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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卫校-培育红色医务人员

时间:2023-10-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巩固和提高革命的战斗力,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前后,在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下,办起了一所培养红色医务人员的卫生学校。实践证明,我们红军全军中的医疗卫生干部,大部分的主要力量都是从这个红色卫生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在短期间培养起来的医务人员,无论从政治上或业务上哪方面来考察都是不差的。

红军卫校-培育红色医务人员

李盛礼

一九三三年秋,我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里当宣传员,因为我有点文化,组织上把我调到一军团野战医院去学看护,边工作边学习。不久,中央卫生部下令从部队选拔医务人员到卫生学校深造,我们单位送去十人,都是看护和司药,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们文化水平都不高,到卫生学校一考试全不及格。大家思想波动,要求回部队。经过领导做工作,便都留下来了。学校根据我们的情况分别编班,有的同志编在预科班,有的编到司药调剂班。我被编在预科班。从此,我就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成为一名红色的医务人员。几十年来,一直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坚持不懈地为人民服务。

现在就我所知道的红军卫生学校的情况回忆如下:

卫生学校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长征时期,延北时期和三原时期。

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卫校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四面包围,严密封锁,残酷“围剿”,不仅给我们生活带来严重困难,而且缺医少药更为突出。为了巩固和提高革命的战斗力,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前后,在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下,办起了一所培养红色医务人员的卫生学校。校址设在距瑞金城几十里路的夏罗乡。这儿是个不大的村子,附近老百姓很少。校舍是一片民房,原是地主的一个庄园。校舍前面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岸边有几棵柳树,环境幽静。学生们常在河里洗澡洗衣服。河的另一侧有学校的附属医院。附近还有一座小庙,当时瞿秋白同志患结核病,就住在那里休养。离学校二、三十里路外有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我们曾在那儿进行过凭吊烈士的活动。

学校开办时虽然是物资缺乏,但靠自力更生,搞得设备还比较完善,制度比较严密,是一所比较正规化的卫生学校。学校直属中央卫生部,设有校长、教育长、政治指导员,连同教员等工作人员共几十人。为了配合提高教学质量,有较完备的附属医院、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室、细菌检查和培养室、化学室和瓦斯预防研究室等等,供学生实习运用。此外,还有一台德国制造的X光机器和几台显微镜

学生主要是从部队抽调来的,他们都是有实践经验的医助、看护和司药。这些同志参加革命时大多还是红小鬼,有些甚至是儿童团的成员。他们因为家贫从小没有唸过书,即便唸过几天,识字也不多,学习困难,教员教学也困难,加上医学又是一门专业科学文化程度太低,学习就更困难了。因此,学生入学后,先进行考试,学校根据成绩分别编班。我入学时分军医班、司药班、看护班和预科班四种。军医班的程度一般要求高些。有的一时不能入军医班的便编在预科班,分班上课。军医班有铅印的教材,预科班是教师编的讲义。我当时就被编在预科班学习。预科班先学四个月到半年的文化课,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德文)和政治等几门。文化课学完,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可升入军医班。在军医班再学习一年,最后考试成绩合格,学校发给毕业证书,成为正式军医。

教员绝大多数是打仗时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医,经过教育改造争取留下来的,象王斌、李治、孙仪云等同志就是。极少数是原来地方上开业的医生,我们红军去了,他们放弃开业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这些教员,工作大都很努力,能结合我们的文化实际和当时的需要进行教学。象部队中日常最容易发生的传染病内科就以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天花等九大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为教学中心;外科教学主要是讲各种战伤的治疗和救护。所以在短期内,我们的医学知识和文化水平都提高得很快。

我们预科班的同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学习当然很吃力,但是非常刻苦,彼此互相帮助,经过一段努力,大家逐渐摸到一些学习规律,尝到了学习的甜头。在不断的进步中,越学越带劲,越学越高兴,所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基本上达到了学习计划的要求。其他班也是如此。实践证明,我们红军全军中的医疗卫生干部,大部分的主要力量都是从这个红色卫生学校培养出来的。

我们除了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外,还努力学习政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学校也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记得有个毕业生分配本校附属医院工作,有个伤病员叫他医生,没有叫他医官,他很不满意,学校便以此为典型教育全校学生。

我们学生的课外生活是相当丰富而活跃的。每天晚饭后,爱好文体活动的同学,就去参加打球、唱歌。不愿参加这些活动的,可以去参加副业生产,如挑粪、挑水、浇菜等等。所以一到晚饭后,大家都活跃起来了。此外,每半个月或一个月,我们要到几十里外去为伙房挑一次煤,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出发,挑煤回来再吃早饭。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我们还定期与不定期的帮助红军家属义务劳动,如插秧、踩田、拔草、打柴等等。所以家属们都说:“红军哥哥真正好,对我们吃饭、油盐柴米都考虑周到了。”

我们学生的生活来源完全靠自力更生。由于粮食不足,吃饭定量分配。我们的副业办得很好,种菜、喂猪、养鸡、养鸭等等,样样都有。记得长征临出发之前,我们改善生活,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好好地吃了几天,然后便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随着西征的红旗,踏上了万里征途

我是卫生学校第八期军医班的学生。在我们这期之前没有预科班。学生大都是有实践经验和有一定的医学科学知识的医务人员,所以学习时间比较短。但各班也不一样。我入学之前,学校共办了五期军医班,四期调剂班,三期保健班,七期看护班(那时并非办完一期再办一期,而是每一班先后同时有几期,每期间隔的时间不长)。总共有学生七百多名。他们毕业后都分赴各军团和医院担任医疗卫生工作,是重要的医疗卫生骨干。这些在短期间培养起来的医务人员,无论从政治上或业务上哪方面来考察都是不差的。后来因为要进行长征,所以最后六、七、八三期的军医班没有办完。这三个班的学生共二百多名,一律军事化,组成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教育队和休养所,随红军长征。

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上完预科班,考上了本科班,即军医班,非常高兴。本科班主要学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和细菌学等专业基础课。学了不到两三个月,就听到上级说要到远离敌人的新地区去开辟根据地,学校要随红军主力转移。就在当年十月,我们卫生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全体工作人员从夏罗乡出发,跟在中央机关后面,随着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的卫校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经湖南、广东、广西,到达贵州,冲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不管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我们都是日夜急行军,爬高山,穿丛林,涉急流。有时为了避开敌人飞机的侦察和轰炸,我们多在夜间行军。走的是崎岖不平、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过的是崇山峻岭,急流险川。行进中还要迎击敌人,沿途作战。但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放弃学习,教师教学也很努力。为了适应当时的特殊情况,教学方法也多种多样:日间行军时,就利用休息的时候给我们讲课;夜间行军时,就利用宿营时在室内或树林里上课;在行军路上,还把药物学编成歌曲唱给我们听,又把一些药名预先写好贴在学生的背包上,学生一边走路一边看,以便牢固掌握。

我们红军到达贵州地区以后,敌情越来越紧张。为了减轻中央机关的庞大压力,上级便将卫生学校的学生分散到各军团和医院协助工作。我当时被分配到五军团当卫生协理员,先在营里,后又到团和军团协助工作。五军团在长征中一直担任后卫,敌人在后面追,我们首当其冲,战斗十分艰苦,掉队的不少。我们负责收容,催促他们赶上队伍,他们中间实在走不动的,我们便帮他们背枪支或行李,减轻他们的负担。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打开遵义城。群众热烈欢迎我们,全城贴满了标语。大家都非常高兴,以为到了目的地。当时,我们学生就在城内省立第二中学宿营。

中央原来准备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新根据地,所以到达遵义的第二天便致电前方的各军团,调回原分散在各部队的卫生学校的学生,准备在省立第二中学复课。因此,数日之内,二百多名学生兴高彩烈地带着书籍行李,先后纷纷来到遵义省立二中。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遵义地方太穷,生产落后,粮食不足;地势对我也不利,周围多高山,多急流险川,敌人一旦包围,堵上口子,我们出都出不去。再说这种地区也不适宜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因而,又让学生回原部队,卫生学校打算在遵义复课的计划未能实现。(www.xing528.com)

红军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又离开了,向四川进发。据说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我们准备从泸州长江和四方面军汇合。敌人得知情况,十分恐慌,在川黔边境加强布防,封锁长江,防我北渡。后来我军改变计划又折回了遵义。为了甩掉敌人,轻装前进,卫生学校从江西出来时带着的一台X光机器,不得不在一个深夜,把它埋藏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据说当时还埋藏了一门大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生始终没有丢掉从江西带出来的书籍和课本,即使过草地时烧水没有柴禾或需用引火的纸张,我们也没舍得把书籍烧掉,可见我们多么珍惜那些书籍啊!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师。我们以为这回可到达了目的地,非常兴奋。后来才知道还要继续前进,并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抗日。五军团属左路军,归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率领。当时由于张国焘执行错误路线,他既不愿北上抗日,又不能南下打回四川,致使全军困在雪山草地半年之久。

一九三六年春天,四方面军令卫生学校在甘孜炉霍开学。一方面下令第八期的学生回校复课;一方面又从部队抽调了一些同志办了一个新班。当时我与一个姓张的同学在观音河五军团,由于工作需要没有回校。

一九三六年秋天,我们第二次出草地到达甘肃岷县时,领导上又把未毕业的原来八期没有回去的学生,以及从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做过医疗卫生工作的同志抽调出来,总共约六、七十人,在甘肃岷县哈达铺集中,跟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军,准备继续办班,但未办成。

瓦窑堡复校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恢复卫生学校。把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未办完的第七期办完了,接着又办了新八期。这时只有学生四十多人。第二年十月,不仅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而且两个卫生学校也会师了。从此两校合并,继续培养红色医务人员。

卫生学校不久从瓦窑堡搬到延店子,后又搬到甘谷驿。这些地方都在延安附近。延安时期的卫生学校,条件远不如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不仅设备不行,学生生活也更艰苦,尤其是在甘谷驿。校舍是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堂,学生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面稀饭加野菜。因为里面没有多少豆面,稀稀拉拉,喝完过不了多久,肚子就叽哩咕噜地响。冬天的西北高原,天气很冷,室内又没有炉火。在这种忍饥受冻的艰苦的年月里,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却很高,精神也很愉快。白天,他们在窑洞里一面晒太阳取暖,一面背药名,背医学书籍上的某些章节。偶尔挖到一些野菜根做柴禾,在屋里烧上一盆火,小小的窑洞暖洋洋的,同学们学习得更欢了。晚上,他们在煤油灯下认真自习,复习功课。课余时间,他们在场院里打球做游戏。个个生龙活虎,欢蹦乱跳。

卫校三迁

西安事变”以后,大约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卫生学校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也就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这里从第九期办到十一期,三期全是军医班。

卫生学校经过几度变迁,条件远不如在江西时候,但迁到三原之后有所改善。校舍是地主的瓦房,设备也有一些。例如,配合教学的解剖室、手术室、细菌化验室和附属医院等等都有;教师讲课也能结合实际。记得当时附属医院有一霍乱病例,教师便结合那一病例给学生讲霍乱病的症状、治疗与预防,还让他们看显微镜,实际观察培养的霍乱菌,使学生对这一疾病的起因、症状、治疗等方面有较全面的认识。

卫生学校在三原县大约半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这时,学生们一面学习,一面准备参加抗战。

一九三八年九月,平型关大战一开始,我们卫校学生就投入了战斗,参加了兵站、救护站、转运站的工作,把伤员转运到后方。当年秋天,平型关大战结束后,部队分赴华北各战场,学生回到山西黄河边的泰宁县补课。这时学校又从三原县搬到泰宁县了。同年年底,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年底,我们十七个原第八期(新九期)的同学在泰宁军医班毕业,成为正式军医。毕业后,我和一个同学被分配到延安兵站医院工作。第二年学校又搬回了延安,继续培养红色医务人员,一直办到十五期,以后便改名为延安医科大学。

(游珏整理)

长征途中的“休养所”

在一九三五年秋长征途中,我在四川丹巴观音河五军团卫生部管辖的一个卫生所,担任了半年的看护班长。红军从江西出发后,既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沿途作战,又要跋山涉水,还要忍受物质上的极端缺乏的痛苦。因此,红军中的伤病员不断增加,医疗卫生工作相当繁重。在军团卫生部下设有卫生所或休养所的组织,备有担架队,凡属重伤病员都集中治疗。轻伤病员一般随部队行军,由营、连的医务人员负责护理。

凡是班排以下的干部和战士中属于重伤病员或肠胃传染病者,不适宜急行军,担架又不够用时,便暂时寄宿在劳动群众家休养。发给他们一些休养费、伙食费和一些内服外用药品。当他们休养痊愈后,再追上队伍归队。

我们在贵州地区时,沿途曾留下不少伤病员,后来到达宿营地时,又都陆续归队了,一个个吃得很胖。记得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位朴实的妇女拦住队伍,把住在她家已痊愈的伤病员送来,而且还拿了五个鸡蛋,十个包谷粑粑交给那位战士。当时的情景令人十分感动。群众对伤病员的爱护,也可说是红军能在长征途中战胜千难万险的原因之一吧!

李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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