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林督直蒋经过及历史资料

张同礼

前　言

我父张弧，号岱杉，清末入户部、度支部，办理盐务工作，盐务署成立时，任盐务署署长。一九一五年，我父辞职后，由李思浩继任盐务署署长。李思浩为我父的老部下、老同事，颇为段祺瑞所倚重，后来成为皖系的核心人物。段祺瑞为北洋政府执政时，李任财政总长。我父在北洋历届政府中，历任盐务署署长、币制局长、长芦盐运使、财政次长等职，还曾两次署理财政总长。

我从十七岁时，就随侍我父左右，后来充任了察哈尔省的财政厅长。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张家口驻军发生兵变，察哈尔都统张锡元被撤职，段祺瑞委任张之江接任，我因不了解冯军情况，乃辞去财政厅长职务，返回天津。不久，张之江的参谋长陈琢如，与我有师生谊，曾电约我回察，仍任原职，但我婉谢了。我在津住闲中，一天郝鹏（李思浩的亲信）来，约我去会见李景林。会面后，李说：“岱老对我很帮忙，我想请你担任盐款清理处处长，以后遇有优缺，再行调补。”我表示同意。就任后，以业务娴熟，办事得体，李景林对我极为信任。关于李景林的督直和附蒋的经过，都是我亲身经历和见闻，惟事隔五十余载，加以记忆力衰退，更因限于写作水平，虽然勉强写成此文，难免有失误之处，希知者予以指正。

一、抢先入津取得直隶督办

李景林字芳辰，直隶省枣强县人，保定讲武堂毕业。曾任黑龙江省督军署参谋长、参战军团长、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及暂编第一师师长等职。一九二四年直奉二次大战时，升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为该军副军长，张学良为第三军军长，郭松龄为该军副军长。战幕揭开，李景林率一师三旅之众，进军热河后，自封为热河省都统；张学良、郭松龄率第三军出九门口，直军败退，吴佩孚乘船逃走。这时李景林、张宗昌急向关内挺进，直入天津，李景林先到，遂留驻直隶省境，并在大名、保定之线布防。张宗昌迟李一步到津，遂率部南下。

一九二四年李景林率军入关后，前头部队一度进入北京，张作霖曾电保李为卫戌司令，企图取代冯系所委的鹿钟麟，直接控制北京。但段祺瑞系以冯、张拥护而登台，不愿偏重一面，拒绝了张的要求。张作霖以段一上台就不听摆布，非常气怒，令李军退出北京，自己声称要回关外，并令张宗昌部南下，攻取苏皖。直隶绅士边洁清、贺湘南等以各界代表名义公推李景林为直隶保安总司令兼省长。段祺瑞见张作霖自由行动，有伤政府威信，但亦无可奈何，只好派员来津征得张作霖同意，才明令发表李为直隶省军务督办。李本人也暗派郝鹏在段左右活动。这是李景林发表直督前的一段内幕过程。

以后奉军源源进关，继续南下，直达上海。张作霖以姜登选为安徽省军务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省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省军务督办，邢士廉为上海警备司令。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九门口之役郭松龄战功卓著，但未得地盘，第三军入关后，驻津榆一带，设津榆驻军司令部于天津扶轮中学校内。郭松龄对此极为不满，曾多次对李景林说：“麟阁、超六（杨、姜字）并无战功，反而得到江苏、安徽优职。”而李景林则对郭军驻防津榆，怀有疑虑。李曾对我说：“郭鬼子大军常驻天津附近，因为我们是外码的，这是老驾（指张作霖）叫他来监视我的。”郭、李的讲话，对张作霖都有嫌怨，这也是后来他俩联冯反张的伏线。

二、打败对手夺得省长席位

李景林就任直隶军务督办之后，极力想增编军队，扩张势力，但在段祺瑞、张作霖的双重压力下，人事方面不能自己安排，重要部门如：长芦盐运使段永彬（字古香）乃段祺瑞的本家；财政厅长郝鹏，系李思浩的亲信；印花税处长苏遇春，是奉系阎廷瑞的部下；天津海关监督祁公模、造币厂厂长李壮飞、京奉铁路局局长常荫槐等，也都是张作霖安排的；其他如直隶交涉员熊少豪和天津县县长张仁乐，又是黎元洪推荐的，只有烟酒公卖局局长杨振春是李景林的连襟。特别是直隶省长杨以德（俗称杨梆子）又兼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从民初就兼任此职，为人狡猾，八面玲珑，把持警界，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势力，与北洋各系军阀、官僚均有联系，互相勾结，以保持自己的地位，故其省长、厅长职务迄未变动。

奉天方面争夺省长一席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以吉、黑榷运局局长阎廷瑞为最。阎利用榷运局职权，大肆贪污，竭力报效张作霖，他又是张的亲昵赌友。阎在奉天内部，不争地位，不搞派别，专做“和事老”，是一个老奸巨滑的阴谋家。李景林力图自兼省长，以谋军政统一，而张作霖则不愿李自兼省长，使其羽毛丰满。在这种激烈争夺的情况下，直隶省长一席，直到奉军入关后达半年之久，也未得到解决。

李景林于一九二四年入关时，曾与张学良、张宗昌同赴北京去见总统曹锟（时曹已被冯玉祥软禁于延庆楼），表示拥护曹锟复职，后因吴佩孚反对，张作霖才拥段祺瑞为北京政府执政。李景林督直后，在年节时，还曾向逊帝溥仪（住张园，即鞍山道天津日报社址）送礼并觐见持君臣之礼。一九二五年六月间，直隶省长杨以德委任警察局的科长白振镛为天津县县长，调张仁乐接任静海县县长。李景林得信后，即令张仁乐拒绝交代，白振镛到天津县接任时，张不肯交代，杨以德闻讯，派大批警察进入县署，要强行接任；张仁乐急以电话报告李景林，李当即派军队包围了县署，宣布了戒严，迫令白振镛及警察退出县署。这时，张作霖正在天津，李景林即向张报告说：“杨以德如此横行霸道，今天他若是带兵的，那就要造反了。”杨以德经此打击，威风扫地，不能再干了，只好辞职。

阎廷瑞得到这个消息，即以“直人治直”为由，在张作霖左右大事活动，并以能筹款、能监视李景林的行动，来取得张作霖的首肯，力求夺得省长的职位。李景林则以利于筹办军饷为由，向张作霖要求自兼省长，并派郝鹏通过财长李思浩向段祺瑞关说：“李景林拥有军权，别人谁想去，都要被挡驾。”李景林、阎廷瑞的省长争夺战，双方均在激烈进行。最后，张作霖确认李景林实权在握，并善于筹办军饷，如派阎廷瑞来省，恐生枝节，不如顺水推舟，同意李兼省长，遂由段祺瑞明令发表了李景林兼任直隶省长。

李景林于六月三十日就职，当即发表我为直隶省署秘书长，代理省长职务。同时李为了缓和、拉拢阎廷瑞，聘阎为省署高等顾问，月支车马费一千元，聘书虽然由我送交了，但阎却辞而不受，从此李、阎交恶。以后，阎在张作霖左右，尽说李景林的坏话，加深了张作霖对李的疑虑。李景林就任省长后，发表岳岩励为警务处处长，原天津警察厅督察长丁振芝升充警察厅厅长，并派省署秘书宋起达在日租界开办《天津晚报》，专为李景林做宣传工作。李在省长争夺战中，虽已战胜阎廷瑞，如愿得偿，但张作霖仍然不准他扩编军队，且索款甚急；又因郭松龄常驻天津，随时有夺取直隶地盘的可能，因此李景林心实不安。李时常对我及其亲信说：“我要扒掉胡子皮，不扒掉胡子皮，我是出不了头的。”

阎廷瑞在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死后不久，就跑到日本去活动，名义上是与本庄繁研商大元帅的安葬问题。阎在东京曾数晤本庄繁，迄未谈得要领，本庄繁态度非常冷淡，不似过去在沈阳任张之顾问时那样亲昵。阎东去真正目的是企图把边业银行结束余款调进关内，重行恢复边业银行，日本人根本反对。阎错误估计与本庄繁的关系，毫无结果。最后阎即死于异邦，死因与尸体迄无明确下文。

三、权势在握恣意掠夺财富

李景林督直后，张作霖每次来津，都要李筹付奉军军饷。那时财政厅长郝鹏，一面以增捐加税为李筹款，另一面为李拉拢财政总长李思浩和段祺瑞，故渐为李所信任。一九二五年春郝又陪同李景林访问我父张弧，要求设法协助筹款。我父当即应允说：“在盐务方面可筹巨款，具体办法可由郝鹏以后联系。”我就任盐款清理处处长后，即在直隶省财政厅内，设处办公，开始清理积案。首先查出一九〇三年在我父长芦盐运使任内，有盐斤改洋码一案，案中载有：长芦纲总在报效北洋政府款项内，欠缴五十三万元，尚未了结，应予追查。我将案卷查明后，即邀纲总四人来处商谈，我说：“现在兵灾善后，需款甚急，请将所欠政府的洋码报效余额五十三万元，迅速缴清以利军饷。”纲总郭某闻言后，即严词拒绝，他说：“盐务款项，应由长芦盐运使管辖，贵处无权过问！”我说：“此案系李督办交办，须向督办请示，请各位稍坐。”说毕我就去督署，向李说明经过。李景林说：“请酒不吃，偏要吃罚酒。”他立即给天津县县长张仁乐打电话说：“即刻派县警四名，乘车到省财政厅，把纲总们带到县署看押，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释放！”我立即回处，县警到达后，即将四位纲总带走了。第二天，盐商们闻信大惊，急谋营救。第三天就跟纲总们商妥，先缴现款二十万元，余款分两期交清。这时，李景林才令张仁乐将纲总们释放。此案办完后，李对我极为信任和依重。

李景林为了便于处理非法收入的款项，又设立了直隶省兵灾善后清理处，由参谋长李爽恺任总办，我和郝鹏任会办。这个机构，并无组织，凡各处勒索来的款项，直接交给总办李爽恺，由李出收据，然后将款交军需处长王化纯经管，由李景林直接支配。

所谓的非法收入款项包括：天津稽查处处长李书凤（李景林之侄）包赌、贩卖鸦片和金丹、开设烟馆等欺诈勒索的款项；张仁乐以整顿市容为名，在铁路线附近勒令迁移坟墓、霸占土地、盗卖公产等搜刮而来的款项；允许英国领事馆在马场道中国地界一段布岗，得贿十万元；查抄王毓芝（曹锟的秘书长）及赵玉珂等直系人物的财产。当时天津人民有“张仁乐敲骨求金”之谚。凡办理上述案件时，均系李景林直接指挥，极其保密，因此，聚歛款项实数，非经手人不得而知。李景林的勒索行为，不仅当时人民不满，即士绅如严范孙，边洁清等，也都啧有烦言。李景林得悉极为痛恨，常骂道：“你们都叫他严范老，我看他就是严范小。”

我就任省署秘书长兼代省长时，李景林要继续筹款，乃电段执政推荐我为长芦盐运使，经段将原盐运使段永彬调充风阳关监督，发表我兼任长芦盐运使。我接任后，即向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提出：将由省、督两署通令全省销售精盐，按政府规定，只得在通商口岸，只限于租界销售，租界以外城厢及内地，都禁止销售。这对久大精盐公司是最大的威胁和打击，在强迫勒索下，经过磋商，久大精盐公司付出了二十万元，由直隶兵灾善后清理处据领，此事才算了结。

为了更多的压榨盐商，乃在八月间又向纲总提出：要清查一九〇八年全国成立民办铁路公司时，为赎回洋商所办津浦铁路改由中国人自己来办，曾有盐斤加价、筹集股款一案。由于股款收入、股票分配的情况均未公布，多年来盐斤加价并未停止，始终由纲总把持。因此，我提出：“这笔鉅款，我要彻底清查，李督办为军需紧急，要求纲总在盐斤加价中，交出一百二十万元。”纲总们以与全部盐商商谈为词，拖延时间，久未答复。为此，李景林决定，由稽查处派军警查封东马路纲总李宝诗的房屋和特一区的李家花园（今人民公园），李的家属均逃入租界。在这种压力之下，纲总极为恐慌，急派刘赞臣和李少白两人与我联系，愿交四十万元，以期销结此案，免除后患。李景林要再增加款项。正在磋商中，张作霖急召李景林，当面严肃地对李说：“对盐斤加价一案，你要立即停止进行，归我亲自处理。”李景林回督署后，非常气愤，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这笔巨款，又被老驾抢走了，我们不要再进行了！”事后我得悉，这是阎廷瑞等人知道了这笔鉅款后，暗自派人和纲总洽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四十万元直接送交了张作霖，了结了此案，以后北洋政府也未再提此案。一直到国民政府时期，财政次长钱俊癸重办此案，还把纲总王君直押送南京，又勒索了一笔巨款。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天津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声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声势浩大，李景林极为恐慌。以津沽华洋杂处，易生事端，李除连日召集军警绅商商谈对策之外，另由军警严加戒备，重点保护日商在津的各纱厂，镇压游行群众。有一天，在督署门前搭起大讲台，叫所有官兵都到场，并由教育厅、警察局和天津县，召集市民、工商各界和学生开大会。当时李景林亲自登台讲演，吹嘘他自己如何爱国爱民，劝导群众不要有轨外行动，一切由本督办做主等等，他说得天花乱坠，激昂得声泪俱下，但与会群众都是被迫而来，听演讲的人渐渐散去，会场上落得个冷冷清清，开会不到半小时就散场了。李景林督直时期，虽经张作霖屡索巨款，并不许他扩编军队，但实际上在李、冯开战时，李已拥有三师、五旅的实力了。

四、李冯张郭间的军阀混战

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奉张乘胜入关，分别占领了直、鲁、苏、皖和上海等地盘，而冯玉祥屈居于张家口，仅占有察、绥及北京地区。一九二五年十月间，浙督孙传芳进军沪、苏、皖，国民二军向鲁西挺进，邓宝珊部增兵彰德，威胁大名和保定。冯玉祥以奉军在南方败退，乘机向张作霖提出：要求奉军退出保（定）大（名）和热河，张作霖愤然以冯违反合作精神，令有力部队进驻三河、蓟州。这时张、冯两军对峙，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段祺瑞急电张冯，要求双方停止再战。十月十一日张学良来津，与李景林和吴光新（代表段）会商提出：奉军退出三河、蓟州，要以冯军退出北京为条件。经段祺瑞从中斡旋，取得冯的同意，于十四日双方开始撤军。李军于十八日撤退时，遭到了国民二军的袭击，颇有损失，李忿然责冯欺诈，由张学良向冯交涉，冯答以国民二军纪律不好，众所深知，以后应予制止。

奉军自从战胜进关以来，内部出现裂痕，以日本陆大和士官出身的为新派，主要有杨宇霆、姜登选等人；以郭松龄、李景林等人（均北京陆大和保定出身）为旧派。两派权势之争，情况非常复杂，京津一带，谣诼纷纭，传闻李景林地位不稳。李为了避免张作霖的怀疑，于农历九月初三日我母寿辰之时，李赠送寿仪四千元。我在盐运使署演堂会为母祝寿，李陪同他母亲来署看戏；在戏未终场时，李就暗派人将李母秘密送往奉天，以母作质，用表忠诚。(www.xing528.com)

十一月中旬，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三野友吉来我家告密说：“接包头电（冯玉祥的日本顾问松室孝良在该地），发现有郭大鸣（郭松龄之弟）在包头与冯有联系。”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李景林，李很震惊地说：“怕是郭松龄与冯有勾结，要夺取直隶地盘，我们要做好准备。”这时郭松龄住进医院，李更怀疑，过了两天，郭松龄与熊斌（冯玉祥的代表）来督署与李景林会商。会商后，李私下对我说：“郭、冯联合反奉，要我在反奉通电上共同列名，我考虑老母在奉，恐被杀害，仅要求于事成后，黑龙江省归我管辖。郭未置可否，只说保证我的直隶地盘不动。”后在郭松龄赴滦前一天，到督署晤李，那时我适在座，他俩密谈后，与我共进午餐。饭后，郭对李说：“这一回，你可以扒掉胡子皮了。”李答说：“你真行，我不如你，我一定跟着你走！”郭又说：“那就好了。”不久，郭就走了。十一月十九日夜间，李接到郭的来电，电文说：“杨宇霆失地潜逃，杨车过津时，希将杨扣留正法。”李景林很为难，立即找参谋长和我商量，我们认为，杨车也要经过滦州，郭在滦州也可以劫车杀杨，何必要借刀杀人？目前情况如何未卜，决定拖延时间。后复郭一电说：“来电时，杨车已过天津。”但杨车过滦时，也未被扣留，只姜登选车过滦州时，被郭松龄扣留枪杀。

十一月二十三日，郭松龄在滦州，发出反奉通电；二十四日由郭大鸣将在滦被郭扣留的赵恩臻、裴振东、高维嶽和齐恩铭四个师长，押送来津，交李景林看管，并送交郭、冯密约抄件一份给李。密约共七条，指冯为甲方、郭为乙方，李景林虽未签署，也列为丙方，特摘录如下：“甲、乙系同志合作，为达到开发边疆，保卫国土，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之目的，公订条约如次：一、甲负责开发西北，保（定）、大（名）、京汉线，甲军随意驻扎，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诚意赞助乙方开发东北，并牵制反对方面。二、乙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及内蒙古，改造东三省政府。诚意赞助甲方开发西北，必要时出以实力援助之。三、直隶、热河归丙方治理，甲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直隶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不得侵夺。”

十一月二十四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历数张作霖祸国殃民的罪状，要求张作霖下野，以谢国人。当日，李景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保境安民，静观变化，一面将李军暗改为北方国民军，李自称总司令，由副官处印制北方国民军的符号、证章和旗帜等，同时令保、大防军让出防地，集结天津附近。李军在撤退时，忽然受到国民二军的袭击，李景林认为冯玉祥背信毁约，且郭、冯密约中，冯军可自由出入天津海口，这表明冯有攻占天津、夺取直隶地盘意图，李深有戒心，乃密与山东张宗昌联系，以直、鲁唇齿相依，极应互相协力，保守疆土。

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景林要我陪同他去见我父张弧，探询日本方面对郭松龄反奉有何反应。我父告以由天津日本驻军小泉司令官转来东京、关东军方面的电讯：“东三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郭松龄曾派林长民、殷汝耕与仪我少将联系，但日本以保卫满蒙利益，郭、冯的军队，决不能进入奉天。另据日方情报，张之江、宋哲元两军已分向丰台和热河发动。”李景林得到这些情况后，已决心对冯玉祥一战，乃以荣臻为第一军军长，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缩短战线，在马厂、汉沟之线布防，准备战斗。十二月三日，因李景林对外界多日无表示，冯玉祥派熊斌、王乃模及陈琢如来督署，与李景林会商，要求李表示态度，形势象很紧张，李忽然拍案大喊：“我表明态度，就是讨伐冯玉祥。”说罢就退出会议室，令副官处长李赞臣和副官长张化南，把三个代表押在副官处。当时，我正在督署，李回卧室说：“妈拉巴子！他们要我表明态度！先把他仨枪毙了再说！”我当时很着急，因陈琢如是我的老师，不能见死不救，乃对李说：“他们都是跑腿的，你毙了他们，有什么用？并且这对芳帅英名也不好！”李听了不答，在烟铺上睡了。我通夜没回家，天明时，李从烟铺上起来对我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他叫副官处把三个代表放了。我到副官处对陈琢如用闽语说：“你们去洗洗澡，快回家吧！天津不能多留啊！”

李景林于十二月四日，将郭松龄拘押在津的赵恩臻等四位师长释放，送回奉天，然后发出通电，宣布讨冯檄文。该文系饶汉祥手笔，内有：“只问赤不赤，不问敌不敌”语句。同时国民二军邓宝珊部攻马厂，张之江部攻杨村，李景林往来马厂、汉沟督战。从十一日至十五日，双方在杨村附近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双方伤亡达数千人。由于日本驻军以修理电线为名，派工兵在杨村附近，爬上电杆窥察冯军阵地，把情况密报李的日本顾问上田，因此，李军曾一度大胜，攻占落垡。冯玉祥急派李鸣钟代张之江为讨李总司令，由绥远调兵增援，同时，冯军唐之道部迫近塘沽。李景林闻此，急电张宗昌求援，张派程国瑞、徐源泉两军北上，进驻青县至沧州增援。十二月二十日，李鸣钟指挥所部开始反攻，南路冯军邓宝珊部反攻马厂，这时，天津已在被围之中。李景林亲在前线督战，战况非常激烈。当时，郭松龄军出关，已迫近新民，有些人认为郭军必胜，张作霖已不可能派兵援津。李军将领在津租界多有眷属，他们认为久守无胜仗，因而内部起了变化。李军张宪旅，已与冯军有联系，屡以天气寒冷，大炮不易调动为由，不听李指挥。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和李景林，在督署晚饭时，忽闻署内有枪声三、四发，李急拉着我，向后奔去，遂有卫兵跑来报称：“开枪人已被拿获。”李即令将开枪人按军法处理，但对外只声称枪支走火。此时，冯军便衣队已潜入天津。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军全面崩溃，李景林下令退沧州、德州集中收容后，自己逃入日租界。事前，李书凤曾代其叔在日租界购有楼房两所。当晚，我和李景林偕日顾问上田，同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会见小泉司令官，李详述战败经过。小泉说：“目前尚有日军八百余人，可乔装李军模样，把国民军入津的先头部队赶出天津。”李落泪说：“谢谢盛意，但我大势已去，不必多此一举。惟要求退入租界的我部属，请予以保护，本人将赴济南，以后还望多予协助。”李景林和我率部分亲随及部下于二十五日晚，乘济通丸赴大连，经青岛转往济南。离津时李景林顿足挥泪，不胜感伤。

到达济南后，我即前往奉天，向张学良报告天津作战经过，并商谈以直鲁军由济南北上，奉军进关夹击冯军，约定在天津会师。那时，郭松龄军抵新民，由于日本方面提出：铁路线以内禁止军事行动，对郭军多方阻碍，并派有炮兵，参加奉军助战。故此，郭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大败，于白旗堡郭松龄夫妇被俘，随被枪决，并在奉天小河沿暴尸三天。张学良以打败郭松龄之后，要重新整编军队，我在奉天等候了一个月之后，商妥在农历年前后双方向天津进军。我回到济南，向李景林详述了这一切。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李景林、张宗昌和靳云鹗，秘密会商联吴（佩孚）反冯，由张宗昌协助靳云鹗攻豫东，迎接吴佩孚返回洛阳。这时直鲁联军已组成，李景林任直军总司令，张宗昌任鲁军总司令，我被派为联军总参议。李、张名义上联合，实际上则是各自为战，他俩都在争夺直隶地盘，所以对北上攻打冯玉祥之事，都在互相观望。李景林退回山东后，在我父家中曾密设情报机构，由我父主持，由胡若愚、杨振春分别代表张学良和李景林。由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法华银行经理赵让泉、东局子法国驻军、李书凤和日本天津警察署巡捕刘寿岩等人供给京奉、津浦两路线以及天津附近地区有关冯军方面的军事情报。情报汇集后，日本军方电知济南日领馆，再转交直鲁联军，因此李景林和张宗昌对天津及其附近的情况，比较了解。邓宝珊部攻津最力，但冯玉祥已调国民三军孙岳任直隶督办兼省长，邓宝珊因此对冯不满，而且国民一军的诸将领亦无妥善安排，国民军内部也因此发生了严重分歧。李景林急欲收复天津，回任直督及省署，即利用农历初一休假过年的习俗，率部北攻。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九日开始，先后攻占了沧州、献县和青县，于二十三日到达马厂。当时，李景林由德州进驻沧州，在车站办公。邓宝珊部节节败退，冯玉祥急调察绥部队驰援，以鹿钟麟为总指挥，猛烈反攻，李军不支，退至兴济（青县南二十余里），部分败军已退到沧州。李急电张宗昌请援，但援军迟迟未到。李在车站办公室痛哭，对我说：“什么都完了，张宗昌的军队先入天津，就没有我们的了。”他拟将残部带往河南投奔靳云鹗。按当时情况，国民二军正在泊镇隔河猛攻，李军已处在被围之中，投奔河南，势不可能。遂又派我专车回济南。我会见张宗昌，向他报告情况危急，如不救援，势将危及鲁北。张宗昌得悉李军损失过半，即令徐源泉军北上，并派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先击破泊镇附近的国民军，继续北进，大举反攻。

三月八日，毕庶澄率渤海舰队载陆军数千人在北塘登陆，被冯军击退。同日，日本军舰在掩护直鲁军登陆时，亦经防守炮台的冯军发炮还击，日舰颇有伤亡，被迫退出海口，冯军并宣布封锁大沽口。三月十三日，北京外国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按照“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海口间，交通不得发生障碍，应立即停止奉、冯两军在铁路线及海口间之作战，限三月十八日答复。同时，日本公使馆也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谢罪赔款，严惩守军。冯玉祥在北京政府和外交上的压力下，被迫承认“辛丑条约”的规定，解除了大沽口的封锁。北京政府据此答复了外交使团和日本方面的抗议，并希望各国海军与中国军事当局协商处理。这时，奉军由张学良率领入关逼近天津，直鲁军乘势反攻，转败为胜。冯玉祥见形势不利，于三月二十一日，下令总退却。二十二日李书凤及日租界巡捕头子刘寿岩，在日本副领事白井康的嗾使下，由日本领事馆取出了枪支，招集了流氓、地痞和散兵游勇等百余人，组成直鲁军便衣队，由日租界冲出，在“三不管”、东马路一带发动暴乱，鸣枪示威，滥肆抢劫，扰乱社会治安，与李景林相呼应，这是最早的一个危害天津的便衣队。二十二日夜，冯军全部撤离天津，二十四日李景林、张宗昌和褚玉璞等进入天津，张学良也由唐山赶到天津。召开会议决定由直鲁联军负责追击国民军；由李、张署名，电请张作霖、吴佩孚来津，共商国事。

我回到天津后，张学良商得李景林和张、褚的同意，令我回任长芦盐运使原职，同时因冯军在港口炮击日舰事，又要我兼任直隶省交涉员，我力辞不得，只好接任了熊斌（冯委令的）的长芦盐运使，并兼任交涉员等职。天津日本领事有田八郎多次与我会谈，要求谢罪赔款，了结炮击日舰事件。我认为炮击日舰是冯军所为，我不能代人受过，而日方则以北京政府曾指示由中国军事当局解决，现在直鲁军是军事当局，应负责解决，坚持要我国谢罪赔款。后经与褚军参谋长张冠吾商妥，经褚玉璞批准，以交涉署名义，书面向日本领事馆道歉，赔偿损失。事先，虽然商得日领馆同意，有赔偿损失字样，实际可以不付任何款项，了结此案，但交涉署代表中国政府，如此结案，真是丧权辱国。

这一期间，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以及奉鲁军将领等，每日聚会在小营门潘宅（潘复私第，潘曾充国务总理、财政总长等职）。这里是北洋军阀、下台官僚们的俱乐部，我父张弧和吴光新等，也都是潘宅的座上客。张学良等白天商议军政事宜，夜间纵情声色，召妓聚赌，酒筵取乐。张宗昌仅以支付每个来宾的汽车司机、随从护卫等人车饭钱（每人一百元），既已耗费不貲，其它开销可想而知，可谓挥金如土了。

李景林、张宗昌电请张作霖和吴佩孚来津共商国事之后，吴佩孚尚未到津。张作霖于三月二十九日车抵秦皇岛，在列车上召集会议。张学良以及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人均前往参加，张作霖对李景林联合郭松龄阴谋反奉一节，怀恨在心，本拟不许李参加会议，也不与李见面，经吴俊陞和汲金纯力为解释，张方允予接见。李景林进入专车后，向张作霖行跪拜之礼，张只略加慰问，准其参加会议。李景林当时已看出张作霖对他的不满情绪，他自己也认为：天津之战，自己实力已损失殆尽，反攻天津，多赖鲁军，他也明知褚玉璞有督直野心，因此，李景林在会议上，表示决不回直，力荐褚玉璞代理直隶督办，自己专负前线军事之责。李的建议，立即得到张作霖同意，并任命李景林为直鲁军训练督办。会后，李景林感到自己的谦虚退让，张作霖并不理解，足见其无意让自己仍回直督，因而深为怀恨。李未就训练督办之职，仍以直鲁联军前敌总司令名义，指挥以荣臻为军长的直军，伺机而动。

此时，张作霖利用天津会议，联系阎锡山和吴佩孚，声讨冯玉祥，目的为彻底消灭冯军。上面是张、吴、阎的大联合，下面李景林密派参谋长潘敦与靳云鹗、孙传芳取联系，秘密结成李、靳、孙、冯共同讨伐张作霖。约定各个具体行动为：先以冯军攻晋北，靳军同时进入娘子关，牵制阎军；孙传芳沿津浦线北上攻山东；靳军田维勤部由通州与冯军一部会攻南口奉鲁军；李景林由南口撤回天津，截断奉鲁军后方。事成后，山东归孙传芳，直隶归李景林，热河、山西归冯玉祥，靳军占有河南，并以一部驻北京，拥吴主持北京政府。李、靳、孙、冯的秘密结合渐臻成熟之际，阎锡山截获了冯、靳磋商的密电后，即刻电知张作霖；李派潘敦联靳之事，荣臻向张学良作了告密。吴、张获悉了这些情况，极为震惊。吴佩孚痛恨冯玉祥的倒戈，坚决主张讨冯。张作霖突然撤消了靳云鹗的职务，并于六月底，令张学良第三军，包围了李景林部，解决了一部，其余仍由荣臻统领，并任命荣臻为镇威军第十二军军长；驻杨村直鲁联军之赵杰部，因与李景林有联系，也被褚玉璞解除了武装。至此，李景林见企图破灭，乃潜返天津，通电下野，其电文中有：“无杨村之战则辽沈已危，无津南之役则虏骑南下”之语，痛责张作霖恩怨不明。李还以天威为笔名，在《天津晚报》上，发表《有功乎？有罪乎？》的社论，详述郭松龄反奉时，天津处境困难，若无杨村阻冯之战，冯军势将长驱东进，奉军必危，占领奉天，指日可待。李在津闭门谢客，做了租界寓公。李景林既已下野，我遂辞去长芦盐运使和交涉员职务，在天津住闲。

五、附蒋经过及其结局

李景林下野后，寓居津门，野心未死，随时窥测方向，伺机而动。一九二六年九月间，北伐军迫进江西，已占领南昌。孙传芳以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于九月二十一日乘江新轮，亲赴九江督战。李景林见有机可乘，乃修书向孙传芳建议：“现在北伐军节节胜利，事关北洋袍泽生死存亡，极应尽弃前嫌，同舟共济，以段祺瑞为主帅，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馨帅等为副帅，联合起来，对抗北伐军……。”我持函先到蚌埠会晤崔庆钧（我的老同事，当时任陈调元的秘书长），由崔陪我去见陈调元，并详述李景林建议的内情。陈赞同这一建议，并表示愿听馨帅指挥。九月二十五日，我同崔庆钧到达九江，在轮船上会见了孙传芳，面交了李的书信，孙看信后，详询李景林近况及其尚可召集起来的旧部兵力。最后，孙说：“现在，我军正胜利前进，南昌已告克复，北伐军并没什么了不起，相信我能把它击退，进驻武汉，感谢芳帅盛情。”我看孙传芳夜郎自大，目中无人，遂折返天津，将联孙经过面报李景林。李听了我的报告之后，长叹一声说：“完了！孙馨远鼠目寸光，胸无大略，北洋军将被各个击破了！”李景林原想，如孙传芳同意北洋大联合，他就要亲赴九江，各方奔走，力促其成，以便自己重登政治舞台。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了上海、南京。李景林又派潘敦去南京，联系张群，商讨投蒋计划。前在李督直时，张群曾来津访李，要求担任警务处长，李恐张作霖见疑，只委张群为督署高参，张虽未就，但可知李、张二人早有关系。不久潘敦回津，报称蒋介石“欢迎李芳辰即日南下”。李极高兴，令潘先到南京报命，然后与我秘密准备南行。李景林的私邸周围，早有奉鲁军便衣监视李的行动，外间并谣传有李将离津消息。在同年四月间，有日轮长安丸由天津开往门司，我和李景林买了两张船票，准备先到日本，再转往南京。在上船的前一天傍晚，有交涉署的工友刘某，来我家告密说：“今天上午，交涉员庄景珂、警察厅长丁振芝和督署参谋长张冠吾秘密集会，我躲在门后听张冠吾说：奉张作霖命令，明天军警要检查长安丸，捕逮李景林，事成后有重赏。”刘某因我任交涉员时，待他很好，故此特来相告，我给了他一些钱，表示感谢。随后，我将这一紧急情况告知李景林，并商定由我与日本副领事冈本策一和日军参谋三野友吉联系，说明情况，做好布置。第二天，日顾问上田、李侄李书泰和参谋处长戴联玺，都先后去上船，我和李景林黄昏时，乘汽车离日租界寓所，先驶入法租界河沿，然后又折返日租界，直驶日本领事馆，当即由冈本策一和另一副领事白井康接应，在使馆附近宿舍住了一夜，翌晨移入大和旅馆，第三天又移住金光寺（今河南路殡仪馆旧址），与外界完全隔绝，每天饮食、报纸，均由日本敷岛酒家女掌柜送来。据说，在李准备上船那天，在长安丸开船前，天津警厅的警察和褚玉璞的军队全付武装，包围了长安丸，庄景珂、丁振芝和张冠吾等，亲临现场，与日方冈本策一、白井康、三野友吉以及金子参谋等人，交涉要检查长安丸，日方严词拒绝，几经交涉，商定如查无李景林，军警方面情愿道歉并赔偿损失后，军警宪兵始登轮，在日方人员监督下，开始检查。在检查到船长室时，船长拒绝检查人员入室，引起庄景珂等怀疑，他认为李景林必然暗藏室内。又经交涉，日方作了让步，虽经检查，但一无所获，连既已上船的上田、李书泰和戴联玺等，也未查出，原来是船主把三人藏在木工室的夹板里了。最后，庄等却查获了甘肃督军马福祥，后经张作霖电准释放。张作霖得悉褚玉璞未能查获李景林，大为震怒，痛责褚玉璞等人办事不力。事前，在李景林门首站岗的巡捕，已被丁振芝收买，他曾亲眼看到我和李同坐汽车驶向码头上船，当晚也未回家。由于该巡捕的密报，褚玉璞才不惜任何代价，要检查长安丸。

李景林和我在金光寺住约一个月，有一天晚间十点左右，三野友吉带来日本海军军帽及海军斗篷，催我们改装成日本海军模样，由三野陪同我们登上候在门首的汽车，驶向大连码头，后面跟随有两辆军车，上有日本海军军官和妓女各数人，同在特一区大连码头附近下车。这群人唱着日本歌曲，装着醉态，拥着妓女，踉跄前进，路旁警察似已看惯这种现象，毫未注意，这也是日本人为分散警察注意力，预先串演过的把戏。李景林和我在大连码头，乘小火轮开到大沽口，长安丸正在等候我们，接应我俩上船后，即启锚开向日本门司。船到门司后，戴联玺等三人正在码头迎候，我们下船后即与戴等同乘火车到长崎，随又换船到达了上海。李景林的家眷，亦由杨振春送到上海，在祁齐路租赁楼房一所，作为临时宅第。未几，潘敦陪同张群来沪，与李协商今后动向。李拟重整旗鼓，参加北伐军，乃由张群陪同，前往南京。

抵南京后，蒋介石在三元巷总部设宴，欢迎李景林和国民二军的李纪才，有蒋的部属作陪，我也在座。席问，蒋介石当面请李景林任直鲁军招抚使，准备随军北伐，收容直鲁军旧部。后又拨付一笔经费，李表示极为满意。席散，李即成立直鲁军招抚使署，发表我为总参议兼宣传处长；令戴联玺为参谋处长。后又密电在津的二侄李书凤和匡衡（系江湖术士，李曾待为上宾），通知他们与蛰伏京津的旧部联系。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成了安国军元帅府，奉系势力，盛极一时。李景林的招抚工作，毫无进展。这时又因国民党内部之争，蒋介石被迫下野，并已由张群陪同赴日本，更因招抚使署经费无着，也就自动解散了，李景林只好回沪，再当寓公。

未隔多久，潘敦与赵新儒（靳云鹗的驻宁代表）相识，经赵介绍与军委会副厅长刘光（陆大毕业，李济琛的好友）会晤，商妥由刘光陪同李景林，赴广州投李济琛，随行有潘敦和杨振春。到了广州，李济琛赠送了五万元，作为李招集旧部、东山再起的资金。李很感激，回沪后，深居寡出，静待时机。

不久，蒋介石回国复职，经张群建议国民政府成立国术馆，并推荐张之江为馆长，因李景林精于击剑，任命为副馆长。当年杨村大战的两将军，今日则携手言欢，化敌为友了。此后，李景林与国民党军的旧部，日有好感，乃移居济南为韩复榘的上宾。韩认为李乃当今卧龙，要事常与李密商。抗日战争前，李患痢疾，医治无效，死在济南寓所。

（一九七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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