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振华造纸厂的发展及产品销售

宁立人

天津振华机制纸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振华造纸厂（今天津板纸厂前身），是华北惟一的纸板制造厂。创办人为宁钰亭。

创立的起因

宁钰亭是安徽省青阳县人，出身贫农，自幼在安徽省鉅商孙多鑫、孙多森家当差，勤朴诚恳，颇受信任。孙家在长江一带经营盐务，家资鉅万，富甲一方。宁钰亭受到当时新思想的濡染，以为孙多森财势雄厚，应该利用资金，奋起有为，振兴实业，为国家堵塞漏卮，为民族挽回利权。于是力劝孙多森改弦更张，开办工厂。孙多森接受宁的建议，就派宁钰亭以全权赴上海筹办工厂事务。

宁到上海后，经过三年多的奔走联系，最后看到上海海关每年进口面粉的记录数字，实足惊人，就想到当时我国仅这笔钱就损耗颇鉅，于是决心先要堵上这个漏卮，就从美国订购了一部全套面粉机器，在上海叉豆角建厂，创设阜丰面粉厂。这是中国第一个面粉厂。宁任厂长，并聘请了两位美籍工程师和一位美国留学生宋嘉树（宋子文的父亲）作翻译。当时孙中山先生常往来于宋家，所以宁钰亭也就与孙先生时相过从。孙先生勉励他们“要以实业救国为指针”。宁钰亭在十多年内，先后帮助朋友建立了济丰、通丰、滨丰三个面粉厂，并协助无锡荣宗敬、荣德生两先生创立了全国闻名的福新面粉厂。以后宋嘉树因事离职，就介绍他的妻弟倪锡纯继任他的职位，不久倪与宁便成了莫逆之交。阜丰面粉厂在开业之初，日产面粉三四千袋，以后就逐步扩展到日产二万袋，获利甚厚。一九一九年宁钰亭因患重病，遵医所嘱，易地疗养，迁居北京，此时倪锡纯也被聘任汉冶萍煤矿经理，陆续在上海购置房地产业，成为鉅富。当时孔祥熙、宋子文尚未闻名，为了投机倒把，经常向倪借贷。倪因避免他们的纠缠，就有意将存款一部调到北方，经营工业。倪锡纯来北京联系业务时经常住在宁家，并向宁表示了在北方投资建厂的意愿，要求与宁合作。宁钰亭不久病愈，就和天津成发粮栈经理李蔼臣谈及此事。李系宁的的老友，而成发粮栈又为上海阜丰面粉厂的总代理，所以关系至为密切，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认为设立一个纸板厂最为有利。因为小站是著名的产米区，每年所余留的稻草，除用为制作草绳和草袋外，别无用途。天津一带住户都用煤炉，不用柴灶，所以每年大量稻草任其腐烂，浪费很大。本来草板纸的原料就是稻草和石灰，如果收购稻草来制造草板纸，正好是废物利用。宁钰亭和李蔼臣研商结果，于是决定请倪锡纯来津计议。经过一致同意，遂即成立了振华造纸厂。

惨淡经营，被迫停工

振华造纸厂创立于一九二三年，公司设在天津市河东粮店前街，工厂设在天津县咸水沽镇。发起人为宁钰亭、倪锡纯及李蔼臣三人，资金定额为五十万元。除了大部股款为发起人投资外，其余股款都是他三人的至亲好友，共计股东大小一百零五户，因此决定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董事会除发起人外，又选出北洋大学校长冯仲文，上海铁商丁福麟及杨味清、杨绍余等共九人，宁钰亭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蔼臣为经理，倪锡纯为协理。至于命名“振华”系取“振兴中华实业”之意。商标定为“马头牌”，专生产各项板纸。

当时的旧中国，处在极端落后的社会条件下，民族资本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随时都会遇到种种的阻力，所以振华纸厂在开办伊始，也有一段坎坷不平的经历过程。

振华造纸厂使用的全部机器，全由天津华昌贸易行向美国Black Clawson机器制造厂订购的，合同规定，由该厂派技师美人倪伦德来华安装。在一九二二年筹备期间，遇到了一个严重问题，即造纸厂的用水必须清洁。当然，在市内的纸厂都有自来水可资应用，可是当时的咸水沽，仅是一个村镇，根本还没自来水的设备，当地的一般用水，都是海河混合的泥水，造纸无法取用。经过一番研究后，决定先挖两个深井试用，不料化验后，发现水内仍含有大量盐分，会影响纸的质量。最后采用老工人顾朗山及倪伦德的建议，筑了个大型滤水池及高尖压力水塔。同时又在厂内开挖两条小河，设立水闸，先将河水引进，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沉淀，澄清淤泥，再送入滤水池过滤，然后通过高水塔压力的最后一关，才能使用。这项净化工程相当庞大，竟耗费了十数万元，占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所以振华纸厂在投产时，即已化费资金二十余万元，当时除向银行贷款外，大部都是发起人等以无息存款方式出资垫付的。

振华订立购买机器合同时订明随机来华安装的工程师倪伦德的工资由振华负担，但以在六个月内安装齐全试车成功为条件。不料倪伦德在安装机器时故意拖延，藉口零件不全，中国工人技能低劣，三番两次指定添加零件等等。厂方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听受他摆布。如此拖延直到六个月合同满期，倪伦德竟声称要即日回国，置机器于不顾，厂方经过多少唇舌，倪答应合同续六个月，但工资提到每月一千美元（前为五百美元）。当时厂中主持人都浸沉在崇洋思想之中，以为美国技师一走，机器就不转了，丝毫没有依靠工人群众自行钻研的想法，所以低头忍受倪的挟持。最后请出中人说项，延续合同三个月，每月工资涨到七百五十元美金，另外允许合同期满后承担倪回美国坐高级舱位船票的费用。

在延期的三个月内，倪伦德不得不让机器转动了。但是，一经试车，每天的产量只五、六吨，远远没有达到机器原设计十五吨的生产能力，全厂职工都为此事焦急，因如此生产能力，厂子的前途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在职工中有人提到南方已成立的华盛纸板厂有老师付，可能有办法。华盛的主持人原是是宁钰亭旧友，见到振华求援信后立即推荐了技术工人虞炳生、莫德惠、顾阿来、顾阿虎四人来津。虞炳生等知道了倪伦德的工资比我国技术工人高达五、六十倍，竟如此刁狡延误生产，极为愤慨，表示有信心使机器功能达到标准的十五吨日产量。厂方这时才决心依靠工人的热情与智慧，在续约期满时解雇了倪伦德。虞炳生等以过去积累的经验并团结全体职工，围攻这一难关，很快地提高了产量，达到十六、七吨，随后经常在标准十五吨产量上继续生产，打破了倪伦德对技术的垄断。后来才知道，振华所购的这套制纸板机，还缺乏一套把草浆从蒸球送进尅料机的传送装置。这是因为洋人认为中国劳动力不值钱，可以用人工送料，因而把这个自动化装置给取消了。大家听说后非常气愤。

振华造纸厂生产各项板纸，大部为黄板纸，同时也生产火车票纸、灰板纸，但以黄板纸在市场上销路畅旺。当时天津有裱糊纸盒的作坊三百余家，都需用黄板纸。由于振华的产品质量较好，定价较低，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订货者接踵而至，供不应求，因此又触犯了外商的利益。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内市场几乎全被外商把持操纵，而当时津市纸张一项，更为日本三井洋行所垄断。当他们发现振华生产的马头牌草板纸在市面踊跃畅销，认为是妨害了他们的销路，破坏了他们的垄断独裁，于是就采取各种手段对振华施加压力，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历年以来，天津成记、敬记、福英三家纸行，一贯倾销日本纸张，这时三井洋行便告诫三家纸行：“今后不准经售振华的产品，否则就停止一切纸张的配给。”振华当时采取薄利多销的方针，以期推广销路，而三井更以跌价的办法，给以打击。于是从每吨板纸200元的价格逐步下跌至80元。虽然振华当时每吨成本为110至120元，但是为了业务竞争，也不能不随之下跌，以至一年之间赔累过巨，资金难以周转，无法继续经营。于是召开股东大会，研究对策。原拟准备增资继续营业，但又考虑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经济势力是如此的雄厚，我们以个人的有限资金，万难与之抗衡，于是决定采取出租的办法，暂行维持，等待机会再定行止。振华造纸厂自开办至停顿，为期不到一年半，就形成了瘫痪，作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高压下的牺牲者。

两度出租

振华造纸厂在津沪各报刊登广告，进行招租。由于振华受日商排挤，在工商界尽人皆知，所以无人肯承租接办。因循了两年之久，才有振华经理李蔼臣的老友周吉三前来接洽。周系天津复兴茂粮栈的资东兼经理，与上海日清轮船株式会社买办王叔贤从事于南储北运面粉生意，大发其财。他说王叔贤在上海开设竟成造纸厂，现有意承租振华作为竟成第二厂。王叔贤及其父王一亭，都是日商日清轮船株式会社的买办，和日本商人的关系密切。他计划租办振华后，将生产的纸板运往长江各埠销售，可避免与三井洋行竞争。

当时全国只有苏州、杭州、许墅关、上海、天津五家板纸厂。王叔贤因为经营面粉很得意，便又想垄断板纸厂。他开始先将许墅关一家板纸厂接办过来，又派周吉三前来商谈承租振华作为竟成造纸厂第二厂。经过数度往还，谈妥每年租金二万元，另在盈余中提出十分之一，作为机器折旧费和驻厂人员的经费。不久竟成造纸厂就派来吴茂卿、吴祥伯弟兄和一部分职工前来接管，自一九二六年起，更名为竟成造纸厂二厂。吴茂卿是一个日本通，他来津不久，就和三井洋行的主要负责人拉上关系，打开渠道。本来三井洋行进口的纸张，一贯着重在高价细纸，对于草板纸向来视为附带品，经过吴茂卿的极力疏通，得到日方首肯，因而减少了草板纸的来货，所以在竟成租凭的六、七年间，产品畅销，获利甚富。振华也收入租金十五、六万元，偿还了银行号的债务和股东存款。

一九三一年国际不景气现象蔓延到世界各地，王叔贤囤积的大量物资亏蚀甚巨，以致无法收拾，宣告破产。竟成造纸厂的租用合同也只有解除。

竟成造纸厂退租后，振华因为资金缺乏，仍无计可施。正在彷徨之际，国华银行经理崔露华来找宁钰亭。崔和宁原系多年故交，崔称彼有莫逆胡圣余，系蚌埠巨商，崔可代胡出资五、六万元，崔本人出资二万元，并劝宁钰亭及其友好金伯平各出资一万元，共集资十万元，租赁振华，继续经营。一切条件，完全依据竟成办法进行，命名余记造纸厂。经振华股东会通过，于一九三二年正式开业。崔露华担任监理，仅派代表人于惠清驻厂助理，一切事宜，委托宁钰亭全权处理。厂长为吴立五，营业主任为宋振声。这次余记开幕，有国华银行作后盾，流动资金得以应付裕如，于是就可以根据行情，套购原料；根据销路，控制物价。当时只要传出振华机器发生障碍，短期不能生产，市场价格便马上飞跃上升，订货激增；再如传出振华原料储存过剩，产品积压，市场价格马上平定。余记经营之初，资金仅是十万元，年终结算，除去偿付租金酬金外，各股东都能分到三、四分红利，职工分红也为数不少，工人年终酬以双薪。余记经营六年，每年都有盈余。

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事爆发，吴淞口被日舰封锁，货运不通。长江下游各厂生产的纸板无法外运，所有经上海出口纸板的香港、澳门、新加坡、南洋以及英国本土市场货物奇缺。广州的裕昌、瑞昌两大杂货进出口行在香港的分店便委托上海银行与振华接洽，愿比当地市价加二成、码头交货的条件，订购大批马头牌纸板。一切报关装运手续全由上海银行代办。振华因顾及天津当地需要，只允给五十吨，货物发出未久，又连接急电，预订大批纸板。振华为了解各地市情，派宁立人于一九三三年初去香港、广州调查，查得振华的马头牌纸板因光度和拉力都比长江所产为高，因而极受欢迎，在南洋各地已成名牌货。香港一家英商将马头牌纸板样品寄往英国，也得好评，随即有一批货运英，在伦敦建立了市场。宁立人海南之行还了解到马头牌纸板的缺点，如乾度和光度都不够，纸板面上细纹不够亮，拉力过强等等。经转告工程师葛敬新、车间主任虞炳生等深入钻研，加以改进，为进一步外销创造条件。

振华又经余记接办了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寇在芦沟桥发动侵华战争，平津一带人心惶恐，市面混乱，大量资金云涌南迁，于是余记无意继续经营，宣告退租。

自营期间的苦斗求生(www.xing528.com)

余记造纸厂退租后，振华在此国难当头、极度困难时期，不得不收回自营。结算一下历年租金、酬金的收入，将近三十万元，除去偿还银行号借款及股东存款外，尚有剩余十二万元，当即以此款作为流动资金，正式开工生产。这时正是平津沦陷，日寇横行，市面萧条，销路停滞。所以一九三八——三九两年，业务平平，仅能维持开支。到了一九四〇年日寇侵华战争逐步南移，交通逐渐恢复，市面也日趋安定，销路也就一步步地开展起来，一些积压物品，陆续地相继脱手。

当时振华的营业主任宋振声，是位交际能手，他的朋友杨韵生和一位日本浪人神初与一是把兄弟。神初生长在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在日租界开设一个杂货店，所以日本军部经常利用他购买一些物资，也有时请他去当临时翻译，由此受到日本军部的倚重，给予他一个“顾问”的名义，在天津是很“吃得开”的。神初娶了一个中国妓女作外室，还染上吸食雅片的恶习，生活很腐化。许多中国工厂行业，为了发财致富，都想利用他打通日本军部这道关卡，于是他先后担任了大来木行、兴华织布厂、达孚货栈等九家厂商的顾问。通过杨韵生、宋振声二人的介绍，并经董事会的通过，就在一九四〇年秋季，聘请神初来厂担任顾问，每月致送车马费一百元，年终送酬金一、二千元不等，并经常餽以名烟、美酒、上好雅片，投其所好，博其欢心。由于他的奔走联络，振华在购料和运输以及经营上的种种困难，都能随时迎刃而解。因此振华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直是一帆风顺，多有获利。

当振华开业之初，向美国订购机器，在合同中规定，日产量为十五至十八吨。现在销路激增，供不应求，因此董事会决定根据需要，添购一部份机器，提高产量。因此向日本购置勉料机两台，由日本派技师古贺正雄前来安装。但装后车速虽然加快，却又发现原有烘缸热力不足，在烘烤板纸方面，呈现干湿不均现象，于是又添装八个新烘缸。全部机器整修告成，每日产量由十四、五吨增加到二十四、五吨。与此同时又添置了两部薄纸机，专生产牛皮纸和油毡纸。至于业务方面，每年都有所开展。首先接受了一批火车票纸业务，继而为颐中烟草公司生产装运香烟防潮用的灰板纸，每月订货一百吨左右。不久和记洋行蛋黄出口，也采用一部分灰板纸。由于当时日寇侵华战火深入华中腹地，南方几家板纸厂都在炮火当中被迫停工，广州、香港的商行都来订货。现在回忆自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这段时间里，振华造纸厂的生产蒸蒸日上，发了国难财。

几次灾祸临门

我本人原在北京的上海银行工作，一九二三年因为振华在安装机器时，需要英文翻译，我父亲宁钰亭命我辞去银行职务，前来振华。及至振华失败停业，我又回到北京，担任上海银行副理。

振华决定收回自营后，董事会约我担任经理，主持业务，于是我即辞去上海银行的职务。可是当时环顾全国，正是战火弥漫，前途茫然，我虽然是毫无信心，但也只有勉为其难，尽力而为了。我主持振华虽然生产上有所发展，但是在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不少惊涛骇浪，无时不在提心吊胆。现举出几件令人发指的意外灾难：

（1）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　日寇占据华北后，军事以外的事务统归兴亚院管理，对中国工商业更是多方摧残和统制。我厂的主要原料稻草、物料石灰和煤炭全归兴亚院掌握：稻草归华北藁工业品株式会社统制，石灰、煤炭归华北石炭株式会社统制，振华与开滦煤矿原订供应合同无效。销货方面，产品需全部交华北纸业协会配售。为了得到一部分原料和燃料的配给，振华不得不加入纸业协会受其束缚。

振华自营不到半年，三井、三菱两行，就派三井洋行主任藤田及小岛靖二人来厂要求合作。当时我公司业已迁至意租界沿河马路办公，他们就通过意租界工部局将我传去，当场提出合作要求，迫我接受。具体条件是：双方投资按百分比分配，振华全部产值作为49%，日方提付现款，作为51%，共同合作经营，由他们派员前来进行接管，并威胁恫吓，如不同意，就立即勒令停业。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他们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至期又派小岛、吉田二人前来威逼，软硬兼施，要求当机立断，马上答复。我则告以：“振华系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一切重要事宜，必须召开股东大会通过，方可执行。现在各股东分散在全国各地，由于交通不便，暂时无法召开。我一定设法尽快联系，候有眉目，立即通知贵行，再作计议。”我当时暂以缓兵之计，搪塞过去，但日寇决不死心，经常来人追问。最后我告以：“股东会议，无法召集，如果三井、三菱放弃合作，单独经营，我们可以全部交出，听候处理。”惟日方又不愿采取强行接收的形式，于是此事就不了了之。其后不久，突然有两个日本宪兵来公司，声称找经理谈话。刚巧我因公去北京未回，就由营业主任宋振声出面接待。日寇不问情由，就将宋振声强行带走，罪名是我公司货船在海河禁区违法偷渡，不容分辩，也毫无证据，就将宋振声肆意毒打，遍体鳞伤，左眼出血，几乎失明。幸而当时日本浪人神初已经来厂任职，经他几次疏通，才将宋振声放回。事后经过了解，才知道是三井洋行的蓄意报复，诬告陷害。

（2）土匪的敲诈勒索　在一九四三年初，小站地区出现了一股土匪，首领是李秀山和他的所谓参谋长田某，集聚匪徒有二、三千人之众，在小站一带横行不法，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地方人民畏之如虎。他们在南郊一带盘踞了一年多的时间。振华造纸厂在咸水沽镇上是首屈一指的工厂，匪徒们觊觎已久。有一天，厂长李幼唐赴咸水沽商会开会，在归途中，突然被绑失踪，不久就接到李秀山的来信，要以五万元赎票，同时又扣留振华在小站一带的运草车船，勒索鉅款，补充军饷。振华正在踌躇商讨对策中，匪徒竞于深夜包围工厂，鸣枪示威。振华为了护厂，也开始招募人众，购置枪弹，进行防卫，还在厂中修筑了一个瞭望台，提高戒备。双方对峙了数月，匪徒无计可施，竟以“撕票”为要挟，限期交款。振华万分焦急，多方托人，寻找门径。以后获悉，咸水沽镇上有郑、张二位士绅，与李秀山素有交往，就经过他二位奔走，先以二万元将李幼唐赎回，以后又经他们继续疏通，陆续又以现款数万元，将所扣留的大量稻草全部赎回。李幼唐原就体弱多病，现又在匪窟拘留了五个多月，每天是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回到家里，已经奄奄一息了。匪徒李秀山后来经过日军收抚改编为伪军，仍不断派人向公司讹诈。李秀山后来被日寇处决，对振华也算是除去一患。

（3）国民党军欺商敛财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为天津市警备司令。他到任不久，就依仗权势，大肆搜刮，举凡天津市范围较大的厂商，很少幸免。有一天牟的侄子及其参谋长来我公司，以手枪威胁，声色俱厉，当场索要十万元，补助军饷。我当时惊恐万分，几乎昏倒，但仍极力镇静，敬烟敬茶，尽量招待，一方又找来出纳员刘展衢，查问银行存款数目，刘称：国华银行现存二万四千元，其余都是一、二千元不等。他们听了，怒火大发，就对刘展衢拳打脚踢，进行威逼。我在当时急中生智，连忙劝阻，请其息怒，并称宋子文、孔祥熙都是我公司股东，我公司所有巨款支付，须经股东会议讨论。我先开具二万元支票奉上，其余款项，我当立刻去电请示，一俟回电，定当筹款送去。宋子文当时是行政院长，他们听后，立刻改变了态度，连说“不必了”，结果拿了二万元的支票，悻悻而去。

解放前后

一九四六年冬，振华大股东倪锡纯之子倪吉明由美国归国，向宁家表示愿接手负责振华的业务。一九四七年经董事会决定改选宁立人为董事长，倪吉明为经理。倪就职后，每日吃喝玩乐，追求享受，不理业务。加之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生产难于维持。倪吉明感到情势不妙，于是就将厂内全部成品和部份原材料予以变卖，一部分给职工，大部分据为己有，并以探亲为名，携眷赴沪。以后听说又迁往香港。

在倪吉明任经理时期，职工即已人心离散，工作情绪低落，各部分管理松懈。他携款溜走不久，厂中的引擎间着起一把大火，大部分厂房和一部分机器均被焚毁，所毁害达到振华自身无力修复的程度。到天津解放前夕，这个三十年的老工厂，仅余一片火场和一些烬余的机器。

天津解放后，振华陷于瘫痪状态，连职工的工资都无法支付。同时由于股东内有宋子文和孔祥熙等的官僚资本，所以自一九四九年初就实行军管，至一九五〇年官僚资本上交，才撤消军管。副经理董少臣为了维持残局，提议重行增资，恢复营业，于是电邀宁立人、倪吉士等来津，召开董事会。共同决定由严逸文、董少臣和倪、宁二家共凑资金十万元。成立劳资协会。由宁立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董少臣任经理，冯襄甫、邱子峰任副理。当时由于资金缺少，周转困难，董少臣各方奔走，设法贷款，并呈请政府请求协助。嗣经指定天津投资公司给予贷款，协商支用。董少臣苦撑年余，至一九五〇年厂房及机器修缮竣工，开始复业；至一九五三年生产提高，业务好转，还接受了香港、广州等地订货，年终获利，采用“四马分肥”办法。

振华在私营造纸行业中，范围较大，同时由于草板纸成本低，利润厚，用途多，销路广，故极为人民政府所重视，一九五四年初，经一轻局召我们去开会协商，为了接受对工商业的彻底改造，同意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实行公私合营。经过清估财产后，政府又投资一千万元，增添第二车间，职工逐渐增加到三千人，产量达到150—160吨。

宋棐卿购买三井洋行毛条的经过

我是个羊毛经纪人，专为中外商人拉拢羊毛生意。一九三六年春，日本三井洋行派人来天津推销他们加工的澳洲羊毛毛条，他们找到我，表示愿与东亚毛织厂做生意。当时东亚以抵制洋货做招牌，生产“抵羊牌”毛线，风靡一时。我找到东亚总经理宋棐卿，向他提起此事，他表示，抵羊牌毛线对外打着国产毛线的招牌，如果采用日本毛条，外界知道后，对东亚很不利。我反复向他说明，三井洋行的条件优惠：一是可以货到付款；二是根据东亚需要随时发货；三是交货快，最迟半个月可到。宋终于同意，但为了免遭外界物议，提出不与三井直接发生关系，而由我转手，从两方面拿佣金，东亚给千分之五（后落到千分之三），三井给千分之二。

直至“七七”事变前，一年内经我手卖给东亚的日本毛条十几万磅，价值五、六十万元。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羊毛供军用，东亚与三井的生意才告停止。

徐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