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chang, "Military Splendour".
如果新奥尔良的居民在狂欢节后，沿着他所在的纬线向东出发开始大斋节的旅行，他能及时抵达耶路撒冷，参加令人激动的复活节活动。然后，如果他在下一段旅程交上朋友，他能抵达拉合尔[1]，去观看奇妙的锡克教仪式。但他需要运用他全部的外交艺术和勇气，才能继续旅行到武昌。然而当他于圣诞节抵达时，他会看到地上有白雪。在这里，他会重新置身于文明之中，因为武昌就像圣路易斯那样，有远洋海轮由此向扬子江下游航行。武昌是官方的省会，有常见的军事和教育设施，还有20万人居住在七英里长的城墙之内。
武昌还只是开始。有些许分隔经常可以使得官僚和贸易更加兴旺。隔着扬子江还有另外一座城市，龟山脚下的汉阳。以前，汉阳城内遍布着仓库和工厂，不断扩张的生意突破了城墙，寻找新领域。在汉阳北面不远处，汉江水注入了扬子江。这里采用了一种新式的城防工事，从入江口沿汉江左岸上溯三英里开始，城墙向内陆延伸，围下一大块月牙形土地，大约在扬子江下游约两英里处结束，但城墙没有建到扬子江，沿江一带也没有河坝。结果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只刺猬，一面都是刺儿，另一面却毫无防护。这只所谓的刺猬就叫作汉口。汉口兴起后，钢铁厂、兵工厂和房屋几乎填充了汉江和汉阳之间的地带。武昌、汉阳和汉口三个城市合起来称为武汉，武汉或许有100万人口。
汉口以北是不带城墙的外国租界。英、俄、法、德、日等国获得了面向大江的租借地，它们在商业区和居民区后面建立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一个赛马场。再往西面和北面是经河南到达北京的京汉铁路，在武汉有三个火车站。
武汉地图。汉口莫泽（I.H. Moser）绘[2]
武昌城是湖北省会。蛇山东西横亘，把武昌城正好分成了两半。南半部过去有九个湖，但其中五个已经被填湖造田了。蛇山从西面大约三分之一处很久以来就有一条隧道，那是为了一条连接宫殿和陵墓的大街。为了车辆通行，沿山脊炸开了一条新路；但是当总督在那儿安顿下来以后，脖子上长了个痈，怎么也治不好。中国医生认为，这是因为新的大车路割伤了蛇的脖子，伤了它的脊骨。总督赶紧召集所有的劳动力，花了600两银子填上了炸开的缺口，然后蛇也就让他的脖子痊愈了。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这位总督非常开明；他理应记得，蛇形的路是最好的。[3]
在蛇山西端一个叫作花山（Flower Hill）的地方，有一座漂亮的三层塔，让我们想起西藏边界上的圣骨冢。城市的现代脊柱的北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街，街上有7000家店铺，堪称武昌的百老汇。大街有一半多北面靠着美容山（Cosmetic Hill），山的东侧面被大街包抄过去，以甩掉可能侵入的鬼魅。再往北面是花园山（Flower-garden Hill）；花园山到城墙之间的地带集中了各个西方新教传教使团的驻地，有美国圣公会、伦敦会、卫斯理会和瑞典传教使团等。
武昌曾经是一个王国的首都。要记住，我们现在称为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只有六次建立了统一的帝国。秦始皇帝之前的故事无足轻重，但公元前300年之前这里是楚国，从25—589年，吴国位于这块中央盆地。[4]这座城市显得是如此永恒，以至于当所有汉族后代重新统一时，武昌仍然是湖广这个大省的省会。这个省的南半部分现已分割出去，包括一个大湖，立为湖南省，其巡抚驻扎在长沙。剩下的另一半则重新命名为湖北省，只设了巡抚，但武昌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结果发现，只有废掉巡抚重设总督才是明智的做法。
武昌和南京的总督权力巨大，并肩负重任，管理着这个最富足的扬子江流域的庞大人口。他们在转折时代所面临的困难值得我们恳切地同情。十年的变化超过了过去二十年的变化，人们现在无法预测以后五年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关于旧的行为方式，我们已经有了填路治痈的典型例子，下面是旧习俗迅速消逝的另一个例子。
福吉街（Fuki Street）上住着一个姓王的人，他和邻居有隙，一直耿耿于怀。最后，他采用了南昌道台对付罗马天主教牧师的办法：他将自己吊死在仇人的门前，希望激起百姓的义愤和官方的法律行动。仇人听说了他的计划，暗中观察着，等王某咽气之后，便上前把尸体解下来，拖到了跟王某也有仇的第三者门口。然后，他重新把王某吊成了标准的自杀式样。次日清晨，第三者很早就起床了，看到尸体后吓得半死。但他注意到夜里下了大雨，街上满是泥泞，就把王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换上了一双干净的。很快，有人看见尸体以后报了官，父母官来到现场调查。人们的怀疑集中到了第三者身上，但后者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坚持说不认识王。他宣称，肯定是有人把尸体转移到了这儿，因为鞋子是干净的，所以死者是不可能自己走过来的。父母官表示认可这个解释，于是判决“死因不明”，最终第三者的人格就像他的鞋子一样，没有受到玷污。
这件事诠释了纯粹内在的旧习俗。1882年的一个事件则向我们揭示了，城市治安是如何得以维持的。三月底的时候，武昌谣言四起，说造反者将从汉口起事，大肆杀人放火。人们信以为真，十有八九逃到了乡下，很快就出现了一座空城；外国租界发现，所有的中国警察都没来上班，仆人们也都十分适时地不辞而别。官员们当然竭尽全力想减轻恐慌，宣称人们没有任何理由逃走。但28日那天，有人来到巡抚衙门，为悬赏而出卖了全部秘密。原来有个汪洋大盗真的一直在跟守城军队密谋，把100名盗匪偷运进城。他们都藏在官家的一个谷仓里，谷仓理应盛满大米，但由于某个小吏的需要谷仓都被搬空了。大盗安排好了一班放火的人，得到某个特定信号后，他们就会在全城放火，而几个营寨里的兵勇们会同时起兵，按计划在城里趁火打劫。官府派出亲兵，果然在谷仓里发现了一帮流氓无赖，后者支支吾吾，说不出为什么会躲在那里，于是，他们都被当场斩首。第二天早晨，装满人头的篮子在城里各主要街道上悬挂示众，以恢复民众的信心。这一措施果然奏效。
中国的历史总是得以重复，1900年拳乱时发生了一桩非常相似的事件。一群激进的赤色共和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夏季来到汉口，租下了一座与英租界相邻的大洋房。接着，他们向所有能招募到的流氓无赖颁发财产证书，要求他们宣誓绝对效忠，许诺他们将得到做梦都想不到的大笔财富。每一个无赖都装备一把刀、一盒火柴和一个哨子，这些东西组织者带来了很多。他们的计划是：在8月19日夜里发出信号之后，四处吹响哨子；当人们出来询问是怎么回事时，就有选择地杀掉一批人，使其他人惊恐地到处逃窜，然后再放火烧掉几家穷人的房子，使大家纷纷撤离城市。这样，阴谋者就可以接管武汉三镇的所有财富，建立完全平等和普遍繁荣的共和国。但在预定时间的前几个小时，官方得知了讯息，赶到指挥部拘捕了20名造反者首领，并于第二天一大早全部砍头。缴获的造反者物品中有哲学书（是否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国际法专著、一捆捆的中英文公告、12支旧的斯奈德步枪，以及总计20罗[5]尚未分发出去的警用哨子。虽然这些物品五花八门，但熟悉中国习惯的人认为，计划很可能会成功，并导致可怕的无政府状态。实际存在的危险使人们冷静下来，有几个狂热分子此前一直在大谈要割断所有洋人的喉咙，现在民众意识到，任何冲动行为都会威胁大家的安全和稳定。从那以后，这儿的洋人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类似的把戏不可能一再重演了。中国的军事系统正在重建，旧的方式已经过时。武昌城里，一个师的两万名士兵正在大军营接受训练。具体训练的细节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叙述，但这项工作显然极其细致用心，比如注重身体健康，每天洗澡；培养心智发展，开办特别学校；经常进行技术性操练；为了预防“中国佬”只工作不游戏，结果变得老成傻气，士兵们还有相当多的娱乐时间。扬子江对面的兵工厂为士兵们提供了最先进的军事武器，只要官员们保持一定的清廉，以及优质弹药储备充足，中国的新军对付本国强盗和外国侵略者将不在话下。
虽然新军是新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此地民众迷信的例子还是很多。我们好奇地发现，活跃在城里的算卦者使用的器物有十种之多。第一种是盲人弹奏的四弦铃鼓。第二种是盲人爱用的直径4英寸的铜锣，他们怎么使用所有这些乐器的，我们不得而知。第三到五种是两弦、三弦的长柄，和四弦的提琴。第六种由一个短木板和一根棒组成。第七种是用两片铁皮做成的快板。有时让一只鸟来叼出写着数字的纸片来，有时则会以令人费解的方式根据一张表来测字。高明的算卦者坐在家中，接待来访的人。许多西方城镇里现在也有类似的活动，如看手相、测笔迹、咨询投币机、参与巫师降神会等。但西方的此类从业者被人侧目而视，即便他们法律上算不上流氓无赖，但他们的主顾也被认为有点愚蠢，而武昌的公共舆论截然不同，可能五个男人中有两个算过命，五个女人中有四个算过命。流动的算卦者要价很少超过100文钱，而当文人光顾体面光鲜的算命铺子时，“哈莱街的专家们”往往会收取10—12两银子。[6]
武昌城里算命盲人所用的乐器：叮咚、月琴、三弦、胡琴、四弦。
近30年以来，有些开明的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改变上述状况，提高民众的素质。其中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一个人就是张之洞，他的官场生涯在此地达到高峰，留下了许多先知先觉的印记。他是在中法两国由于安南的边疆问题而引起摩擦，战争一触即发时脱颖而出的。中国在跟西方的战争中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北京的朝廷倾向于求和，但首先得听取高官们的奏折。张之洞正好在太原为官，他的奏折文采飞扬，认为应该宣战。他说，与其乖乖地屈服于侵略，再一次丢掉面子，不如决一死战；他进而指出，外国侵略者侵入内地的能力有限。用我们的话说，即便拿破仑也不能深入俄罗斯腹地，所以他很高兴能不惜一切代价撤离，任凭麾下大军的残部在那儿拼死挣扎。海外侵略者也许能占领新奥尔良、查尔斯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但下一步他还能做什么？一旦离开大海这个给养基地，他就会被吞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结果就是他巴不得撤回到舰艇上，全身而退。张之洞进行了类似的论证，他的建议使摇摆不定的总理衙门坚定了决心。法国人果然如张之洞预料的那样，表现得很差劲，于是张之洞顿时声名鹊起。
张之洞被派到广州担任两广总督，广州是洋人最会捣乱的一个大型开放口岸。在这里，他对于外国一些好的发明和外国侵略或控制能够区别对待；前者欢迎，后者则坚决抵抗。他计划创办一所大书院，聘请许多洋教授授课。他采取了聘用外国人时常用的巧妙办法，决定从各国分别延聘，免得他们联合起来，让他无法驾驭。古老可敬的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军队也有类似的办法，至今仍有把锡克教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连队掺杂在同一个步兵团的做法。但这个书院只是纸上谈兵，因为张又一次升迁，被调走了。
李鸿章认为修建铁路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规划了从广州到北京的铁路干线。计划交给督抚们评议时，张之洞极其赞成。但他认为中国应该自主投资和设计，不能再让洋人插上一脚。这样，他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未解决的大问题。由于中国没有任何国债，张认为，在国内筹资不难，至多也可发行国债；但不能让洋人管理这笔资金。有些国家人才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发自己的资源，所以允许外国财团修建、管理铁路，甚至在获利最为丰厚的地方更多地雇用外国人，利润当然归外国人。还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确实需要向外国借贷，但它们偿付稳定的低息，自主修建、运营铁路，雇用本国人，并享受利润。这正是张之洞所希望的模式，他的观点再次占了上风。因此他被调到武昌来实施他的计划；武昌地处内陆，远离任何可能的外国侵略，无论是来自西伯利亚还是来自上海、广州和安南，而且武昌有长江航运之便，是决定建造的京广铁路的中心点。
然而，也有两三个困难。首先张之洞没有贪污腐败，尽管他经手大笔金钱，但仍能清正廉洁。不幸的是，他的属下可不是这样，即使有他的人格力量也无济于事。因此很难激励信心，以取得必需的资金。建立棉纺厂的准备已经就绪，雇用了一帮各国洋人，在武昌建工厂跟在广州建工厂一样容易，所以很快建成了。但张之洞不能决断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信任部门经理，结果争执不断，试验失败了。接着，其他“洋玩意儿”开始上马，但也都在张之洞的摇摆之下逐一流产，直到他几乎失信于民。就在这时，张之洞推出了令许多开明大臣着迷的货币改革计划，使他的事业达到了顶点。
第一步是改革金属货币。长期以来，中国人的零钱采用铜钱，中间留出方孔，便于穿起来。铜钱价值不一，一般800到1000个兑换一两六或一两八成色的银子。张之洞想出一个聪明的铸币办法，用从前制造两个铜钱的金属造出十个来。即使铸造的成本不菲，但利润的前景十分诱人，而且利润将全部用于爱国目的，资助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于是张之洞建造了一座大造币厂，产量不仅供应湖广，而且足以供应全国。其他督抚很快意识到问题的关节所在，一时间铸币厂纷纷上马，结果张之洞的厂子只能供应他自己的省了。
下面是戏剧性的第二幕。为什么不选择更便宜的材料呢？洋人用纸制造出支票、钞票、美钞和其他政府文件。张之洞克制了他对洋人的不信任，委托日本人在他管辖的区域之外印刷纸币。不久，一捆捆的钞票运到了，一千元价值的钞票在纸张、印刷、运输和保险方面的成本只有一元！好极了！[7]一纸命令规定，这就是法定货币，政府所有账目都用它支付。
结果显而易见。新货币取代了旧货币，纸张代替了银子；现在几乎整个湖广的货币都更换了。除了进贡北京外，所有金银都用来购买“洋玩意儿”，有人曾担心省财政将来会破产，幸好有银矿，只要坏的流通货币可以召回，大力开采银矿能够补救局面。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所有商品迅速涨价，但工资涨幅不同步，贫困之苦前所未有。
铁路呢？可怜的总督用意是好的，但是结果连一英里都没有建成。比利时人得到许可，修建、运营从武昌到北京的一段；不用担心他们是侵略者，而且这儿没有橡胶的诱惑。但是有俄国人和日本人在华北，意大利人在华中，英国人和德国人在东北，英国人和美国人从武昌到广州，英国人在广东和缅甸，法国人在安南——这一切都表明，总督从前的担忧是对的，洋人们就是要寻求和平地渗透。(www.xing528.com)
但湖广省有丰富的资源。张之洞创办的钢铁厂已经覆盖了汉阳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大冶铁矿的经营方法世界一流，还有便捷的水路交通前往汉阳，那儿的钢铁厂现在每日生产数千吨钢和生铁，质量上乘，其中一些直接发往加利福尼亚。在不久的未来，总督用意良好但却往往是灾难性的试验将会带来真正的繁荣。[8]
光是接受洋玩意儿但不消化外国人的智力，这种做法是毫无用处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台打字机和缝纫机固然不是没有好处，但也许这些机器中的大部分不久就会生锈坏掉。中国开始着手办西式教育，以便能使自己操作西方的工具。
长久以来，西方人一直在武昌办教育。武昌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点，许多人纷纷前来。武汉三镇共有11个传教差会，118名男女传教士来自英国、美国、挪威和瑞典。英国循道会在作家林辅华[9]的领导下在此地很成功，信徒的数量很多。但力量最强的还是美国圣公会，有23名传教士在武昌，13名传教士在汉口，早在1868年就开始在这儿传教。教会始终非常注重教育，三年之内就创办了一所学校，校址是价值30英镑的一座普通平房，主要训练基督徒男童，以便为将来的传教活动做准备，学校早期的费用全部由传教差会负担。1891年，学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训练规范化之外，还教授英语和吸收非基督徒入学等。七年前，学校提升为文华学院，科目中有文科、神学和医学，并且很快获得了美国特许状。由此控制和激发的武昌教育体系包括了46所中小学男校，有1600多名学生。女孩子也能够接受教育，500名女生分布在20所学校里，学校经费按时划拨，每年的经费从3000英镑提高到了3500英镑。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教职员和一半以上的中国教职员都是专职教员，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教一些课。有技术学校、《教理问答》学校、师范学校、护士和《圣经》女讲师培训学校等。整个文华学院大体上采取了美国式的教育体制，其中包括了学习、娱乐和ΦΒΚ联谊会[10]等诸方面；学校里其他具有特色的活动还有祷告、避孕药和军事操练等，铜管乐队和莎士比亚戏剧帮助本地人接触西学，而大楼也是清一色的美式建筑。
另一大新的看点是富丽堂皇的图书馆大楼，丁韪良博士对此写道：“把流通图书馆介绍到中国，就如同介绍了像镭一样的新生力量，它会永远在黑暗中闪光。”这个图书馆主要服务于武昌所有的在校学生。馆舍动工前，就已经积累了4000本英文书和1500本精选的中文书。英国、德国和法国最优秀的作品将被译成中文，在图书馆上架供人阅览。
文华学院还出版一种英文的评论季刊，这个刊物深刻展现了美式基督教教育的成果。某一年毕业典礼上的毕业论文题目包括《中国衰落的首要原因》《中国最迫切的需要》《国家与个人的自尊》《中国之觉醒》《教育作为一切真正改革之基础》，等等。有一个毕业生在七分钟的演讲之中提到了孟子、毕达哥拉斯、弥尔顿、保罗、洛克、迪斯累里、莎士比亚以及乔舒亚·菲奇爵士等，[11]还表达了以下观点：一个人要想得到自尊，不能依靠别人，而要让别人依靠他。某位聂先生所得出的结论表明他深受张之洞总督的影响：
从外国资本赎回铁路的迫切要求至关重要，因为人民意识到外国资本的危险性。因为铁路关系到国家的命脉，一旦铁路落入外人手里，主权就难以保障……所有这些危险人民都意识到了，所以他们希望迫使政府赎回铁路。
另一位金先生则在演讲开始便大声疾呼：
改革的呼声响彻全国！革命的呼声来自四面八方！除非极端小心，及时补救，严重的后果将不可避免。
这位金先生说得非常正确。官办学校和学院所推行的新式教育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数量在武汉竟高达100所，有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和地质学校等。我们又应当记住，现在采用的计划是“张之洞几年前起草并禀奏圣上的缜密出色的教育规划”的结果，尽管张之洞并不完全赞成现行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为了体会改革带来的一些效果，请读一读岑星岱（Tsen Sing-tai）自杀前致同学遗书中的片段：
我的思想改变了，开始提倡民主，因为我发觉汉人和满人无法共存。要想挽救中国，我们，而不是满人，必须立场坚定地统治中国。将来我们会顾及满人，我们会给予满人充分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世界文明进化至此，大批屠杀满人的事情当然不会发生。只要我们改革政治体制，教育民众，调整财政管理，培训工匠和商人，十年之内，我们的一切方面都会有人妥善料理，我们的主权就会恢复。在宗教事务方面，我通常没有成熟的意见；但如果有人说，我们不能没有宗教，我宁愿支持儒教作为唯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佛教同样对中国人民有利。至于基督教，愿意信仰的人可以自由信仰，但把它定为国教根本就没有必要。
这类思想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里翻腾着，致使一些西方领袖认为，在武汉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的时机成熟了。但危险是这个大学的规模不够大。政府非常支持官办学校，而基督教学校、学院和大学如果被国立学校和大学所超过的话，那将会是一个灾难。若真要建的话，就必须建得最好和最富丽堂皇。
[1] 巴基斯坦东北部城市，旁遮普省省会。
[2] 原书将这幅地图误排到了杭州那一章里。
[3] 这位总督是张之洞，丁韪良在《中国的觉醒》（纽约，1907年）一书中叙述并评论了同一则故事（第233、236页）。在丁的叙述中，填缺口没有治好总督脖子上的痈。
[4] 此处有误。吴国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222—280年）。公元25年，光武中兴，东汉建立；581年，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统一中国。——译者注
[5] 计量单位，相当于12打或144个。
[6] 哈莱街是英国伦敦的一条街道，许多著名的内外科医生居住在这里。所以，“哈莱街的专家们”一般是指医学专家，在这儿则是指高明的算卦者。
[7] 原文为古希腊语“Eureka”，相传是阿基米德根据比重原理测出金子纯度时所说的话，现用作因重大发现而发的惊叹语。
[8] 谈到张之洞，不妨提及他写的《劝学篇》，这一作品发表时朝野为之震动。一个法国人把它译成“劝人向学”，实际上它的意思是“劝人改革”。美国学者吴板桥博士（S.I.Woodbridge，1856—1926，美国来华传教士——译者注）给出了另一种翻译或意译，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原注
[9] 林辅华（Charles Wilfrid Allan，1870—？）是英国循道会的传教士，1898年来华，曾在汉口、长沙等地传教。他具有写作的才能，著有《中国的创建者》（1909年）、《北京宫廷内的耶稣会士》（1935年）等有关中国的书籍。
[10] ΦΒΚ联谊会是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
[11] 迪斯累里（DisRaeli，1804—1881）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首相。乔舒亚·菲奇爵士（Sir Joshua Fitch，1824—1903）是英国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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