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me Sian signifies "Western Repose".
西安，意为“西部安宁”。
沿着黄河上溯600英里，在其支流渭河上坐落着历史古都西安。西安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很快就会得到解答，但西安及其附近地区浓缩了中国的历史，一位古文物收藏家很难找到比它更好的古物中心了。他将从位于黄河大转弯处的潼关进入陕西，从北京方向来的北路和从南京方向来的南路在此会合，成为通往俄国和西藏的西域大道。从这儿他将沿着蜿蜒的道路奋勇前行，穿越由粉尘堆积起来的黄土高原，一会儿走下陡峭的沟壑，这是河流切开原土所造成的地形，一会儿又气喘吁吁地爬到高处，沿着这条世界上最糟糕的“路”，直到他高兴地看到一座长约600码的漂亮石桥，这说明他已经接近了一个古代文明的遗址。再走4英里，就会看到一座奇特的山，当我们从东面往上爬时，我们注意到山坡上有许多人工挖掘的洞穴，夏季人们常到这里来度假。爬到山顶之后，我们看到了目的地的壮观景象：3英里外矗立着一座高约60英尺的砖塔，守卫着东面唯一的入城口，城的北面和南面30英尺高的城墙均有一英里长。
虽然旅行者至今都依赖于这条西域大道，但他们还可以使用把西安与其他省府联结起来的大清电报局，另外大清邮政局每天接收近7000份邮件。不久，西进的铁路还将把西部和华北的省会连接起来，旅途的浪漫将会消失殆尽。初见之下，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远洋轮船可以顺扬子江航行到汉口，而沿着黄河却无法航行到西安；黄河河道多变，沉积不断，河床河岸需要更多的关注，而腐朽无能的官僚则无法依靠。黄河和渭河必须经过疏浚，才能允许远洋轮船上溯到西安府。
安全通过了海关和移民官员的检查之后，旅行者便来到了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街上，路面上铺着花岗石，但整个街区冷落荒凉。这是属于满人专有的内城，两个多世纪以来，满人一直统治着汉人，在每一个重要的城镇里都设立了八旗兵的军营，并用城墙将它与汉人居住的外城分隔开来。直到最近，八旗兵还在这儿进行军事比赛，扔石头、掷树干、马上骑射，但这一套已经过时，内城也被废置了。内城城墙的南面是居民区，区内有碑林，即古代石碑的著名收藏，它们并不像大英博物馆的石碑那样，是从世界各国收集而来，而是当地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个缩写。从内城的西门进入外城，便是一个商业中心。这儿各式各样的店铺林立，最典型的是皮货店。城市的西北部人口最密集，属于工业区，那儿最显眼的建筑是两座清真寺，西安是北方穆斯林的大本营。
向南转弯，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露天市场，市场后面便是省府衙门，本来是为陕甘总督而预备的，但现在被陕西巡抚占据着。几年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逃到西安时曾住过这位巡抚的宅第。在南宫（省府衙门又称南宫）的后面，西边有漂亮的楼阁庭院，院子里古木苍苍，就像在布朗普顿和肯辛顿[1]一样，这儿是贵族区，大清国的官员们荣退之后在此过着悠闲的生活。但这儿的房屋状况不宜近观，街巷常常就是土路。汉人开的客栈倒是不错，与省府的地位十分相称。旅行者清洗满身的黄尘，品尝羊肉和小米饭，如果他喜欢地方小吃的话；这时，他会发现有一群向导争着要陪他去古玩店和碑林博物馆。登上城中央的鼓楼，就能看到西安城的面积东西长约三英里，南北长约两英里，四周都有城墙，墙外是郊区。人口据估计有20万—25万，与诺丁汉、海牙、克里斯蒂安尼亚[2]和泽西城差不多。
到邮政局的访问表明，官员们在接收来自西方的邮件时会有困难。这个城市的名字是两个字，意为“西部的安宁”，但其发音却不容易用英文来转写，“西”这个字可以拼作Hsi或Si，而另一个字“安”则可拼写成Ngan或An。目前，“西安”的英文拼写形式得有一打之多，德国人还有别的拼写方法。造成混淆还有另一个奇特的原因，即许多县由同一个城市所管辖，而且就位于这个城市之内。西安下属两个县，长安[3]和咸宁；所以西安的东半部有一个县，而西半部则有另一个县。如同里士满区、布鲁克林区和昆斯区都是大纽约的一部分。因此长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城市，而是西安的一部分，即西安东半部的一个县。长安是西安城内历史更为悠久的那一半，让我们来探索一下它的宝藏吧。
碑林里有两件重要的古代文物紧挨着，秦碑和景教碑。秦碑的精彩译文可见于《中国的长城》，在此不再赘述。景教碑记述了基督教最初进入中国的情况。公元500年前后，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播中心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的塞琉西亚-泰西封，那儿宗教首领的称号为“巴比伦的牧首”。牧首及其追随者都是波斯人，但由于波斯文没有便利的书写系统，他们便使用叙利亚文的圣经，就像苏格兰基督徒不把圣经译成苏格兰语，而是使用拉丁语的圣经一样。现在波斯教会经常称作叙利亚教会，除非给它贴上景教的标签；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景教的大本营在波斯，景教传教士从那儿出发，走遍了亚洲。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有些景教传教士研究了丝绸业，并在竹手杖里偷运蚕籽出境，从而打破了中国人对丝绸的垄断，结果使丝绸业在公元500年左右扩展到了波斯和欧洲。614年，波斯国王占领耶路撒冷后，掠走了“真正的十字架”[4]，侮辱了他的基督徒臣民；当然，十字架最后归还给了耶路撒冷，但基督徒们从未原谅过这一侮辱，当阿拉伯人入侵波斯时，他们里应外合，使波斯帝国于640年灭亡。波斯帝国就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向中国派遣了强大的传教使团。
陕西省府西安
著名的大雁塔位于西安府城南约九里处
这块景教碑约有7英尺高，立在形状像乌龟的垫座之上。人们曾不止一次建起拱门来遮蔽它，最近一次建拱门是在1890年前后。有些白人认为如此重要的石碑不应该这么暴露在种种危险之下，所以他们做了细致的安排，要制作一个逼真的复制品。这个复制品做得太成功了，以至于当地有谣言说，洋人要把复制品留下，并带走原件；一个自发的监督委员会成立了，留心督察，直到富有魄力的考古学家带着宝贵的复制品离开。
在景教碑的顶部雕刻着一对骆驼或某种奇怪动物的装饰图案，还有碑铭。叙利亚文的边款给出了西方纪元的日期、主要的波斯传教士的名字以及巴比伦牧首的名字。这与中国纪元的日期相吻合，石碑立于公元781年，当时有一大批中国神职人员，有61个名字被铭刻在石碑上，其中有些人是朝廷的高官。皇帝在长安建了一座教堂，里面悬挂着他自己的画像。这座大教堂的牧师起初多达21人，这说明传教士意识到配备众多人员的价值。744年以后，另一位皇帝命令修建了五座教堂，“城城皆有教堂”。然后，从恒河沿岸的重要佛教中心王舍城[5]来了一个访问者，他在中国朝廷里担任高官，成为教会的大恩主。他的善行和品格在碑文里有详细叙述，景教碑就是因他而立，还有一名宰相创作了纪念他的诗歌。幸运的是，一名中国牧师起草了散文序言，让我们得以窥见某些习俗和教条。我们读到童贞女生子，波斯人按照星星的指引前往致敬，《二十四书》（叙利亚对旧约通常这么称呼）里旧教规的实现，耶稣升天，二十七圣书，浸礼，敲木锣召集会众，每日七拜，每七日祭祀一次，五十天的洁净礼节等。
中国文献在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了这次波斯传教的结果，尽管尚未发现其他的石碑。成文于诺曼人征服英国[6]前后的《长安县志》提到了波斯教堂，并指出哪一座是最初为牧师阿罗本（Alopun）所建造的，还引用了景教碑文记载的皇帝敕令。有17位本土异教作者在不同的地方提到了景教碑，但碑本身直到1625年才现身，中国劳工在挖地基时发现了它。巡抚把它立在了不远处一个佛寺的院子里，从此，它便渐渐为人所知。一个意大利人不久听说了，前来参观，向意大利发回了报道，到1655年，伦敦也有人发表了英文的报道。[7]
波斯人所领导的首次来华传教使团在元朝宫廷里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危险正在于此。汉人的自尊心特别强，他们憎恨外来控制；基督徒越是得到外族王朝的佑护，汉人就会越不欣赏他们。当汉人赶走蒙古人后，教会果然就分崩离析了。
当然，此后还有其他基督教传教使团来华。除了遍布全国的中国内地会外，英国浸礼会在西安的势力也很强大。一个书店、一间布道室和一个医院标志着现代传教方式的普遍采用，而师范学校则为神学院的设立做好了准备。
中国有四大中心，按罗盘上的方向可分为西京、东京、南京、北京，这也是历史顺序。先是西安，五朝古都；东京在河南，指开封或洛阳；接着是南京和北京，这后两个城市真正的名字反而很少有人使用。
西安处在危险的位置上。它位于大沙漠边缘，那一带养育产生了无数残暴的骑兵部落，有鞑靼人、匈奴人、蒙古人、满洲人等。在过去两千年中，他们侵占了西安长达1200年，其中曾经两次统治全国；然而，西安几乎一直保持着中国城市的特征。正如亚历山大城曾先后被罗马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统治过，但它始终是个埃及城市。
古都西安府内有美丽的私家花园
许多首都的选址靠近危险的边疆，如君士坦丁堡、拉文纳、约克和伊斯法罕。[8]直到近代，中国从来都不用担心来自海上的侵略，将来也不用再担心了。中国的敌人从未自中西部经过西藏入侵，但北方沙漠地区的野蛮部落一再大举南侵，曾经有两三次征服了它，正如他们向南侵犯波斯、印度，向西横扫欧洲一样。黄河向北转弯后，便流向正南方，经过1000里长的深谷——黄河西面的省份陕西[9]的名字由此而来——然后向东急转，黄河拐弯之处显然可以成为易守难攻的要塞。
在遥远的古代，据说周朝认识到了这一位置的重要性，便于约公元前1122年把这儿定为都城，[10]但缺少历史记载，也没有遗址能证明这一说法。也许认真研究历史文献，或仔细发掘西安城，或纯粹的好运气能让探索者知道该在何处发掘，才能找到邈远周朝留下的遗迹。埃及和巴勒斯坦已发掘出了更为久远的地下城市，巴比伦王国会笑话公元前1122年就已经够久远的想法，即便当时中国已真的步入文明。[11]巴比伦古城吾珥（Ur）和尼普尔（Nippur）发掘出了寺庙和图书馆。公元前500年有一位考古学家称，他挖掘到了一座有3800年历史的建筑。既然如此，假设周朝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曾在西安附近建都，或许有一天能发掘到。传统认为，公元前770年，周朝离开了这里，迁到了河南洛阳，建立了第一个东都。唯一的古代遗物是在这里发现1300年前的一套10个圆石柱，石柱上面刻着盛大狩猎的记述。如果狩猎是统治者最重要的活动，他们在公元前827年时（石柱标示的年代）的文明程度肯定不高。
秦始皇开创封建制度时，就如普鲁士国王在1866年所做的那样，剥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王位，吞并他们的领土，并建立至今仍然施行的中央集权制——秦始皇意识到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它距离他祖先的王国不远）以及西安曾有四个半世纪作为统治中心的荣耀。但他显然认为旧址不值得维护，转而另选了附近的新址。这一习俗是纯粹东方式的，德里周围的平原覆盖着从前许多个德里的废墟，开罗邻近科普特巴比伦，波斯人建的泰西封与希腊人的首都塞琉西亚相对，同样地，秦始皇选址筑墙，开始了建设新都咸阳的第一步。他在城内建造了各式各样金碧辉煌的宫殿，文人们用闪光的词句描写他的皇宫以及他的妃子们居住的36个宫殿。然后他为逊位的王子们分别建造了他们以前宫殿的复制品，让他们生活在他的眼皮底下，于是宫廷内大臣云集，成一时之盛。为了建造如此奢华的宫殿，成千上万的人迁到这里，人民被迫做牛做马。这一切欧洲人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我们要记得，亚美尼亚的提格兰大帝在人类文明全盛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尼布甲尼撒兴建巴比伦城时所做的与此如出一辙。把这些事例跟美国对比一下，新生的美国计划修建华盛顿市，但发现自由的人们不愿意建设纸上的城市——年轻的澳大利亚可以吸取这一教训，它的新联邦首都设在干旱的沙漠中。
然而说真的，我们对秦始皇奴役农民的故事有所保留。这类故事出自作为他敌人的文士笔下，他们以此证明秦始皇的奢侈无度和暴虐专制，但故事并不符合秦始皇在全国不断推行进步措施的事实。尽管一个能设想并确实建造了长城（宏伟的长城今天依然屹立着）的伟人当然是能够调动建筑师和苦力们为他修建首都的，但我们最好等到看见了他被指责修建的几十个宫殿的废墟再说。
来自扬子江流域的一个冒险家所创立的汉朝仍以西安地区为中心，而首都起名为长安，这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是一个修饰词，曾被用来指称几个不同的地方。汉朝人修建了几条著名的大道，东进的大道沿着黄河翻山越岭，一直通往他们的故国；西进的大道经过兰州，汉朝军队曾沿着它一直进军到里海，来到距离罗马人很近的地方。汉朝重新重视文人和学术，有一位皇帝认识到教育对政治的稳定不可或缺，于是便努力发掘和保护那些被秦始皇所焚之书，因此得名为“文帝”。他的一位继承人派人从西安出发到印度取经，并引进了佛教。中国人的顽固也在这里暴露无遗：当他们发现了印度人所使用的拼音字母系统，当他们几乎是在重新开创自己的文学时，他们仍不愿意用字母表的少数几个符号来取代自己古老而笨拙的象形文字。[12]梵语学者当时最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一名聪慧的学生能够很容易地为中国设计出类似的系统。事实上，当欧洲，甚至连未开化的西方，已经采用便捷字母表的时候，中国人却把音节文字的枷锁套在了本民族身上。
汉朝灭亡后，中华文明退出了这一地区，在50年的时间内，我们不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匈奴人占领了它。读过吉朋的人都知道他对于匈奴人的恭维：弓形腿，塌鼻子，身材矮小，蹂躏过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文明。虽然我们知道中国的匈奴人与劫掠欧洲的同胞们保持了来往，但他们却目不识丁。匈奴人也不懂建筑，伟大的阿提拉[13]仅有一座木宫殿，多数王子住在帐篷里。所以在这400年中，没有人来撰写西安的故事。
杨坚把西安从冷落中挽救出来，不仅把它并入统一的帝国，而且以武力保护它免受匈奴人的侵略。他希望创建一个王朝，以渎圣的放肆自称“高祖”。[14]他的继承者有一则有趣的轶事：他常常驾着羊车逛荡，渴望获得宠幸的妃嫔就在通向她们宫门的路上撒满盐，以吸引驾车的山羊。中国学者不乏常识，他们明智地指出，这只不过是“隋炀帝”（“随羊帝”）这个名号的双关语所引发的传说罢了。[15]
唐朝继承了杨坚创立的帝国，又一次定都长安。基督教传教士从波斯来到这里，狄奥多西[16]派遣的希腊使团来到这里，在这里讨论实施一个伟大措施，即建设一个真正帝国，而非一个庞大而笨重的混合物。也是在这里崛起了一位非同凡响的女皇帝！从655年起，她在幕后实际掌权，684年，她正式登上了皇位。她似乎统治得很成功，不仅拓展了帝国的疆土，还改善了广大民众的生活。但她对宫中的谄媚小人毫不客气，而后者最终成功地逼她隐退。这与最近的事件是多么惊人的巧合！[17]
唐朝毫无例外地走了下坡路，缓缓走到了它的尽头。904年的太监叛乱被镇压了，但一位将军逼退了无用的皇帝，907年唐朝灭亡。不幸的是，这位将军的能力不够强，无法取而代之，要么就是人们不愿意拥戴一个篡位者。经过了两代人的混乱之后，黄河流域有五支人马在争夺那儿的统治权，最后鞑靼人入侵，为西安罩上了野蛮的黑幕。
13世纪时，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把中原并入了元朝的庞大版图，穆斯林乘机利用自由贸易的机会大量移民。西北诸省中，甘肃和陕西的移民最多，他们以通常的方式定居下来，并采用了汉人的服饰和语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别处的穆斯林很容易从宽袍和阿拉伯语中辨认出来，但中国的回民乍看之下，与儒生毫无区别。这些穆斯林移民与当地的汉族妇女通婚，娶四个妻子和尽可能多的妾。他们很少带来足够多的妇女，不得不依赖于当地的供应。于是巨大的人口便增长起来，据估计达到了2000万，除了600年前的些许外来血缘外，他们全都是中国血统，但感情上与中国不和。40年前，帝国贫弱，西北的回民们起义反抗。外国人，除了讳莫如深的俄国人，都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起义和他们做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安是大清帝国对付回民起义的重要堡垒。西安城有大批回民人口，巡抚与他们谈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甚至支持他平定叛乱。西安的城防完美无缺，叛乱者没有攻城的火炮，在据说断断续续长达六年之久的围城过程中无所作为。这是平定叛乱的一个转折点，不久，大清帝国的权威在各省重新确立，最终收复了边远的属地，在伊宁暂时维持秩序的中立国俄国也在得到费用补偿后退出，并由清朝官员接管了该地。
从前的白人学者几乎从未涉猎过西安的地方志，尽管人们以为跟如此重要的历史名城有关的丰富描述肯定已经有许多人发掘过了。由于韩拟先生[18]的帮助，我们得到了西安府志以及足以揭示其重要性的译文。这些地方志不仅仅是编年史，的确，对于事件的记录本身有时令人失望，但书中对于民众的思想感情、民众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们心态和伦理道德的洞察力却是非常的深刻和清晰。
大家还记得，西安市分为两个县，东面是长安县，西面是咸宁县。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中间隔着一条河，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也是；但特克萨卡纳不是跨着县界，而是跨着州界，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则是由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和诺福克这三个县的土地所构成的。因此，我们研究西安的状况时，不仅征引长安县志，还须征引咸宁县志。
下面从方志中引用一些片段，并加上了作者的一些评论。在选择话题时，我们注重发掘民众的内心生活，来表现他们的家庭观念和私人行为，而不是进一步去阐述战争和征服等外在历史。对于愚钝者来说，这儿的资料足够丰富，而爱思索者就会去研究这些材料所揭示出的思想内容。既然竹简正是在这儿遭到了焚毁的劫难，我们不妨从一个文学社团的布告开始说起，而把随处可见的预兆、风水及类似的神秘话题留到别的地方。以《咸宁县志》为例。
在清朝，西安是文学思想活动的一个主要中心。康熙年间，1700年左右，西安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除了当时的中国文人对于科学一无所知，以及政治是禁忌的话题两个明显事实之外，这个社团的规则几乎可以适用于曾在瓦瑟和拉斐特建立的最进步的勃朗宁学会。
附则十，第一条：社团每月初一、十一、廿一举行三次聚会，从中午开始。不设酒醴，不用柬邀。
第二条：会期讲论，毋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毋及官长贤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门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其言当避亵狎戏谑等语，以纲常伦理为主，其书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为主。
规则中提到有两本书作为社团成员的精神训练指南，一本是朱熹的《近思录》，另一本是指导年轻人的。[19]另外一条章程值得所有辩论会，包括国会，都铭记在心：“崇真尚简。”
第三条：彼此讲论，务要平心易气，虚己下人。即有不合，亦当再加详玩，不可自以为是，过于激辩。
请把这个条款与布雷特·哈特[20]铭刻在一块古老的红砂石上，用以释疑的辩论程序做一比较。西安文学社团的创建者们非常关心其成员的行为举止，因为按照可敬的孔子教诲所训练出来的人们理应如此；在上面的诸条款之后，他们又附加了一个文件，题为“诫学生”，有点类似于十诫的风格，但却将戒条扩展到了二十条：
1．毋自恃文学，违误父兄指教。
2．毋妄自尊大，侮慢宗党亲朋。
3．毋对尊长吞语、跛倚、睇视。[21]
4．毋在稠众中高谈阔论，旁若无人。(www.xing528.com)
5．毋假以送课，遍谒官长，以希进取。
6．毋借人书籍不还及致损污。
7．毋结交星相士术及扶鸾压镇诸凡无籍之人。
在中国的这个地区，通用的乩板是把一支笔松松地悬在两个问卜者之间，吊在撒满面粉的桌子上方。据信是神灵，而非问卜者的意愿，控制着笔的运动；如果气氛合宜的话，笔会在面粉上画出神秘的符号，这被解释为超自然的神启。在别的地方有另外的占卜方法。
8．毋看小说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22]
9．毋替人撰写诉状，干涉私人争端。[23]
10．毋沉湎于业余演剧，以资取乐。[24]
11．毋作课之日，轻易告假，等等。
我们以为这些戒条是为普通的学校所准备的，但它们却是用来指导为了互相进步而聚集到一起的成年人的，这真是让人感到惊讶。试想，新莎士比亚学会能出台这样的戒条吗？
然而，县志告诉我们，当时的家庭生活是多么严格地遵循古代圣人的教诲。有些礼仪规矩显然制定于男女关系的处理必须极端小心的时候。首先，男人不能盯着儿媳妇的脸看。穆罕默德没有生活在这一教规之下该是多么的遗憾；对于扎伊纳布（Zainab）而言就更好了，但很可能他还会得到神启，把自己除外。其次，兄长不能触碰弟媳妇的手。再次，男女递交东西时手不能直接接触，而要把东西放在桌子上，让对方来拿。这些规矩当然引发了一些问题，为诡辩留下了充分空间，犹太教律法编纂者和经院哲学家肯定为此感到高兴。有人向博学的孟子提出了如下机智的问题：“嫂溺，则援之以手乎？”[25]但请不要忘记，在严厉的礼仪规矩下，家庭生活的纯洁度非常之高；而日本则与此形成了令人痛苦的对比，这种对比正在引起日本政治家们的严肃关注；对西方家庭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离婚制度在中国几乎没有。
翻阅这些史志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名称，如有一个县名叫作“万年”，我们听起来很奇怪，就像中国人听到“好望角”一样。你要是在村子的街上游荡，会听到母亲叫：“百岁，去把小鹳找来！”这大约相当于：“恩惠，去把讨厌的慈悲找来！”英语的名字大部分都失去了意义，美国人大都要看他们的姓，而非教名；但中国人几乎总是使用具有特定意义的普通词语来取名，尤其是表达长寿和财富等愿望的词语。或许这比起改动数量有限的无意义表述词语来更加合理，而采用后者只是因为它们在家族中长期使用而已。
《长安县志》有一卷专门记述好官的聪明手段。下面有个例子。张松寿是长安县令，他在任时，大清邮政的一个信差遭到抢劫，在昆明池边被杀害了——不是北京颐和园里的昆明湖，而是长安县境内的昆明池。上峰命令县令十天之内把凶手缉拿归案，限期破案通常被用来督促官员。在犯罪现场，县令发现一名老妇人坐在树下卖吃的，就把她放到马鞍上，带到衙门，好吃好喝地招待了三天。老妪回去后，县令安排了一个密探观察谁和她说话。贼人感到心虚和好奇，便询问老妇人在衙门都做了些什么，他疑心长官审问了她，很想知道她招供了些什么。探子一看到有外表紧张的陌生人向这位老妇人问话，立刻拘捕了他，用汗衫蒙住他的头，把他带到衙门“讯问”，其侦讯程序就跟宗教裁判所和纽约警察局别无二致，对受审人颇有不便之处。嫌犯很快认了罪，赃物被追了回来。张县令以他的智谋赢得了高度尊敬，人们称赞他实在神明。[26]
斯堪的纳维亚联合传教使团教会学校的学生，在西安府南门外郊游划船。
[1] 两者都在伦敦。布朗普顿小礼拜堂是伦敦的一个著名的天主教堂，肯辛顿宫是威廉三世于1689年首先创立的，曾经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的居所。
[2] 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是挪威奥斯陆的旧称。
[3] 西安在古代作为西汉和唐朝首都时称长安，又称西京，与南京、北京相类。——原注
[4] 当指耶稣基督被钉死在上面的十字架。
[5] 即罗阅，历史地名，在今天的印度。
[6] 即1066年。
[7] 关于景教碑，盖洛大概参考了慕阿德（A.C.Moule）《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证》一文（载于《亚洲文会会刊》第41卷，1910年）。
[8] 拉文纳是意大利东北部港市；约克是英国英格兰北部城市，15世纪时有约克王朝；伊斯法罕是伊朗中西部城市，它不仅是古都，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南路要站，建城历史长达2500年。
[9] 陕西的发音跟山西（山的西面）几乎相同，在拼音中均为Shansi，在英语中为了有所区别，特将陕西的名称拼写为Shensi。——原注
[10] 不仅周朝，据说此前的殷朝也曾定都于此，殷朝开始于公元前1400年。——原注
[11] 公元前770年，首都迁到了河南。——原注
[12] 用“象形文字”称呼汉字不恰当，有些学者反对“笨拙”这一描述。汉语的奇妙弹性大多因为它不以字母构造词汇，从而避免了屈折变化和黏着法构词。当然，从艺术角度来看，汉语肯定是地球上现存的最美妙的文字。——原注
[13] 约406—453年间的匈奴帝国国王。
[14] 此处似有误，杨坚称“文帝”而非“高祖”。
[15] “隋炀”肯定是指隋朝的皇帝姓“杨”。他真名杨广，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奢靡的一个。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欢场，寻欢作乐，无所不用其极。冬天时，他园子里的树木都扎上丝叶丝花；为了拔下足够的羽绒给他制作垫子，鸟类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据说，他还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佩戴面纱，下令用头巾取代此前流行的更谦恭的习俗。——原注这是晋武帝时“羊车望幸”的故事，非隋炀帝之事，作者弄错了。——译者注
[16] 345—395年，古罗马皇帝，在位时定基督教为国教，死后罗马帝国分裂。
[17] 只是已故慈禧太后的敌人从未成功地逼她隐退。下面是有关唐朝武后的一些情况。674年，她自称“天后”，690年，她把朝代改名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她晚年时，益发自命不凡，目中无人。人们不准说女皇如百合般美丽，如玫瑰般可爱，而要说，百合像女皇陛下一样美丽，玫瑰像女皇陛下一样可爱。她以人工手段改造百花，在文武百官面前命令它们开放，企图以此证明她就是自然的最高主宰。一次，她命令牡丹开花，牡丹没有立刻开花，她勃然大怒，下令把全城的牡丹连根拔起烧掉，并且从此禁止种植牡丹。——原注
[18] 韩拟先生（W.Henne）是一位在大清海关工作的德国人，1896年来华。
[19] 对照原文，当指《小学》。文学社团章程条款及二十条“诫学生”见于《咸宁县志》（1819年，26卷）卷13，“学校志”，题为“冯从吾宝庆寺学会约”。关中书院创建、冯从吾讲学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万历三十七年建，1609年），不是清朝康熙年间。康熙三年（1664年）重修了关中书院。
[20] 美国作家（1836—1902）。
[21] 这一条的原文是：毋对尊长哕噫咳嗽、欠伸跛倚、睇视唾[左水右夷]及撒手交足等弊。“哕噫”（打嗝儿）被误读为“说话含糊、吞字”。
[22] “小说”的原文是“水浒传”。
[23] 原文中有两条与这一条有关：毋替人撰造揭帖词状及私约书札；毋哄人詈人并议论人家私事。
[24] 原文中有三条与这一条有关：毋撰造词曲杂剧及歌谣对联，讥评时事，倾陷同袍；毋唱词作戏，博弈清谈；毋出入酒馆，纵情声伎，及更深夜静方才到家。
[25] 见《孟子·离娄上》。
[26] 见《长安县志》（1815年，36卷，6册）卷25，“循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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