋介石交给他的，上面还有蒋介石写的序言，据说是打陈炯明的东江战役中，从牺牲战士（推想是共产党人）遗物中拾得的。后来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借鉴这个小册子发展出来的。

陈果夫从谭平山手里接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后，从“结党为蒋”的前题出发，先在该部塞进一批麇集在广州找工作的浙江佬，如罗霞天、洪陆东、萧铮、郑异、叶溯中等，继则创办党政训练所，训练一批爪牙，准备派到各省市去接替该省市的原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据悉该所教授中有曾养甫（广东人）、赖琏（湖南人）、童冠贤（河北宣化人）等；训育指导员有张清源（河北定兴人）等；学员中有曾三省（广东人）、石九龄（热河人）、刘冠仔（山西人）、李式如（山西人）等。该所教育内容完全是孙中山学说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知难行易、军人精神教育、民权初步等等，也讲点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们“结党为蒋”，派系开始形成，其中有的后来成了“青白团”和“同志会”的骨干分子，只有童冠贤自命是留学生学者，没有把陈果夫放在眼中，而在北京和张清源另搞了一套叫做“新中”的小组织，它的全称是“新中革命青年社”。

这时还没有北伐，国民党省市党部负责人还是谭平山所派的老人，都是各省教育会的尖子，如安徽的光升（明浦），苏沪的侯绍裘、杨贤江，浙江的宣中华，江西的熊育锡等。陈果夫是上海交易所经纪人，对当时教育界毫无渊源，而且羽翼未丰，还不能自成系统。对于光升等找不出替换的人，只好仍旧；对于华北，提名派了童冠贤为直隶省政治会议委员，张清源为直隶省党务特派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大叛卖，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继之在武汉实行“分共”，于是一九二四年在北京产生的西山会议派，后移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自立为国民党中央，反自诩为“先知先觉”了。至此，以共同反共为目标，国民党宁、沪、汉三个中央合流，成立了中央及各省市清党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暂时下野。九月，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改组，代之以中央组织委员会，由西山会议派尖子谢持（慧生，四川人）充主任委员。谢持是一个老的党混子，长于组织，在西山会议派邹鲁（广东人）、林森（福建人）、居正（湖北人）、张继（河北沧县人）一批老朽支持下，大刀阔斧，砍了前此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所派的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并对国民党省市党部改称为临时委员会，塞进大批西山会议派的喽啰。例如四川的曹四勿，河南的李敬斋，安徽的管鹏、凌铁菴、凌慰菴、金维系，江苏的缪斌、高狱生、葛建时、顾子扬，山东的张苇村等，不一一枚举。这时陈果夫阴谋制造的蒋家党的苗芽悉被铲除，剩下的只有以蒋介石为校长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这是谢持的疏忽，没有连根铲掉，保留下了他的掘墓人。

该校是戴季陶为蒋介石建立新军阀统治的基础，并也想于中分一杯羹。戴自充该校教育长兼教务主任，派罗家伦充副主任；以丁惟汾为训育主任，派段锡朋、谷正纲充副主任，康泽等充训导员；以陈果夫充总务主任，派吴挹峰充副主任。这个党校的创立名为国民党培养接班人，实则是给蒋介石制造小喽啰，而戴季陶与陈果夫又各有怀抱，都想以此为资本，讨好于蒋介石，争相把持包揽党务活动。谢持天真地认为戴季陶在广州搞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是西山会议派的同路人，丁惟汾是老伙伴，好好先生，从而对该校就失去警惕。终于由于该校师生的活动，把他和西山会议派赶下了台。

（2）为建立蒋家党旧店重张

蒋介石下野到日本，通过日本浪人头山满对日本帝国主义频送秋波，为回国登台寻求靠山。在他的阴谋策划下，陈果夫奉命唯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动员了段锡朋、谷正纲、康泽，利用学校全体学生，结队到复成仓秀山公园参加市民群众大会，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改组国民政府”，要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这个头脑简单的李烈钧，老羞成怒，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开枪打死该校学生一名，制造了“一一·二二”惨案。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叶楚伧急忙派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葛建时到场劝说，成了替罪羔羊。于是李烈钧、谢持不得不联翩下野，西山会议派滚蛋了。蒋介石袍笏登场，重掌军政大权，仍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并继续以陈果夫为代理部长。

陈果夫重掌组织部大权后，他原来的得力助手吴倚沧死了，陈不胜痛惜，积极物色得力的秘书，组织一个能干的班底。他用了三个秘书，大概是按区域布置的，为的是便于分区管理指导接洽吧。他们是张厉生（河北乐亭人），张道藩（贵州盘县人）和余井塘（江苏兴化人）。据张厉生说，他是由邵元冲介绍的，名义是以蒋介石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在谈吐间也透露他是蒋介石部长的秘书，他大约是由于同何应钦是贵州同乡，而被拉充该部秘书的。当时二张都有不甘居陈下之慨。余井塘原名余愉，是由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的，他之充该部秘书，大约是由复旦老校友于右任、邵力子的介绍；围绕他结合寿勉丞（浙江人）、程天放（江西人）、章益（友三，安徽滁县人）端木恺（铸秋，安徽当涂人）等复旦分子，形成陈果夫部下的复旦系。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南京比在广州增加了军人科和海外科，把前此的军人部和华侨组织活动并入了。这两科连同组织科、调查科、编审科、党籍科、总务科共为七个科。这七个科长和上述三个秘书，是陈果夫再次充组织部代理部长之后、C·C·派重起炉灶的硬里子。他处心积虑，审慎地选择了一番，决定以曾扩情（四川仪隆人）充军人科长，黄仲翔（四川乐山人）充该科总干事，王梦古充干事；曾扩情在广州时是军人部长，现在屈居军人科长，不常到部，科务委之黄仲翔，他们是连襟，是老搭挡。海外科科长是萧吉珊（广东人），总干事是谢作民（广东人），干事是余俊贤（广东人）；华侨党务活动素来操在他们手里，陈果夫对此是找不到其他人的。组织科长是吴宝丰（江苏宝山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留学美国，总干事是洪陆东（浙江黄岩人）、骆美奂（浙江义乌人），干事是伍家宥（湖南石门人）和谌忠干（江西人）。这科同调查科是组织部的重心。刚好，这时蒋介石把他的总司令部调查科三个角色陈立夫、徐恩曾（浙江吴兴人）和叶秀峰（江苏江都人）放出了笼，另派邓文仪、贺衷寒补充。陈果夫就派陈立夫、徐恩曾先后充当调查科长，张冲（浙江人）、濮孟九（江苏淞江人）充该科总干事，徐兆麟、王剑虹充干事。总务科长是叶秀峰，总干事是陈敂（浙江吴兴人）、李次温（广东人），干事是朱瑞华（广东人）。编审科长是许心武（江苏江都人），干事是戴月潭及吴某（都是江苏江都人）。此外还有大批干事，不一一枚举。

旧店重张，内部阵容焕然一新，陈果夫开始对外招兵买马，布置各省市羽翼了。首先他把省市临时执行委员会改名为省市党务改组委员会。对于宁沪浙省市党部人选，他较为胸有成竹。对南京，他重用了“一一·二二”惨案的“有功之臣”段锡朋、谷正纲、康泽，外加两个西山会议派分子张厉生、李敬斋，以缓和盘踞南京半年多的谢持等老辈的关系，又加洪陆东和刘季洪（江苏铜山人），并派段锡朋充该市组织部长，罗刚（安徽合肥人）为该部秘书。而把前此的甘家馨辈连根拔掉。对上海，他倚重吴开先（江苏松江人）、吴醒亚（湖北人）、陇体要（云南人）等人。对浙江则交给许绍棣、叶溯中、周炳琳、李超英等人。其他各省市则就从活动奔竞者中选凑，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大都在南京城北唱经楼丹凤街一带租住民房候差。例如当时安徽的陈访先、方治，归自日本留学，绌于经济，住在唱经楼周必由巷三号我的家中，奔走于大学院（当时的教育部），找了蔡元培、许寿裳以为进身之阶，终于获为陈果夫入幕之宾，后来成了“同志会”的骨干。在江西的骨干则为程天放与江西心远中学学阀熊育锡及其门徒。在湖北则为方觉慧、喻育之一伙和吴醒亚的喽啰。在湖南则为彭国钧一伙。在山西则为苗培成、姚大海一伙。在甘肃、青海则为田昆山（甘肃）、李天民（青海）一伙。在河南则为陈泮岭、杨一峰一伙，在山东则为刘志平、李文斋一伙，在江苏有马元放、滕固、倪弼等。云贵军阀割据进不去。四川借重黄埔系分子徐中齐打先锋，但也未进去。当时张作霖方在北京，自封大元帅，窃号自娱，而蒋介石沿津浦线北伐，与冯玉祥、阎锡山分头竞进，要“先入咸阳”，陈果夫为求配合蒋的目的，不得不找丁惟汾推荐，用生根那里的“新中革命青年社”（简称“新中”）、“三民主义实践社”、（简称“实践”）、“三民主义大同盟”（简称“大同盟”）分子张清源、王宣、王南复（以上都是河北人）、吴铸人（安徽人）、贺翊新（河北人）等组织直隶省党部；以马洗繁、梁子青（以上河北人）、谷正鼎（贵州人）、黄如今（湖南人）、于国桢（河北人）、徐季吾（江苏人）等组织北京市党部；复由张清源等派杨亦周（河北行唐人）、焦实斋（河北井陉人）、莫子镇（河北吴桥人）、苏逢仙（河北大城人）等组织天津市党部（初为县级，后改为特别市级）。

以上陈果夫对国民党省市党部人事布置的新措施，在谢持等老朽昏庸看来，认为是排除异己，而陈果夫则以为新陈代谢，且意犹未足，并进一步从整理基层成员下手，进行国民党党员总登记，重新制发国民党党证，通令各省市县党部一体切实遵行，借为蒋家党打下基础。

国民党党籍紊乱，需要清查整理，自不待言。但这次举办党员登记实质上也是继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叛卖之后的进一步“清党”。在总登记表上，关于政治信仰，列举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与区别的问答题，测验填表者的政治趋向，以凭通过其登记与否。鉴于南京国民党员众多，分子复杂，陈果夫特嘱该市党部组织部段锡朋、罗刚认真审查，为南京蒋家党树立清一色基础的典型。

针对蒋介石的派系活动，一九二八年汪精卫发表了“夹攻中的奋斗”，陈公博创办了《革命评论》，曾仲鸣创办了《南华评论》，国民党汪系小组织“改组派”成立了。胡汉民也不甘落后寂寞，出版了代表刊物《再造》，或称之为“再造派”。

千虑一失，祸起萧墙。统一建立了国民党各省市党务改组委员会，顺利进行了国民党党员总登记，陈果夫踌躇满志，最后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蒋家党清一色的中央了。一九二九年三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由于中央委员名额的分脏不均，内定中央委员中的江西佬有程天放，而没有疯狂反共的“A.B.团”头子段锡朋，北方人中没有对北洋军阀秘密工作的“新中”派头子童冠贤、张清源，浙江人中没有“实践”派头子周炳琳，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闹会场，攻击陈果夫包办大会代表选举，相率退出大会会场，企图拆台。蒋介石恼羞成怒，表示支持陈果夫，一不做二不休，更加指派些代表补充这批退席者，终于完成了蒋家党的国民党的“三大”中央委员的选举。

国民党“三大”以后，蒋介石让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位，让陈果夫实授了部长。同时，陈立夫由前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一跃而起，挤掉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叶楚伧，取而代之。至此蒋家党把持国民党中央，指挥各省市党部达到了高峰。对“新中”、“实践”小组织把持的冀、平、津省市党部，则另派人予以整理，成立各该省市党务整理委员会。

二、反革命法西斯组织双轨齐头并进

（1）“青白团”“同志会”的建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汪蒋合作，合谋降日卖国。蒋家党在国民党组织方面，对汪系让出一个缺，改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以陈立夫充该会主任委员，改组派中坚分子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于该会内增设训练科，用改组派骨干沈苑明（浙江平阳人）为科长及改组派分子黄永伟、王松华、潘涯、刘巨全等为干事、助理干事。在各省市党部也增派一个改组派分子为委员，如北平市党部委员萧训（言川，湖南人），天津市党部委员向璠（湖南人）。在这个合作中，汪精卫改组派在政治上获得行政院长、铁道部长、实业部长几个官僚机构场合，但在党务组织上却丢了一把米：这些被拉进中央组织委员会的改组派自谷正纲以下，几乎都同化为蒋家党的走卒。

蒋介石这个个人主义枭雄又想吃鱼又怕腥，其法西斯领袖独裁利欲熏心，害怕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国民党内巨头是他的劲敌。当他在江西进行反革命内战不断失败以后，迁怒于他的嫡系黄埔学生曾扩情、贺衷寒所搞的军队政工工作及丰沛子弟陈果夫、陈立夫所搞的党务活动，配合不上他的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三年元旦，他由反革命内战指挥中心的南昌飞回南京，在军校内他的住所，召集他的嫡系黄埔学生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七人及C.C.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七人，进行了严肃批评，谴责他们搞的军队政工和党务活动没有效果，既对付不了共产党，也抵不住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胡汉民的新国民党的纠缠，众议庞杂，使他不能为所欲为，束手束脚。蒋介石要他们在国民党内分别秘密成立两个小组织，以一个为另一个的核心，双轨竞进，拥护他为国民党唯一领袖，实行反革命法西斯军事独裁，拥护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内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计日程功，以观后效。

张厉生曾对我说，他和陈果夫等七人听了蒋介石严肃指示后，即朝夕聚议，商量小组织名称，制订章程。他们决定成立的两个小组织，名称是“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与“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并以前者为核心。二者组织章程大同小异，开宗名义都以拥护蒋介石一人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终身不渝。据张说，这是陈果夫得意之笔，乃仿效国民党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陈其美拟订的中华革命党章程第一条，凡入党者必须服从总理孙中山一人。张重复陈果夫的话说，当时只有陈其美是忠心诚意拥护孙中山的。为了纪念陈其美，蒋介石、戴季陶曾联合在国民党中央常会提案，把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六日陈其美在淞沪发动的肇和兵舰起义定为纪念节。现在参加该团该会的人一定要学陈其美对孙中山那样忠诚老实来对蒋介石。该团该会政治纲领都遵照蒋介石亲自指示的上述“两拥护，一镇压”等要点。该团该会组织原则是自上而下的集权选派制。据张说，在南京设中央干事会，其下设正干事长由陈果夫充当，副干事长由陈立夫充当，中央常务干事五人是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中央干事若干人，有周佛海、程天放、苗培成、曾养甫、赖琏等，以特派员名义分区指导各有关省市该团该会发展组织，如程天放之于赣，苗培成之于皖、晋、绥，曾养甫之于两广，赖琏之于湘、闽，张道藩之于沪、浙，余井塘之于苏、鄂，张厉生之于华北。又中央干事若干人负责分工指导，如叶秀峰之于文化，周佛海之于教育，徐恩曾之于调查，赵棣华之于财政，闻亦有之于会计，萧铮之于地政经济，郑异之于政治外交等等。另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编辑出版《政治评论》，由程瑞霖主编。中央干事会设书记长，即以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秘书洪兰友充当，就近指挥该会组织科洪陆东、骆美奂等办理该团该会事务。并在该会组织科办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张厉生继陈立夫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人事改变。该团该会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仍由洪兰友担任，其办事地址则移至门西崖八巷洪兰友家中，为与该组织部配合起见，另由张厉生调派该部党员训练处总干事潘涯（浙江人），党务视察员林品石（浙江人），北平“诚社”的李白虹（四川人），河北省党部林光耀（广东人），在洪兰友指导下，为该团该会中央干事会办事员，以接替洪陆东、骆美奂等人。

该团该会各省市县干事分会设干事长、副干事长各一人，干事若干人，由各该上级选派各该省市县党部委员中的忠诚老实者充当。小组是该团该会基层组织，包括组员五至十五人，互推组长、副组长各一人。

（2）两个小组织的罪恶活动

“青白团”“同志会”发展组织对象以及其组织基础，主要是国民党各级党部委员、干部和党员之对蒋介石表示忠诚老实者，但也注意吸收一般社会人士之有此表示或表现者。因此该团该会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采取了以下有关步骤：1.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2.国民党省市党部委员工作分工负责制；3.中国文化建设协会；4.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5.外围反动学生组织与反动刊物宣传。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简述如下：

1.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

国民党党员入党一般手续是由所在地国民党区分部党员二人介绍，经党员大会通过，逐级上报上级党部核准；发给党证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对于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习惯并不屑于这样做。中央特许入党则只要向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取得中央特许入党登记表，填写申请，并由该会代找两个中央委员介绍，交该会审核通过，即发给党证，手续简易便捷。所发党证列为“特字××××号”。这“特”字是中央特许入党之“特”，不是军统或中统特务之“特”。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蒋介石、汪精卫狼狈为奸，朋比卖国，用黄郛充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辖治平、津、青三市及冀、察、鲁三省，作为中日之间的缓冲区，妄图借黄郛以外交手段缓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素有投降主义歇斯底里的黄郛见猎心喜，野心勃勃，就想长此割据华北，乃创办华北行政人员养成所，调训以上六省市县长与警察局长，分别编为县长班与警察局长班，予以六个月训练，使成为他嫡系鹰犬。训毕派回工作，以利统治指挥。由于他和我是二十年前南京高等师范师生友好关系，他聘请我充该所教授，讲授国家政纲政策，即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孙中山遗嘱等。两班学生略知我的来历底细，要我介绍他们办理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我商之黄郛，谓C.C.与“政学系”有莫名其妙的嫌隙，对抗下去，两败俱伤，冤家宜解不宜结，于此时转圜，则两全俱美，并表示我愿为此斡旋。黄郛听我言后，认为有理，允予办理。我即驰书陈立夫私人机要秘书、他的内侄婿温麟（子瑞，浙江青田人），详述经过。温麟复函，说他报告了陈立夫，陈闻悉之下，觉得诧异并为之激动，批发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表一百份试办，另寄《唯生论》一百本，希我代发给各学员。我拿了一本见黄鄂，征求他的同意。黄郛翻了一下，莞尔一笑说：“英士（陈其美）有侄，岂果青出于蓝乎，发之也可。”各学员填了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表，汇寄南京后，温麟很快就把国民党证寄来了。不久，卖国条约“何梅协定”签订，我即离平去宁，未及把这一批人拉入“同志会”而罢。

2.国民党省市党部委员工作分工负责制

为了给蒋家党“同志会”招兵买马，多拉些社会人士参加，陈立夫、陈果夫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实行省市党部委员工作分工负责制，使担负某一工作分工的委员负责其工作分工的对象人士，第一步督促他们办理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使他们取得被拉入“同志会”的条件。其工作分工的具体项目是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文化科学、文艺宣传、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政治外交、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调查情报等门。每一门都有专人撰写指导通讯，发给分工该工作的委员，以凭作反动理论吹嘘并以此进行拉拢勾结。

该调查情报即“中统”特务工作。曾有人问我有关“中统”与“同志会”的区别和界线，我就此解释如下：

“中统”全称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特务机关，主要是搞调查、迫害、逮捕、审讯共产党员的罪恶勾当。它自设电台，备有手枪，私设监狱、公堂、刑具。它兼对其他党派和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进行调查工作。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一九二八年陈立夫首充该科科长，是首恶罪魁，徐恩曾、叶秀峰先后继充该科科长。一九三三年该科在南京瞻园路增设机关，在南京板桥镇设立训练班，对于中央组织部有附庸成大国之慨。一九三六年该科改称党务调查处，仅有小部份人在组织部内办事，做国民党内工作，大部分人在瞻园路扩充特务工作，一九三八年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议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并决定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充该局长。这时朱家骅（骝先、浙江湖州人）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当然兼充该局长，原在瞻园路专门负责中统特务工作的徐恩曾降充副局长。自此陈立夫、徐恩曾包揽的“中统”有了朱家骅的人，称“朱家骅系中统”。朱、徐矛盾争权，朱家骅提议增设两个副局长，他自己保举郭紫峻兼一个，徐恩曾保举顾建中兼一个，无形中把徐恩曾降与郭、顾并列。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间，朱家骅调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统”局长不放。一九四四年他调充教育部长，乃不得不辞去局长一职，改由叶秀峰充任。此时徐恩曾因案去职，副局长仍是郭、顾二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局一度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蒋帮溃败退出大陆时，该局脱离国民党中央，改隶内政部，称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由王保身（浙江绍兴人）、季源溥（江苏沭阳人）先后充任局长。

“中统”局是国民党内公开的特务机关，在该机关工作的须填表成为终身特务。

C·C·或“同志会”是蒋家党内秘密小组织，以拥蒋反共破坏民主革命运动、镇压学生运动为宗旨。参加者由其上级组织选定通过后，令其填入会表，只搞组织、宣传、集会等活动，不搞实际特务活动，没有电台、手枪，不搞逮捕、审讯。

“同志会”成员中有“中统”分子，但不是所有“中统”分子都是该会成员。该会对“中统”分子的吸收是有选择的。

3.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一九三四年为了为蒋家党在文化教育界布置外围组织，陈立夫在南京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央理事会，拉拢蒋帮各地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文化教育界人士为成员、理事、常务理事，并准备进一步吸收他们为“同志会”成员。他自封为理事长，指定上海市教育局长、“同志会”上海主要骨干潘公展为该会理事会书记长，兼该会编辑出版的《文化建设》月刊总编辑，散布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毒素，为蒋介石反革命法西斯封建独裁统治制造反革命舆论。该月刊每期末后数页专载该理事会成员和职员名字，当时蒋帮所有文化教育界人士都被罗列。

陈立夫又密令该“同志会”各省市干事、分会干事长在各该省市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各省市分会，罗致各该省市大中院校校长、院长、教授、中等学校校长、知名教员和小学校长及文化教育界人士和活动分子为成员、理事、常务理事。如河北省“同志会”的头头、国民党河北省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访先（安徽东流人）自封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河北分会理事长，指定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河北昌黎人）及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校长郝濯（河北清苑人）为副理事长，又拉河北省医科大学教授齐清心等，中学校长杨蕴如、黄际蒙（保定）、焦实斋（井陉）、姚子和（正定）、何凤书（永年）及北平市立中学之齐树芸、陈敬斋、贺翊新、吴保三（皆河北籍）等，以及北平各大学教授讲师中之河北籍的卢郁文（河北昌黎人）、崔敬伯（天津市宁河人）等为该会成员，准备进一步拉他们为“同志会”成员。又如在北平市，该市“同志会”头头、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北平“中统”特务头子陈石泉（江苏南通人），自封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理事长，指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平大学校长徐调明（轼游，浙江人）为副理事长，拉北平各大学校长、院长、教授如白鹏飞、吴祥凤、贾成章等，各中学校长教员、各小学校长如郁士元、姜梅坞等及北平各报社负责人陈博笙、成舍我、管翼贤、季迺时等，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成员，并准备进一步拉他们为“同志会”成员。

4.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

一九三四年为了为蒋家党在科学技术界布置外围组织，陈立夫在南京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时，又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总会，自封为该总会干事长，徐恩曾为副干事长，强拉各地大学理工学院教授、中学理科知名教员及各地科学技术界人员为该会成员。派张北海（广东人）为总干事，到平津鼓动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及天津分会。北平市分会由“同志会”北平二号头头、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董霖（为公，江苏海门人）充干事长，顾毓琇（一樵，江苏无锡人，清华工学院院长）、刘拓（泛弛，湖北人，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为副干事长，刘运筹（四川人，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贾成章（安徽合肥人，军阀贾德耀之侄）、吴祥凤（浙江人，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等为干事。在天津则由“同志会”天津头头、国民党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时子周（天津市人，回族）负责，网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河北工学院院长魏明初、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杨澄甫和天津市教育局长邓庆澜等协助张北海在各大、中学及科学技术界人士中进行活动，并准备拉他们为“同志会”成员。

5.外围反动学生组织与反动刊物宣传

“同志会”对于各省市反动落后学生不直接吸收，而是第一步把他们组织为外围反动学生组织。据一九三三年五月该会常务干事兼华北区组织指导员张厉生在北平对我说：该会中央常务干事会议鉴于“九·一八”以来，各地学生、特别是北平、上海革命爱国学生，激于爱国义愤要求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卧轨请愿，震动社会人心，危及政权，军警镇压不了，而且愈压反抗愈甚，愈失人心。该会议详细讨论，认真研究对策，决定用学生对学生，用反动落后学生打击革命爱国学生，指定该“同志会”各省市干事分会策动骨干，至少要在当地组织一个或数个反动学生组织，一律称×社。据悉在上海是由吴醒亚、吴开先负责策划组织，在武汉由陶尧阶、艾毓英、杨锦昱等策划组织，在北平除由张厉生指使我进行组织“诚社”，陈石泉、董霖等也分别进行了组织，然后就其活动有疯狂表现的吸收为“同志会”成员。

陈立夫为了推动反动学生组织并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扩张声势，他亲自出马蛊惑群众。陈立夫由南京北来，对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讲话，吹嘘孔老二儒家之道，一知半解的引证“四书”、“五经”，还宣扬他的《唯生论》。闻蒋介石曾批评过陈立夫没有读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懂“民生史观”，而妄自杜撰非驴非马的《唯生论》。为了面子，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都到场陪座，平、津、冀、察、晋、绥、辽、吉、黑、热以及北宁、平绥线等十二省、市、路党部委员党棍则夹在行间座后，为他鼓掌喝彩。他狂妄气盛，得意忘形，转向张厉生叮咛，要张在他这番荒诞放毒的基础上，指使陈访先、陈石泉和我，趁热打铁，分别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河北与北平分会及北平学生组织好好地组织起来，澄清华北文化教育界的民主进步的气氛，破坏窒息革命进步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以实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张。他狂妄无耻地宣称这一年他还要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及各省省会对十万大学生“讲话”，为他所领导的“中国文化建设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和“学生运动”打好基础，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他的随员中张冲（浙江人）曾受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派赴罗马考察墨索里尼法西斯独裁活动，在他指使下，曾对平、津、冀、察、晋、绥、热、辽、吉、黑、北宁、平绥线等十二省、市、路党部委员党棍吹嘘意大利法西斯独裁活动，以鼓动他们的反革命法西斯气焰。

配合“同志会”的组织活动，该会还出版反动刊物进行宣传。在南京有《政治评论》，设在红纸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内，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此外还有该会南京骨干刘伯闵（浙江人）、雷震（儆寰，浙江湖州人）主编的《日本评论》，刘振东等编辑的《财政评论》。在上海，有该会上海骨干陶百川主编的《血路》。在武汉，有该会湖北骨干吴大宇、陶尧阶、袁雍等分别编辑的刊物。在北平有陈石泉主办的《展望》，董霖主办的《求实》，许孝炎主办的《平明杂志》，觉今通讯社稿。在河北、实际是在北平，有该会河北骨干阎振熙主办的《求是》月刊，詹朝阳、何定生主办的《平凡》周刊及我主编的《人民评论》旬刊，还有我指使胡松叔编辑出版的《大学新闻》，刘芳棣编辑出版的《中学新闻》。其它各省市尚多，不一一具载。毒草稗子，纷纷出土，蝇嗡犬吠，嘈杂不已，都是围绕着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拥护蒋介石反革命法西斯封建独裁，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内战，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张，镇压革命爱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镇压民主革命运动，为蒋家党“同志会”发展组织大造反动舆论。

三、我参加“青白团”与“同志会”的活动情况

（1）我参加“青白团”与“同志会”的经过

一九三二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榆关，指向华北。我为保身家计，先送走了家眷，孤身居平，万般无奈。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我在北平旧司法部街国民党河北省监察委员会，正坐在沙发上看着黄郛给我的信，忽然张厉生带了随员张旆（山西人）走进来。这时他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华北党务特派员与河北省政府委员公开身分及“青白团”与“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该团该会华北区特派指导员的秘密身分常住北平，并随时到河北省党部会客、办公，指导工作。他问我在想些什么，我说：“家本南也，我将南归，重理编辑教书旧业。”随手把黄郛给我的信递给他看。他念着黄的信，“……吾北来跳火坑，孤军奋斗，无拳无勇。外无以与强邻周旋，内困于党人讥议（指国民党华北各省市党部指责他亲日卖国）。吾之聘君任‘养成所’教授（该‘养成所’全称是华北行政人员养成所，是黄所创办，自任所长），讲授国家政纲政策，并准许学员办理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散发陈立夫所著《唯生论》，尚不足以见谅于党人。其未能完成‘委座’（按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主张，非吾之失。吾引火烧身，焦头烂额，‘塘沽协定’实逼处此。君子知几，不俟终日。吾今南归，以谢国人。千秋功过，且待历史裁决。临别贻言……，唯君鉴之。”张厉生念完了黄信，面有愠色，说：“黄郛卖国不遂，愆及他人，未免太难。”转问我作何感想。我说：“黄郛是我业师，一九一八年他充‘巴黎和会’中国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失败归来，在我母校南京高等师范讲授‘国际问题与中国’，慨叹弱国无外援，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他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见解和手段，但谈吐之间总不免带有投降主义歇斯底里的辛酸情绪。在对日问题上，他和我们走的是一条路线，只相差五十步的距离。”张听了有些不悦，最后对我佯笑说：“一言难尽，晚间请到我住处黄化门四十四号长谈如何？”我应允了。

黄化门四十四号是张在北平的旅居，是一座前后院的大宅。前院北房一排是会客室连着传达室；后院四合院。张住北房一大间，室内书架上满陈着线装书。东房是张的随员、秘书彭国栋（湖南人），会计事务陈东野（安徽金寨人）及译电员居住。西房住的宅主人陈冶青（安徽金寨人），是张留法同学陈铁之兄。陈冶青是保定军校出身，结交河北任县人耿毅（鹤声），二人共同奔走，为张拉拢北方杂牌军阀庞炳勋等，为蒋介石反革命军事服务。这也是张被派长住北平的秘密任务之一。

当晚，我如约到黄化门四十四号。在张的卧室里同他作长谈。他叫我去谈话的主题是鼓动我帮助他组织反动学生组织“诚社”。他先说了蒋介石指使他和陈果夫一伙七人在国民党内组织秘密小组织的经过，以及他们决定组织“青白团”和“同志会”的计划。他进一步说，他们中央常务干事会决定选派我参加“青白团”和“同志会”。“青白团”是“同志会”的核心组织，在华北只决定六十人参加，我是六十人之一，以表示他们对我的器重。他说还要我履行入团入会手续，日内将由陈访先找我去办理。

陈访先是国民党河北省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是他拉我到北平搞河北省国民党反动活动的。他家住在北平北长街庆丰司二号。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暑天，他约我带着名章到他家办理“青白团”和“同志会”的入团入会手续。其经过情况如下：

陈访先引我到他家一间东房。该房内布置一个香案，上铺红毯，其上有燃着的两只红烛蜡台，墙上悬着蒋介石像和孙中山像。他发给了我“青白团”章程和“同志会”章程三十二开小本子各一册，又给我入团表格和入会表格一式二张各一份，叫我即时填写，并各加盖我的名章。填写毕即时交给他。然后他交给我一份入团入会誓词，严肃的叫我立在蒋介石像前，举右手读誓词，宣誓入团入会，他旁立监誓。宣誓毕，我在誓词上签名盖章交给了他。该入团入会表格前面附有志愿书及誓词，都突出一点，即“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终身不渝。”入团入会表格的其他内容，大致与国民党党员入党表一般内容相同，另强调凡入团入会者要起核心作用、领导作用，在工作岗位上起模范作用，认真切实做好该团该会遵照蒋介石的主张和意旨所发的指示及所在的机关岗位的工作。陈访先又严肃地对我说：“这两个组织，甚至名称，对外是绝密的，这是纪律。希望认真遵守。”他举例说如今天此室中，只有我和他二人，没有第三者，可见其绝密的程度。又说，在河北省党部人中被吸收为团员的只有几个人，可见该团该会中央对我的推重，希望我对交给我的任务要卖力去干，并随时随地宣传“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实行反革命法西斯封建军事独裁，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内战。

以上是我参加“青白团”和“同志会”的场合和手续。一九六九年我曾见到一份材料，证实在一九三六年胡寄南（江苏无锡人）留法回国，在南京被留法同学刘真如（安徽阜阳人）拉入“同志会”的场合和手续也是这样。据材料称：当时在南京鼓楼大方巷楼下，有一室内设有红毯香案，上置燃着的两只红烛的蜡台，墙上悬着蒋介石像和孙中山像，他填了入“同志会”的表格（这时“青白团”已停止吸收团员，下详），立于蒋介石像前举右手读入会誓词，刘真如旁立监誓。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胡寄南和我同时在南京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任训导员，前后一年之久，但彼此都不知对方是“同志会”成员，于此可见该“同志会”对外之绝密及成员间不发生横的关系等纪律严格执行的一斑。

（2）“同志会”河北分会的组织活动

一九三三年处暑的一个月夜，在北平北长街庆丰司二号陈访先的家中，陈约了“同志会”北平分会一批干事在他家会餐。到时见面，才知道都是国民党河北省执监委员，他们是李嗣璁（荫翘，河北广云人）、詹朝阳（梧生，广东人，“中统”头子）、王玉宾（河北邢台人）、阎振熙（河北清苑人）、杜松延（河北广云人）、许惠东（候补执委，天津市武清人，“中统”特务）、刘子麟（候补执委，北京市顺义人）、史贯一（候补监委，河北定兴人，“中统”）。这批人中没有执委李东园（河北清苑人）、监委马愚忱（辽宁人）、贺诩新（仲弼，河北武强人）。这天张厉生也应邀在座。会餐后，在月下院中，举行“同志会”河北分会第一次会议。张厉生首先以该会中央特派指导员身份发言说：今晚是中国国民党忠诚同志会河北分会第一次会议，他就此宣布今晚在座的都是该分会干事，并经中央派定陈访先为该分会干事长，李嗣璁为副干事长，连同胡梦华三人为常务干事。这个会对外不公开，凭借国民党河北省执监委员会对外进行组织活动，此后该执监委员会有何重大事件可先提交这个干事会仔细研究，审慎通过，然后提交该执监委员会公开通过实施。这就是要使这个干事会作为推动该执监委员会的核心，从而在实行国民党省市党部委员工作分工负责的专项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同时还要随时选择吸收新分子参加“同志会”以增加新细胞。大家物色到人选，列名开单交给干事长陈访先考察批准，定期统一办理入会手续。国民党河北省执监委员李东园、马愚忱、贺翊新等三人现在中央审查考核中，不久亦将被吸收，参加这个河北分会。

陈访先为了吸收河北省各县党部委员及河北省一般党员参加“同志会”，还假设了敬业学社与乐群学社两个虚有其名的外围组织。对拟予吸收者，先找他们作个别谈话，以考察他对于拥护蒋介石反革命法西斯封建独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内战的态度与忠实的程度，然后叫他填写参加敬业学社或乐群学社表格，对他观察六个月后，再填表宣誓参加“同志会”。他指定国民党河北省执行委员会干事黄樾荪（湖北黄陂人）及监察委员录事车士彬（北京市昌平县人），协助他审核并整理该两学社的表格。据悉他曾直接吸收我所组织的“诚社”分子赵在田、许叙典等人加入该“同志会”。此后不久，陈访先通知我说，接中央通告，由于双层组织，易生人事摩擦，发生工作纠纷，中央决定取消“青白团”组织。

（3）国民党华北十二省市路党部双周集会

一九三三年北平军分会政训处主任刘健群（后为曾扩情）、秘书科长郑锡麟（四川人）、王大中（浙江人）、王雨辰（浙江人）、张佛千（安徽无为人）、王惠明（安徽合肥人）等，在该政训处掩护下进行黄埔系以政工人员与北方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要对象的蒋家党中华复兴社与力行社秘密小组织活动。当时刘健群私人草拟的蓝衣社章程油印本曾在北平散发，国民党北平市整理委员会委员鲁荡平（湖南人）曾给我看了一本。闻有一本为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取得，曾登载他所办的《世界晚报》某日全版，轰动一时。由于这时中华复兴社与力行社名称不为外界所知，一般人便以为黄埔系的蒋家党小组织就是蓝衣社。那时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是黑衫，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党是褐衫，从而推想蒋介石的党是蓝衫，似亦合情合理。实际上并非如此。

张厉生平素倾心于军阀武力，因又名张少武，从而对于蒋介石黄埔门生颇为结纳，在北平对曾扩情辈时有拉拢，如一九三三年秋相约同去宣化庞炳勋军中活动。但此时为了分头在北平组织蒋家党竞赛，则不愿落后示弱，乃指使陈访先在北平旧司法部街河北省党部约集国民党冀、察、平、津、平绥、北宁六省、市、路党部，由东北流亡在平的辽、吉、黑、热四省党部，不容于阎锡山的晋、绥两省党部，共号称华北十二省、市、路党部委员，每两周集会一次，研究问题，交流经验，主题是对外怎样反共，对内怎样排汪（精卫）、排胡（汉民），消灭或同化汪、胡的小组织。

国民党华北十二省、市、路党部双周集会于每两星期之星期六下午举行，届期张厉生亲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室对陈访先指示集会日程，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常委兼北平市电话局长徐箴（士达，沈阳人）亦常在场参与机要。集会时参加者有国民党河北省执监委员李嗣璁等；北平市党部委员陈石泉、董霖、牟震东（浙江黄岩人）、鲁荡平、宋振渠（安徽怀远人）、郭登敖（贵州人）、方少云（广东）、许孝炎（湖南人）、庞镜塘（山东菏泽人）等；天津市党部委员时子周、邵汉元（辽宁人）、刘不同（辽宁人）、马亮（辽宁人）、童耀华（江苏盐城人）、陈一郎（浙江人）等；东北辽、吉、黑、热四省党部委员之流亡在北平的徐箴、梅公任（佛光、辽宁人）、王宪章（吉林）、卞宗孟（吉林）、王秉钧（黑龙江）、吴焕章（黑龙江）、马毅（曼青，黑龙江）、石九龄（热河）等；晋、绥党部委员之流亡在北平的姚大海（山西）、韩克温（山西）、李敏（山西）、刘冠儒（山西）、赵谊斋（绥远）等；北宁铁路党部委员曾三省（广东人）、单成仪（辽宁人）；平绥铁路党部委员陈宗周（广东人）、王逸民（河北容城人）、刘桂（复斋、山西人）等人。他们参加这个双周集会是自由的，有时人多，有时人少。为了对外扩大宣传，陈访先在商得张厉生同意下准许记者进入会场采访新闻。这些记者中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兼外勤潘仲鲁（云南人）、天津《大公报》记者李天炽（西安人）等人。

约在这一年十二月间，这一批人到了南京，大喊大叫地要把蒋介石拥上国民党领袖宝座，陈果夫对蒋介石作了一番丑表功的汇报，这就给后来张厉生充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埋下伏笔。

（4）北平“同志会”大学教授聚谈会

一九三四年秋月，“同志会”北平市分会副干事长、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董霖和他的妻子浦某某（四川人，燕京大学毕业，浦伯英之女），在他们家中约了徐诵明、刘运筹、贾成章、吴凤祥、刘拓、顾毓琇、杨开道等人，连同张厉生、陈访先和我便宴，研究讨论怎样在北平大学教育界进行组织“同志会”的外围组织。便宴聚谈时集中研究讨论了该组织名称、章程，并商量准备吸收哪些教授、讲师参加。第二次聚谈仍由董霖约在他家中便宴，研究讨论的主题是“解聘”哪些民主进步的教授，主要对象是北平大学法学院的某些教授，这同我协助张厉生所组织的“诚社”各大学分子提出要解聘某些进步的教授讲师是有关的。徐诵明说，这些人都是该院长白鹏飞（广西人）推荐的，他可能有异议。张厉生说：“如果白鹏飞坚持异议，那就把他也列在解聘名单里。”第三次聚谈由杨开道作东道主，他约大家到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所在地“辟克匿克”（野餐）。这时张厉生患肋膜炎住医院治疗，没有参加。这次没有谈具体问题。以后再未见有人约会。杨开道曾向张厉生建议，办一个《人文杂志》，研讨人事，评论人物。张以杨主办这个刊物，经我手每月资助杨经费四百元。该刊主旨是吹嘘领袖独裁，用欧美政党理论和历史人物加以论证，约出版了五、六期。(www.xing528.com)

（5）张厉生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间，南京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民党中央机关恢复部长制。戴季陶、于右任联合对蒋介石说，近多少年来，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都是操在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手中，也该换换了。于右任更强调说，国民党中央机构前是邹（鲁）谢（持），后是二陈，他们都是南方人，也应该让北方人试一试了。蒋介石听了以后转告陈果夫，陈果夫野心勃勃，不甘心把他把持了十多年的国民党组织活动拱手让出，对于国民党五大以后的中央组织部长继任人选，他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名单，上列三人，让蒋介石圈定。其第一名是徐恩曾，第二名是张厉生，第三名是叶秀峰。他希望蒋于徐、叶二人中圈定一人为部长，而把张列为副部长，借以敷衍于右任要有北方人参加国民党中央组织的意见。同时，徐、叶在瞻园路豢养的一批“中统”喽啰闻讯则结队到军校蒋介石住所，要求任命徐、叶分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诚知道了这件事，跑去见蒋介石给张厉生撑腰，攻击徐、叶的“中统”是鸡鸣狗盗之徒，不能充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听了陈诚的话，决定以张厉生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另以谷正纲充该部副部长，结果徐、叶完全落了空。陈果夫对张厉生很不放心，怕他另起炉灶，于是又生一计，给张厉生布置该部班底，推荐骆美奂为该部主任秘书，使掌握该部内部大权。张厉生也不示弱，半推半就，只允以骆美奂为秘书，另以王星舟（辽宁人）为主任秘书，因而骆不甘屈居王下，迄未到职。又另提升原训练科长“改组派”沈苑明为秘书，借以联系副部长谷正纲。

张厉生顾虑树大招风，首先把前此附设在该部前身的“同志会”中央干事会书记处推出去，搬到南京水西门崔八巷该书记长洪兰友的家中，并由洪去指挥（已详上述）。又把久已附庸成大国的瞻园路“中统”特务组织活动划出该部范围，使该部头子徐恩曾得以独立自娱，发号施令，任所欲为，而于该部内虚设党务调查处，只搞国民党内人事调查情报。对于贺衷寒，以中委及中华复兴社与力行社头子，任军队党务处长；提升旧人伍家宥（湖南石门人）为普通党务处长；擢用庸碌的山西佬韩克温为党籍登记处长；安置我充党员训练处长。张厉生妄想改变国民党的风气，提倡读书，叫我邀来当时军政部军需署长俞大维（浙江人）及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胡焕庸（江苏武进人）等人，对该部学员作学术讲话，配合军训部国民军事训练处长杜心如所进行的首都国民军事训练，搞政治教育。又叫我专跑外差，少干预该部内务。该部编辑科总干事、张厉生的留法老同学袁昌曾对我私议说：张厉生有一套“鬼谷子术”。这也是蒋家党“同志会”中人纵横捭闔，勾心斗角贯使的一套。

（6）“同志会”中央常务干事会扩大会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十六日轰轰烈烈的北平革命爱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震动了蒋帮，吓坏了国民党当局。教育部长王士杰、次长段锡朋急找行政院长汪精卫计议对策，要蒋介石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要他们对进步教授和学生采取高压政策，窒息学生运动。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所谓“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出席者为全国大专院校校长、院长及推选的教授代表三人，学生代表一人。这时汪精卫因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摄影时遇刺受伤，出国休养，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代行政院长，充当该“聆训”会议主席。在致开会词时，他说现在学生反日，却不知国民党是一贯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华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国民党先总理（指孙中山）早有遗策——高台政策，与之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不忘甲午战争失败之耻，一定要收复高丽、台湾。在先总理耳提面命之下，他没有一天不记着这个遗策，计划求其实现，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亡灵。现在绌于国力，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攘外必先安内”。他进而诋毁当前学生运动及其幕后策动者鼠目寸光，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他继续欺人自欺的说，令他焦思苦虑的，不仅是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高丽、台湾，但绌于国力，今非其时。说到绌于国力，他本着投降主义歇斯底里，悲观地反复唠叨了一番“三日亡国论”。最后他委责于人，无耻地攻击共产党，而归结为抗日救国有罪。他散发了一系列毒素后，要出席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回去对学生切实晓喻，要深刻体会他的忍辱负重，“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降日路线和政策。

配合所谓“聆训”会议，“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在南京西门高家酒店秘密会址召开中央干事会扩大会议，邀了参加“聆训”会议成员中的该会分子研究窒息学生运动的办法，给蒋介石献策。会毕，推举数人由陈果夫率领到蒋介石住所去见蒋。其中有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浙江省教育厅长叶溯中，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和我等。我向蒋介石献策说，破坏学潮、窒息学生运动，巩固反革命法西斯统治的有效办法，千条万条，最有效的一条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独裁的教育部长，机动的善于应付。现在教育部长派些名流学者充当大专院校的校长、院长，他们再聘请些民主进步人士充当教授讲师，鼓动学生搞革命救国运动。今后如果让陈立夫当教育部长，对大专校院大大整肃一下，密切配合国民党省市党部共同努力破坏学生运动，其效果必大不同。蒋介石听了，鼻子哼了一下，并在他的手册上记了一下。这可能是后来派陈立夫为教育部长的先导。

（7）在南京举办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

针对一九三六年一月所谓“聆训”会议蒋介石指示破坏学生运动的要求，以及针对一九三五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代表的请愿，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提议设立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简称“训导班”），以就业为饵，以训导为手段，分两期分批调训一九三六年夏季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每期训练四个月，第一期为一九三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二期为一九三七年三至六月，“训导班”授以反动理论与反动业务知识，训练毕由行政院统一分配行政院各部、会、署和各省、市政府，以委任官任用。

该班设在南京红纸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借用该校大课堂及朝天宫宿舍为班址。

该班组织上设指导委员会，以蒋介石兼任会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丁惟汾、教育部长王士杰、实业部长吴鼎昌（四川人）三人为该会常务委员，行政院其他各部、会、署头子及国民党某些委员为委员。该会下设教育长，以丁惟汾兼充，其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

教务处负责安排反动业务知识与反动理论课程。该处主任以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副主任王凤喈（湖南人）兼充，各课程均由行政院各部、会、署高级官员讲授。

训导处负责掌握该班学员政治思想动态和训导。该处主任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兼充，副主任由国民党中委陈访先充任。其下设三个大组，九个小组，各小组设训育指导员一人如下：

第一训导大组主任指导员先是李寿雍（江苏盐城人），后是郑震宇（福建闽侯人）

第一小组训育指导员由郑震宇兼充

第二小组训育指导员为王立亭（山东人）

第三小组训育指导员为张道行（江苏常熟人）

第二训导大组主任指导员由陈访先兼充

第四小组训育指导员为刘瑶章（河北安新人）

第五小组训育指导员为张家驹（湖北人）

第六小组训育指导员为章柳泉（安徽泾县人）

第三训导大组主任指导员为胡寄南（江苏无锡人）

第七小组训育指导员由胡寄南兼充

第八小组训育指导员为赵宝全（江苏江阴人）

第九小组训育指导员为胡梦华（安徽绩溪人）

女生管理员为顾谷若（江苏无锡人）

总务处掌握学员食衣住生活及军事训练。主任由该中央政治学校总务主任吴挹峰（浙江吴兴人）兼充。其军事训练为实施军事生活管理、内务检查、军事操练、实弹射击、露营野操等。

其军事训练设总队部，设总队长一人，由该中央政治学校军训总队副吴章璞（浙江吴兴人）充当，其下设三个大队九个区队，各设大队长、大队副各一人，他们都是中央军校毕业，据闻大都是蒋家党中华复兴社或力行社成员。

该班每期学员约计六百人，编为三个大队，九个区队。每一个大队约为二百人，每一区队约为六十多人。以训导处的三个训导大组，九个小组配合掌握之。

“同志会”中央干事会曾在该班设分会，指派张厉生、陈访先、吴挹峰三人为该分会干事，并指定陈访先负责审查、考核并吸收该班学员为该会成员。陈访先规定办法，于每期最后一月即第一期之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二期之一九三七年六月，叫该训导处干事杜维涛（安徽芜湖人）、助理干事孔宪谭（河北饶阳人），传知各小组训育指导员开列各该小组思想较反动的学员（陈访先称之为“优秀分子”）名单交他审查考核，并找其中一些人作个别谈话，然后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该“同志会”与否。他决定吸收的，提交干事会通过，经张厉生、吴挹峰同意，汇报“同志会”干事长陈果夫批准，通知他们到南京城北三牌楼紫竹林庙宇大堂（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期租用办理训练的地方）举行集体宣誓入会。其第一期日期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第二期日期约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初，当时我已被调赴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充当参事，不知其确实日期。同时，蒋家党中华复兴社与力行社也通过该班军事训练各级队长队副秘密发展组织，具体情况不悉。

由于“同志会”发展组织的对象和基础是国民党员，所以该班每期中间全体学员都在该班大课堂举行国民党中央特许入党，预先取得国民党员的身份。该班学员毕业后，对“同志会”成员的联系则通过该班毕业同学会，由陈访先、吴挹峰指导张家驹负责对他们的通讯。

（8）抗战后陈立夫再过组织官瘾

一九三七年六月我被派充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中将衔参事，对受训的北方杂牌军阀作联络交际工作，向他们吹嘘拥蒋反共，降日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七月八日晨，该团举行升旗仪式时，蒋介石亲来主持，情绪波动地说，倭寇在北平芦沟桥发动军事突袭，训练团即时解散，所有受训将领迅速返防，率部待命抗日。孙连仲被派第一个下山驰赴华北前线。蒋介石仓皇飞返南京，召开最高机密会议，先拟成立大本营，后顾虑这是对日正式宣战措施，惟恐刺激日本，一发不能收拾，没有中途和谈妥协余地，乃仍保留军事委员会名称。又接受了孔祥熙、宋子文等理财者意见，简政裁员，紧缩开支，以裕军需。先裁并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都并入军事委员会编制内。又为对日保密起见，对军事委员会各部都改用数字称谓。如把所有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训练部、中央党务调查统计处，与原有之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裁并为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以陈立夫充该部长，张厉生充副部长，吴开先（民众组织）、贺衷寒（政工）、温麟（总务）等充所属处长。污泥浊水，垃圾一堆。卷土重来，陈立夫又大过组织官瘾。把国民党中央各部秘书科长、总干事、干事之有工作能力的派赴各省、市、路党部，协助动员抗日工作。又组织战地服务团，下设两个大队，以国民党中央各部派剩下的工作人员和训导班未派工作的学员共五十人编为第一大队，“同志会”外围学生组织北平“诚社”分子由平来宁找工作的编为第二大队，都给以中尉待遇，派我率赴平汉铁路沿线协助军队动员民众抗战。后首都西迁武汉后，乃安排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同志会”专负教育事业的中央干事周佛海和陶希圣、叶溯中搞艺文究会。周佛海自己又联络陶希圣、梅思平、管翼贤（北平《实报》社长兼主编）、季迺时（《北平晚报》社长兼主编）、陈博笙（研究系北平《晨报》主笔）等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根据“同志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公开吹嘘蒋介石的反共降日卖国路线。又安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者、“同志会”吹鼓手方治（希孔，安徽桐城人）为武汉民众训练运动处长，联合中华复兴社头子康泽所部打手，对人民群众爱国运动寻衅并进行破坏。

按照“何梅协定”于一九三五年六月由平撤退到南京的华北十二省、市、路党部，张厉生借口他们此后只能在该十二省、市、路搞秘密工作，都让给“中统”头子徐恩曾，在城北许家桥专设华北十二省、市、路党部办事处，派总干事詹朝阳、郭登敖指导指挥。一九三七年抗战后，陈立夫把它从徐恩曾手夺回来，另派方觉慧（子樵，湖北浠水人）为华北六省、市、路党部办事处主任，率同河北组李嗣璁、李东园、詹朝阳、杜松延、王玉宾、许惠东，天津组时子周、苏吉亨、刘铁菴、刘宸章，察哈尔组于福增，绥远组赵谊斋，平绥路组刘桂等沿平汉路前进，配合沿途军队协助动员有关地方民众，点缀抗战。前进止于石家庄，后又随军退到开封而解体。詹朝阳通过徐恩曾吹牛他的“中统”在冀南可以发动地主武装联庄队十万人抗日，独留东明设办事处策划指挥，徐恩曾专派叛徒特务朱宜之予以协助，终以无所作为，于一九三八年三月结束。

陈立夫又把当时各省市党部调统室改称为战地服务团，继续进行反共秘密工作。陈果夫、陈立夫凭借国民党省、市、县党部为外围，发展“同志会”组织，其成员多系新进后生；对同辈之人未便吸收为成员者，而以宾友相待，如方觉慧、李宗黄、朱家骅等人。方、李倚陈获选国民党中委，水乳交融，朱家骅素以戴季陶、张静江为靠山，丁惟汾为奥援，而且官比陈等做得大，对陈等虚与委蛇，貌合神离，终于决裂对立（此是后话）。方、李则素与陈等结纳，成了“同志会”的座上客。此时，在开封，方、李先后充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都为“同志会”河南巨头陈泮岭、杨一峰、燕化棠等所接受。

（9）张厉生甘当陈诚的秘书长

陈立夫抱住“同志会”在第六部搞分裂，人言啧啧，蒋介石不得已而解散该部，恢复政治部建制，派陈诚为该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下设三厅，第一厅为军队政工，以贺衷寒为厅长，袁守谦为副厅长。第二厅为民众运动，以康泽为厅长，梁干乔为副厅长。第三厅为文化事业，以郭沫若为厅长，田汉或阳翰笙为副厅长。另以他的姻娅赵志尧为总务厅长。又广设设计委员，聘请各党各派人士，分发各厅工作，以示团结抗日。前此陈立夫所用的一批“同志会”分子都被摈未用，而中华复兴社分子则盘踞了该部。陈诚又与张厉生密议要张充当该部秘书长，做他的硬里子，使他得以对外周旋应付，张欣然应允。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摆脱战地服务团主任职务，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改就政治部设计委员，在汉口德明饭店会见张厉生。张对我述说，为了他充当政治部秘书长，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和“同志会”一批江、浙人攻击他以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去充当陈诚的秘书长，有失体统，攻击他与中华复兴社沆瀣一气，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但他悍然不顾，甘于充当陈诚的幕僚长，协助他工作。他追溯历史，说一九二七年他充当以邵元冲为市长的杭州市政府秘书，邵因案不能再干市长，写信把他介绍给陈诚和陈果夫。当时陈诚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备司令，派他充任该部秘书；后来陈果夫又派他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可见他和陈诚的关系是早于并且深于陈果夫。其实他的“鬼谷子术”窥测陈诚将是蒋介石的继承人，预先拜佛烧香。我听了，对他笑着说，这些人也不愚蠢，不明事理。“求仁得仁”，你是摸着陈诚要你充当该部秘书长的心事了，照蒋介石的意旨，好自为之吧！但后来陈诚总觉要他当秘书长是委曲了他，乃改派他为副部长，提升贺衷寒为秘书长仍兼第一厅长，另由贺找了他的亲信张宗良（安徽无为人）为主任秘书，做硬里子。

四、“同志会”的解散及其以后

一九三八年三月武汉璐珈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织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全场起立，一致通过。当场蒋介石点头微笑，表示谦逊；汪精卫苦笑沮丧，认为当副总裁有屈了。

（1）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一出闹剧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一个下午，陈果夫在汉口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召集参加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同志会”成员，约四、五百人。过去由于该“同志会”组织保密，成员间不随便发生横的关系，彼此相逢不相识，这时公开见了面，都是熟人。

陈果夫当场宣布当初组织“同志会”有两个目的，都已达成。其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现在蒋介石已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这一使命已经完成。又一目的是反共安内，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这一使命也可以算是结束了。遵照国民党大会决议，该“同志会”即日宣布解散（“青白团”早已停止进行活动），有关刊物停止编辑出版，停发经费；现场出席的都是“同志会”骨干，望即传达所属成员，贯彻执行。当场有人抗议说，共产党不停止组织活动，而我们解散组织活动，岂非束手待毙。另有人问，中华复兴社、“新国民党”、“改组派”等等是否解散组织活动，我们不要解散得太早，做傻事。有的说，我们刊物经费还有几个月未发，不要中饱了。叫叫嚷嚷，乱作一团。其中素以打手见称的黄宇人（贵州人）、刘不同、刘志平说话声音最大。陈果夫答复说，不要问其他派系是怎的，“同志会”是一定要解散的。话毕，宣布散会。暮色苍茫，出席者如丧家之犬，怏怏散去。

（2）党团对立，成了新对头

蒋介石惯于搞双轨组织，使相竞相成，相克相生，对立统一。他看透了旧酒瓶装不了新酒，他看透了这几年陈果夫、陈立夫这批人搞的“同志会”耍来耍去，耍不出新东西，还是国民党老一套，换汤不换药。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创立，他不再倚赖陈果夫他们了，他要拉点学者名流们来做点缀。但是洁身自好的人都不肯轻易下海，结果，也只有张其昀（晓峰、浙江鄞县人）、陈雪屏（江苏如皋人）等人被拉下水。此外他强派一些大学校长，如北京大学的蒋梦鳞，清华大学的梅贻琦等，当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评议员。朱家骅自以为他曾充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和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揣摸蒋介石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大方向，就钻进去一度充当该团书记长，抓住该团作为他的反动资本。芦沟桥事变后，一批留日学生回国，返抵南京，蒋帮在南京红纸廊中央政治学校对他们办了一个训练班，是康泽主办的。后来，康泽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兼中央组织处长，就指派他们到各省、市团部负责。朱、康结合，所派出的团混子在各省、市、县形成了蒋家党在地方的又一支势力，与原有的以“同志会”为中心的党对立，以至成为对头。后来到了一九四七年又有所谓党团合并，以强求统一。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组织前夕，张厉生对我说，“诚社”可在该团占一个中央干事名额，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搞“诚社”组织的经验告诉我，要给组织成员准备饭碗，我没有给人准备饭碗的能力，不想再搞这类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卖膏药勾当了。我这意图适合他的河北封建主义，他顺便把这一名额给了与“诚社”组织活动毫无渊源的同乡私交张伯瑾（河北行唐人）了。

（3）无组织之名的“朱家骅系”的兴起

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总裁，意犹不安，因为还拖着一个尾巴——汪精卫这个副总裁。多年的较量，他知道汪精卫擅长组织活动，并有一批“改组派”羽翼。如果他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钻党政，势必坐大，成为劲敌。他诡计多端，结合戴季陶建议把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提高一级，改称中央秘书长，居于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之上，其地位仅次于副总裁，借以牵制副总裁，又赋以实力，使兼充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长。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各部恢复原有编制，新增中央训练委员会，取消中央组织部原有的党员训练处。增设党务视察室，以我为党务视察主任。总的人事布置上，朱家骅当了中央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陈诚为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家骅之为中央秘书长比前此叶楚伧、陈立夫之为中央秘书处头子的中央秘书长地位高，权力大，可以指导指挥中央各部会头目，成了国民党中央的第三把手。他不像前此叶楚伧那样尸位余气，遇事推、拖、拉，比前此陈立夫还要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经常揽事找事做。他把属于中央组织部职权的沦陷区和战区的东北、华北、江南各省党部人事、经费抓了过去，由他选派委员，发放经费。他对久被陈立夫、徐恩曾包揽把持的中央调查统计局特务机关也不放松，他派刘次箫充该局主任秘书，核阅重要文稿情报，按时向他汇报。又派专员高越天（江苏松江人），拿着他的名章在画行的文件上盖章，表示他对该局事务并不放松。

汪精卫当了国民党副总裁后，不甘寂寞，为了冲破朱家骅以中央秘书长对他同中央各部关系的隔离，他规定每两星期的星期六召集各部秘书处长以上人员到中央秘书处会餐，漫谈工作，解决疑难问题。朱家骅对之也无可如何。

自从在广州组织C.C.以至到南京组织“同志会”，陈果夫都以朱家骅为同辈先生，不便叫他入会，屈居己下，而以宾友相待，并认为他是湖州老同乡故交。朱家骅对他初时也还接近，给他介绍了一些广州中山大学同学如郑国材、余森文等，他都重用了。一九三一年间，朱家骅一度充交通部长，引用张道藩充该部次长，相处甚得。这就使陈果夫发生错觉，把朱当作自己人，说朱是C.C.或“同志会”的知己。对于朱家骅布置东北、华北、江南沦陷区和战区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人选他也不以为怪，以为他这样可以削减张厉生充中央组织部长的职权，他始终认为张厉生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甘充陈诚的秘书长，有失体统，不听他的劝告是对他违背，想趁机对他下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中，他签请蒋介石更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朱家骅代张厉生。他以为这样可一举两得，一面朱家骅不当中央秘书长就不能再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而他可以指挥该局徐恩曾专擅一切；又一面去了不听话的张厉生，换来一个同他接近的朱家骅，可以使他从心所欲。然而不然。朱家骅当了中央组织部长，还要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赖着不辞（其继任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也不催他）。后此朱还拉来郭紫峻为该局副局长，以与徐恩曾分庭抗礼，徐恩曾也不示弱，设法塞进顾建中为该局副局长，以为对抗。弄得该局政出多门，四分工作。张厉生对陈究竟还有“同志会”的拘束，谨小慎微，惟恐开罪于巨室。朱家骅进了中央组织部则一朝天子一朝臣，内外来了一个大换班，创立了蒋家党“朱家骅系”。对于陈果夫、陈立夫辈来说，只是前门赶走了驯狗，后门引进了恶狼。后此数年蒋家党内陈、朱两方争风吃醋，争权夺利，打得不可开交，一直到行将灭亡的蒋帮末期。

（4）“朱家骅系”的阵容

由于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此后出现的“朱家骅系”没有一定的名称，是个无组织的组织。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在蒋帮内是数见不鲜的，如蒋家党内的另一支流“政学系”和“孔宋财团”就是。他们有共同的一条是官官相护，亲旧提携，朋分权利。“朱家骅系”则有甚于此，他的人事靠山和指挥者是戴季陶。戴拥蒋最早，并为蒋家党订立了反动政治伦理纲领，他挖空心思把孔子学说编为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塞入国民党总理纪念周日程，于每星期一上午8—9时对蒋帮党政军机关人员放毒。在戴季陶看来，自一九二六年的C.C.创始到一九三八年“同志会”解散，十多年中，陈果夫这个交易所经纪人，包办国民党组织，从未请教过他这个国民党前辈。在指导理论上没有一点尧舜、周公、孔子的哲学基础，陈立夫不学无术，一知半解，侈谈“四书”、“五经”，贻笑大方。在用人行政上，没有一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气息，只是东张西罗，拼凑了一批后生幸进，把国民党人事搞得乱七八糟。这样下去，如何对付了共产党。戴季陶这个反共叛徒，志切“传贤”（他又名戴传贤），寄望于朱家骅，始则向蒋介石力保朱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六年间，戴季陶在广州充中山大学校长时，就推举朱为副校长，负实际责任。而今更以全力支持他，对前此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搞得糟得很的一套，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一九四〇年朱家骅接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之初，一次找我谈话，留用我续充该部党务视察室主任时，以南京中央大学校友关系，对我隐约吐露的真情实话。但是张厉生反对楚材晋用，叫我辞职，去当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做反革命军阀庞炳勋的帮凶。我在洛阳时，朱家骅还派我照顾他所派的河北及东北党务督导员渡河进入日占区并经管发放他们的经费，又派我充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

“朱家骅系”的人事骨干的基础主要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子，如河北的张宝树（剑东，河北高阳人）、天津的王任远（河北青苑人）、安徽的方宏孝（安徽绩溪人）等，以及丁惟汾的“大同盟”分子如甘家馨（江西人）、王启江（河北巨鹿人）、黄如今（湖南人），还有他的学生，如广州中山大学的高廷梓（广东人）、陈绍贤、黄树芬（广东人），南京中央大学的吴茂荪（安徽泾县人）、杨正宇（安徽滁县人）、袁希炯（江苏人），上海商科大的陆翰芹（浙江人）、徐柏园（浙江人），北京大学的李超英（浙江人）、李寿雍、杨西昆（上海人），浙江高等警官学校的王玉宾（河北邢台人）、张某某（河北清宛人），他的旧部交通部的王若僖（浙江人）、徐箴（士达、辽宁人）、贺师俊（浙江人）等。浙江省政府的行政专员余森文、庞镜塘（山东菏泽人），戴季陶的部下王季高（湖南人）、翟桓（安徽人）、王培仁（安徽六安人）等，还有留德同学杨公达、路秀三（河北人），留英同学杭立武，留奥同学汪一鹤（安徽绩溪人）。其中杨公达还曾与曹立法（安徽三河尖人）在南京中大办了一个刊物《时代评论》，与“同志会”的《政治评论》唱对台戏。

“朱家骅系”与“同志会”一样也是附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公开活动，但它善于战斗，后来居上。由于二者的目标在地区上是一个，彼此之间矛盾、摩擦、斗争是必然的。由于“同志会”久已存在，根深蒂固，“朱家骅系”方才兴起，双方厮打，互有胜负，打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天津与西安。一九四五年三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系”与中华复兴社联合对“同志会”分赃中委名额，针锋相对，争执得相当激烈。

（5）借尸还魂，陈果夫、陈立夫人惟求旧

一九三八年，陈立夫调充教育部长，“同志会”（此时未解散）中央干事会集议，议论该部干部人事问题。张厉生放炮说，办教育不是办党，不能把办党的搬来办教育，要用些教育界的新人物，一新社会耳目。说着，他站在北方立场，建议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工学院长顾毓琇为教育部政务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士选，江苏如皋人）为教育部常务次长。陈立夫同意顾毓琇为教育部政务次长，而主张以张道藩为教育部常务次长，让吴俊升当高等教育司长。他解释说由南京西迁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临时委托张道藩充代理教育长，该校西迁至庐山，内部发生了问题，他亲上庐山夺了张道藩的代理职，也没有对张说一句，不免对他抱歉，现在让他当常务次长以弥补此遗憾吧！他如中等教育司长章益（友三，安徽滁县人）、社会教育司长王星舟、蒙藏教育司长骆美奂，以至西北大学工学院长赖琏、西北大学代理校长张北海、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国立中学校长陈访先、邵华（安徽颖上人）等都是“同志会”分子，并且几乎都是国民党混子。陈立夫又在该部设立大学训育指导委员会，派张北海主持，向各大学指派训导长，以管制各大学学生思想行动，打击进步教授。张北海即以西北大学训导长迫害进步教授，激起学潮，使校长刘拓无法继续而去，张北海乃取而代之。

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陈果夫包办历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有经验，叫朱家骅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让给陈果夫、陈立夫。陈等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布置的新班底，主任秘书是骆美奂，秘书是张清源、高宗禹。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张清源是北平新中革命青年社头子，高宗禹是北平三民主义实践社骨干。这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组织范围，不仅保留了“同志会”分子，而且增加了“新中”、“实践”旧人及副部长谷正鼎“大同盟”的旧人，以对抗“朱家骅系”。

陈果夫还借训练搞组织。一九三八年首都由武汉西迁重庆，中央训练团团址借设在重庆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当时陈果夫是该校教育长，就移花接木，兼充该训练团第一、二期教育长。后来给陈诚知道了，对蒋介石说：“让一个痨病鬼当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这个训练将成什么样子。”不久，该团就迁往浮图关，由陈诚充该团教育长。

当陈果夫充该团第一期教育长时，“诚社”分子田文奎、李宝谦由广州来重庆参加受训，陈果夫叫我开一张“诚社”分子受训名单交给他。张厉生知道了，叫我不要开，由他去对陈果夫说，而作罢。

同时陈转向筹划包办蒋帮党政人事，叫罗时实（江西人）草拟办法。罗转找洪瑞剑（君勉，浙江瑞安人），计划数次，未能定稿。最后决定在蒋介石侍从室设第三处，其下设登记、调查二组，即以罗时实为该处秘书兼登记组长，杨锦昱（湖北人）为调查组长。凭借第三处，陈果夫侦知蒋帮党政机关有高级缺额时，即签报蒋介石指派。

一九四三年陈果夫建议中央训练团设高级班，调训蒋帮党政机关高级职员，由他会同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共同挑选保送，无论是“同志会”、中华复兴社、“朱家骅系”、“政学系”、“改组派”、“新中”、“实践”、“大同盟”，一视同仁，兼容并包，融为一炉。又派该处职员梅璘高（安徽桐城人）常去该班联系。另派吴铸人（安徽人）为该团该班毕业生通讯处处长，进行组织该高级班毕业学员通讯组及该中央训练团毕业学员通讯组，就地编组，发给通讯须知，使定期集会，汇报通讯。其规模之大，布置之周密，为前所未有。但一九四五年底该第三处撤消，该通讯组织系统只得移为以陈立夫为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于中另设党员通讯处掌握其事，曾被怀疑为与当时中统局改称的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是一家，其实不然，二者截然不同。

借尸还魂，陈果夫、陈立夫人惟求旧，但枉费心机，终成泡影。

（6）“同志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蒋家党“同志会”公开宣布解散后，该会是否秘密存在，陈果夫、陈立夫是否又秘密搞一套，即C.C.组织活动是否继续，无从臆断。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在重庆牛角沱63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志会”上海头子吴开先家中，见有新出版的“同志会”上海机关刊物，即由陶百川主编的《血路》周刊。

一九四〇年，我由重庆去洛阳，路过西安，听说“同志会”察哈尔骨干白宝瑾（宣化人）主编的《西北评论》还继续领经费，继续出版。

一九四七年间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邵华，在天津耀华中学创办天津高中学生暑期补习学校，从北平邀来萧一山讲学，据闻他们组织了“诚毅社”，准备出版《诚毅报》，排场阔绰，用钱不少。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来藩津视察，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同志会”天津头子时子周召集几个委员在一家大宅开会，张道藩对该会经费有所查询，为数不小。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隐秘黑暗，见不得太阳。我对陈果夫公开宣布解散“同志会”以后的C.C.是怎样，只能摭拾以上情况，以供参考研究。

（一九七六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